宇哥带你读原著 2026-11-17 15:5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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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从1927年至1938年,主席一直以来遭遇的不公与打压,都与“共产国际”密切相关。
多年之后,主席曾对斯大林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其中,最让主席难以接受,对他伤害最深的,还是他带领红军历经艰险,九死一生,取得长征胜利之后,那位一步没有踏上长征路,却带着“共产国际耀眼光环”回国的“钦差大臣”王明。
王明回国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陈云等乘坐苏联的军用飞机经过迪化,兰州飞到了延安。
张闻天,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领导人,亲赴机场迎接。
主席在欢迎词中称王明是“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是“喜从天降”。
当然,主席以如此高规格的姿态来欢迎王明,并非是对王明本人的认可,而是基于对共产国际崇高地位的尊重。
此时的大多数政治局成员都认为:王明带回了“山沟里不可能有的马列主义”。
王明这次带回来的共产国际“新政策”指导精神是:我党应尽力促成在国民党政府基础上的全国团结统一,在统一战线上,不要提谁领导谁的问题,应该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经验。
而王明这次被共产国际指派回国,正是为了贯彻这套“新政策”的指导精神。
由于王明的身份相当权威:他除了是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之外,还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长期在莫斯科工作。
由此,王明对共产国际“新政策”的解读,就具有天然的,不可置疑的“权威”。
但共产国际的“新政策”是基于苏联利益考虑的,并没有基于我国我党利益考虑,而且与我党我军经过长征总结出来的经验,是相冲突的。
这样一来,王明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导精神,就必然会对众望所归的主席出手。
王明不点名批评主席
王明回国后不到两周,即1937年12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史称十二月会议),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
王明先是系统阐述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强调国民党在全国政权和军事力量上的优势,认为我党应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地位。
接下来,王明又重点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我党在洛川会议以来,强调的独立自主路线,这实际上就是在不点名地批评主席。
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否定了主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以及主席关于国民党有三派的科学分析。
王明认为不应空喊“领导权”,主席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等问题是错误的。
王明还提出应该遵循“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八路军也要统一接受老蒋的指挥”,主张全国的军队都要“统一指挥”。
我党从成立之初,已经有历史经验证明了:依靠老蒋,对我党我军只会带来灾难。这还没有过多少年,现场好多与会者,都忘了昔日的血泪教训。
他们基于王明的权威身份,会场迅速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竟然纷纷表示:王明对许多问题的提法很好,还检讨自己过去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了。
甚至就连张闻天都当场承认:王明指出的这些错误,自己和主席是要负责的。
而主席坚持的“持久战,游击战,在统战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在会议上没有获得多数支持,使得主席不得不表示同意王明的意见。
多年之后,主席每当回忆起那一刻,都委屈得不行,他讲道:“十二月会议,我是被孤立的”。
经过会议表决,王明成功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决定由周副主席,博古,董必武,项英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王明随后出任了新组建的长江局书记,周副主席为副书记。
王明删改文章
十二月会议后,王明前往武汉领导长江局。周副主席虽然是长江局副书记,但在王明的一言堂与独断专行之下,根本没有什么发言权。
接下来,王明开始逐步把长江局变成了,一个几乎独立于延安的决策中心,被党内一些人称为“第二政治局”。
1937年12月25日,王明没有取得中央的批准,就以中央的名义发表了:我党对时局的宣言。
1938年2月9日,王明没有经主席本人同意,就以主席的个人名义发表了对《新中华报》记者的公开谈话。
1938年2月底至3月初,王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一份政治报告,再次重申了他“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强调一定要在军事上服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
主席则在会议上重点谈了军事问题,其内容就是后来《论持久战》的初步论述。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主席明确表示:王明同志在如今的形势下,不能再到武汉去了。
表决的结果是:五票赞成,三票反对。中央通知王明去武汉一个月后,就需要回到延安来。
但王明到了武汉之后,并没有遵守这一决定,还擅自发表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公开宣扬他的主张。
王明这样的胡作非为,毫无组织纪律性,已经让中央对军队的指挥失灵了。
1938年3月,115师师长林帅负伤后需要有人代理其职务,可在同一天,竟然出现了两道相互冲突的命令。
一道是主席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发的,让罗荣桓代理。
另一道是朱总司令,彭老总以八路军总部的名义发的,让陈光代理。
最终,因为总部的命令早于主席的命令几个小时,便以总部的命令为准了。
主席的命令出不了这个窑洞
但更让主席感到无力的是,他本人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其有关“独立自主”的部分,会被擅自删去。
这主要是因为王明在武汉期间,掌握着我党核心的舆论阵地。
当时的长江局直接领导着《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
这“一报一刊”是我党在国统区进行宣传及推行主张的主要平台。
《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是我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第一份全国性政治机关报,由王明本人担任该报的董事长,最多的时候,每天能发行5万多份,影响很大。
《群众》周刊则是我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出版的理论性刊物,虽然是由周副主席直接领导,但刊物的早期受王明影响,也发表了一些反映王明错误观点的文章。
王明掌控的“一报一刊”,一度变成了其推行个人主张,甚至与延安的中央分庭抗礼的宣传工具。
1938年7月,中央电令长江局在《新华日报》上刊发《论持久战》,王明以“文章太长”为由,拒绝了。
中央退而求其次,说可以连载,王明还是拒不执行。
最终还是周副主席以单行本的形式发行,才让主席的《论持久战》在大后方传播开来。
更有甚者,王明还提出在延安的《解放》周刊也迁到武汉去,他这是要让主席的言论彻底出不了窑洞。
主席破局
王明在长江局时期的所作所为,用周副主席后来的话来说,就是: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
此时的主席相较起长征初期,已经成熟了很多,他打破王明试图让他无法发声的方法很巧妙:釜底抽薪,外加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以王明如今“钦差大臣”的身份,主席自知:正面发生争论,没有取胜的把握,反而会让处境更加的艰难。
于是乎,主席将任弼时派去了莫斯科,希望能从源头上,解除王明的“共产国际的权威”。
任弼时到了莫斯科后,递交了超15000字的书面报告大纲,如实向共产国际汇报了我国抗战和我党的事迹情况,并获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认可。
季米特洛夫明确表示:支持主席为我党的领导人,他是从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像王明这样的,就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
当王稼祥带着任弼时争取来的共产国际“新旨意”回到延安后,王明一直依仗的“共产国际光环”立马熄灭了。
紧跟着,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这一精神,批判了王明的错误,并正式撤销了长江局。
自此,王明引以为傲的“国际代言人”身份,彻底成为了历史,他也退出了我党的核心决策层。
总结
主席在王明回来后领导长江局的那段时间,其“命令出不了窑洞”,并不是主席个人权力的暂时失落,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权威冲突。
王明的“共产国际”身份,让他垄断了对“共产国际指示”的解释权,他的话语具有绝对的权威性。
就譬如:张国焘一回国,路过新疆,就以“托派罪”处决了张国焘的两员心腹大将李特和黄超。王明找张国焘讲出这件事后,张国焘直接就被王明吓得叛逃了。
王明在当时就是这样的牛,他的一张嘴,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他指认谁是“托派”,那么这个人就会被格杀勿论。
王明就是凭借着这样的身份,压倒了众望所归的主席,还通过长江局,架空了延安的指挥链条。
不过主席的破局方式,堪称绝妙:他借用的恰好是同一个权威体系,让共产国际收回了对王明的授权。主席的这次胜利,不仅仅是个人的胜利,更是我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战胜共产国际教条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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