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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为鹏等 | 1850年前中式会计和簿记的发展:以统泰升号商业账簿为中心(1798—1850)
社會學會社的朋友们 2026-11-17 21:59:44


专题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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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随手翻开几本明清地方志书,常能看到士人以“务本业而轻末利”一类语句来标榜本地乡风。在儒家士大夫勾勒的理想图景中,“耕读传家”无疑是最正统的社会生活状态。然而,这种流传甚广的表述,大抵只是士林阶层的一厢情愿,也不乏对地方社会的刻意修饰。越过这层观念的遮蔽,那些被贬为“末利”的商业活动,实则贯穿人们的日用起居,长久以来更是支撑这一庞大帝国运转的基石。晚清以降,中西激荡之下的商业转型,也由此深刻牵动了近代中国日常生活与国家形态的剧烈嬗变。本专题汇集三十六篇中外研究,分作六个部分,期冀为晚清民国时期这场错综复杂的历史转型勾勒出大致轮廓。


想要理解近代中国商业的变与不变,不能脱离传统社会长期积累的制度与习惯。第一部分以明清时期的商业实践为起点,呈现近代商业转型的历史背景。第二部分则集中于商业合伙与簿记,展现在现代企业制度之外,中国商人组织资本开展经营,并协调收益分配与内部管理的历史传统。这些既有的经营传统,在晚清寻求富强的过程中又面临新的调整。第三部分则聚焦“官督商办”这一洋务时代的特殊产物。以轮船招商局为首的中国第一批新式企业,正是在这种所谓“官为保护、商为经营”构想之下诞生。它们的兴起与困境,既映照出变革时代中国社会经济新旧交织的复杂面貌,也预示着此后中国社会发展的某些走向。


第四部分转向公司制引入后涌现的诸多新式企业。1904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大清商律》,其中的《公司律》首次以成文商法规范公司组织。此后,现代公司法在多大程度上渗透入中国商业实践,又如何改变企业的组织与经营,长期以来为学界争论。不过,比起形式上的异同,更须追问的是新式企业如何在制度移植与实际经营之间作权衡与腾挪、继承与发明,以应对融资、扩张、竞争及维持公司控制等具体的商业挑战。这些企业的兴衰如同沧海浪花,其起落又与更深层的货币与资本条件密切相关。因此第五部分关注近代中国的货币与银行业,梳理中国走出银本位、推进币制统一与建立银行信用的尝试,考察其成效与局限,亦关注货币制度变迁对商业乃至整体经济走势之影响。最后一部分以民国时期建立国家规划与统制经济的尝试作结,观察逐步形成的现代国家如何摸索介入经济活动的方式,并形成新的资源配置与企业管理机制,为此后中国经济社会走向埋下了制度伏笔。


“书写历史的行动本身即是一种历史行动。”近现代中国的商业演进及其商业史研究,其实皆为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产物。二十世纪以来,这一研究领域蔚为大观,而许多研究者在回望近代商业转型时,也正直面于此后接踵而至的改革与市场化浪潮。他们或亲历变局,或仅是隔雾看花,但无论处于何种位置,对自身时代处境的体认与回应,往往以或隐或显的方式融入理解历史的问题意识之中。这种过去与现实的互文关系,使得部分相关研究长期受到某种目的论式问题的牵引。无论是早年的阶级分析框架,还是后来以“现代化”为轴心的解释路径,商业史都在回答一系列“是与否”的问题:中国是否形成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企业是否符合现代公司的标准,商业发展又是否成功推动了现代化。本专题则希望将这些问题重新置于具体的情境中,将提问的重心从“是否”退回“如何”与“为何”:近代中国的商业秩序究竟在怎样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在不同政治环境、制度条件与市场压力之下,商人、企业与政府为何作出某种选择,又为何放弃了另一些可能?这些选择如何落实为具体的经营安排,又与国家权力发生怎样的联系?从这一角度观察,中西经济模式的殊异固然不言而喻,但这一分野本质源自共同的问题——人类如何汇聚资源、积累财富并获取权力。不同的制度传统、权力结构与历史轨迹,使双方走上了时常交汇但不尽相同的道路。


囿于篇幅所限,本专题仍留下诸多空白。即使在已经涉及的领域,也仍有大量重要文献无法悉数胪列。这些缺憾既是编选范围所限,也说明近代中国商业转型本就是一个边界不断延展的问题领域。期待这份选目能够提供若干进入讨论的路径,并为今后的补充、修订与进一步对话留下空间。


鸣谢


专题策划人:高天泽




袁为鹏,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史、会计史。


Richard Macve,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会计学荣休教授,研究方向为会计史与财务会计理论。


马德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史和经济发展。





摘要


人们一再强调复式簿记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对欧洲之外其他地方富有成效的经济组织的簿记和会计实务的探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详细介绍了对统泰升号——一家重要的中式“杂货/商业银行”类商店——原始账簿的研究情况。统泰升号账簿的时间跨度为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是现存的中国被迫向西方开放前的一套最为完整、系统的的民间商业账簿。我们对统泰升号商业账簿中的记账流程和内容等进行研究,为中国本土簿记和商业组织的本质特征,以及中国的商业文化和发展道路等更大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批判性认识,从而便于与西方进行比较。此外,我们在现存的统泰升号账簿中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去支持以往的研究观点,即这一时期中国成功企业的会计实务有属于自己的可与西方复式簿记相媲美的“中式复式簿记”。


关键词


晚清中国会计档案;中国商业史;统泰升商号;复式簿记




一、1850年前中式簿记和会计发展的意义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人们重新开始了19世纪后期来自西方欧美等工业国家的影响尚未明显到来之前中国经济繁荣的历史争论。其中最突出的争论是围绕“大分流”的观点展开的,彭慕兰在著作中对此做了解释,并提出一个富有争议的观点,即认为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至少在扬子江下游的富庶地区——可能已经与18世纪后期西北欧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相当(Pomeranz,2000)。为了解释18世纪后期中国与日益工业化的西方发生的分离,人们提出了多种观点,涵盖了自然资源、政治制度乃至文化传统等多个方面。大分流争论中的许多观点都可回溯至韦伯有关资本主义兴起的论述(Brandt et al.,2014)。


韦伯的观点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一个,后来Sombart又加以强调,就是将资本主义的兴起与西方理性化的簿记,或更确切地说,复式簿记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观点一直受到强烈质疑(Yamey,1978,1982;Gardella,1982,1992;Macve,2002)。然而,近来一些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书籍以多种方式重新确立了Sombart的观点(Hoskin et al.,2016b)。与此相关的是,甚至在大分流争论前,中国的学者间早已形成这样一种观点,即虽然可能没有实现西方复式簿记的所有特征,但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企业及其簿记员/会计员却发展出一种本土的“中式复式簿记”,这是中国日益活跃的商业和金融发展所需要的(Gardella,1992;Goody,1996;Aiken and Lu,1998;Guo et al.,2011;Ji and Lu,2013)。


Hoskin等人(2016a)对目前为止有关这一观点的论述做了回顾,尽管他们并未质疑中国传统簿记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但质疑存在与西方复式簿记本质上类似的中式复式簿记这一观点(Macve,1996),因此削弱了韦伯、Sombart对西方复式簿记所持观点的影响力。


“本质上类似”究竟意味着什么?尽管在中世纪的西方簿记系统中,账簿的书写和处理技术有其独特特征(Sangster,2016),但吸引韦伯和Sombart的是采用复式记账的商业会计的本质特征,即在完全的复式分录(在西方被称为“借方”和“贷方”)的硬性要求下所产生的一种“闭环系统”(Mattessich,2000),其通过周期性的汇总提供损益表(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Goldthwaite,2015)。这些财务报告被广泛地用于解释企业的运作和资本情况(Macve,1996)。也有学者认为,中式复式簿记的记账流程从17世纪到18世纪已经历本土化演变,即要求全面的复式记账,并能够根据总清分类账中的账目分别编制相应的进-缴(进-缴=收入-支出)和存-该(存-该=资产-负债)报表(Aiken and Lu,1998)。


然而,在这场关于会计的辩论中,除有限的例外情况,大多数声称存在中式复式簿记的观点都没有以对中国原始会计记录的仔细论证为基础而提出支持这一观点的系统性证据,即目前所提出的证据都不足以支持中式复式簿记的存在。本文并非致力于解决复式簿记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究竟有多么重要的问题(Hoskin et al.,2016b),而是旨在介绍我们最近对统泰升号商业账簿(1798—1850)中发现的原始会计记录的研究结果,揭示所谓的“中式复式簿记”在中国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性。而正如我们之后所说,统泰升号账簿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中国现存的19世纪中叶被迫向西方帝国主义开放前的一套最大、最完整的商业账簿。统泰升号商业账簿的所属年代几乎完全横跨了清朝嘉庆(1796—1820)和道光(1821—1850)两位皇帝的统治时期。本文重点讨论了统泰升号账簿中记账和会计的技术特征及其可能具有的商业用途,并结合对中式复式簿记和西方复式簿记更为广泛的争论,对统泰升号账簿中的内容做了解释,并讨论了其可能产生的影响。


然而,我们的研究也确实面临一些局限。正如下文要深入讨论的那样,即使在这一空前丰富的账簿史料中,也存在着一些缺失,而且我们无法确定缺失了何种记录。由于我们在本文试图论证统泰升号商业账簿并不支持以往学者关于在这一时期中国已本土化演变出了中式复式簿记的观点,而论证这一问题所缺少的证据显然可能存在于已遗失的账簿中(事实上在统泰升号档案中可能还有其他一些账簿未被发现)。而且,尽管我们确实知道统泰升号商业账簿的历史(马德斌和袁为鹏,2016),但我们并没有找到那种在西方很多档案中都存在的诸如信件、会议记录、合同等原始性的补充记录(Fleischman et al.,1995;Fleischman and Macve,2002,2012;Matringe,2016),以便用来解释更多的商业背景,更没有当代会计手册来提供指导(Stoner,2011;Edwards,2015)。


然而我们坚持认为,现存的证据——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最完整的中国古代商业账簿——至少与我们的观点不相矛盾(目前还没有学者引用原始资料来支持关于中式复式簿记的传统观点)。而且,鉴于我们已经能够对437本各种类型的统泰升号商业账簿的形式和内容进行考察,如果真的存在中式复式簿记的话,不太可能在统泰升号账簿中未找到任何线索。第二节简要回顾了中西方簿记方法与程序的主要历史特征,为介绍统泰升号商业账簿建立一个概念框架;第三节介绍了统泰升商号的背景;第四节详细阐述了统泰升号商业账簿的主要特征;第五节概述了统泰升号商业账簿对中国簿记和会计史研究乃至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意义;第六节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对今后相关研究重点提出了建议。


二、西式和中式记账程序


记账的目的一般可分为三种:(1)有助于记录已经发生的交易以及由此产生的资产和负债情况,还可以进行内部检查,作为预防措施以防止资产特别是现金被盗用;(2)计算利润,并以此为基础与通过合同或其他责任关系相联系的各方结算和共享商业成果(从而也提供了激励,Ogura,1982);(3)提供有关标准作为信息收集的基础,以指导有关改善管理和未来业务发展(或缩减)的决策,同时还可收集与外部投资者相关的信息(Macve,1980,2014,2015)。


虽说多种形式的会计账簿都有助于实现这些目的,但现代西方会计通常使用复式簿记系统。正如1494年帕乔利所解释的那样(von Gebsattel,1994),当仍需手写记账时,西方复式簿记的三类账簿分别是“备忘录”、“日记账”和“分类账”。前两类是按照时间顺序编写的,(理想情况下)日记账是经常根据备忘录(或“草簿”)中对交易的粗略记录而编写的。日记账中的“借方”和“贷方”分录将过账到分类账中。根据分类账账户的余额,可以很容易编制定期汇总报表——“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因此,这一系列账簿和由此编制的财务报表本身是完全一体的,并具有完整的内部交叉参照,便于核查或审计。


但正如我们转而去审视中国的统泰升号商业账簿时会看到的,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复式记账法一般来说足以(提供/包括所有相关的交易和业务记录)实现记账的三个目的,但这一方法不是必须采用的(Macve,1996)。其次,将账簿分为备忘录、日记账、分类账三类,并不是复式簿记系统对记账工作的硬性要求。特别要注意的是,虽然这三类账簿在概念上的区别十分明确,但在实践过程中(尤其是在现代电子系统中),独立的西方复式簿记可能实现不止一种记账功能,从而节省会计工作量。


最典型的例子是现金账,其既可用于构成日记账中的现金部分,也可用于构成现金资产的分类账。其他专门的流水账,例如销售、采购或支出类的流水账,也可按类似方式使用。因此,对于按时间顺序记录的销售日记账(或销售流水账),其所记录的每个会计期内的销售总额同时也构成分类账内销售账户中的数额。因此,只需将这些专门流水账中的累积余额与分类账中的余额相比较,或许就可以省去后者,实现复式记账法中的“试算平衡”。相应的,主要的日记账将简化为只需要处理特殊交易和账户结转等事宜。再者,虽然文艺复兴时期繁忙的商人也许只有时间在每天的生意中保留一个粗略的交易“备忘录”,并以“借记—贷记”日记账的形式仔细记录下来(理想情况是每晚都要记录,但至少每周要做记录),但随着专业化的会计职员雇用数量的增加(以及后来不断改进的会计处理技术),可能会使备忘录与日记账合并,从而只需要从一种有组织的“原始分录”账簿过账到分类账中即可。协助会计人员并保持手写复式簿记规模可控的另一项技术是在分类账中加入“控制账”——例如针对全部的贸易债务人和债权人——同时单个客户或供应商的账目应记录在“备查簿”中(备查簿中的结余总额应与分类账中各控制账上的结余相符)。


例如,两种技术的结合将使得销售日记账/流水账可同时代表西方复式簿记系统中的三种账簿类型:按时序编写的原始分录备忘录、日记账(因为定期销售总额必须是“名义”分类账中“销售”账户的贷方;单个销售必须记入现金的借方,如果在贷方,则要记入客户账和/或销售分类“控制”账),以及“名义”分类账中的“销售账”,它可以被纳入“试算表”,并转入损益账户,最后转入期末资本。因此,复式簿记中所采用的各种会计处理方法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会计技术(手动、机械、电子)以及与此联系的会计处理成本。


复式簿记分类中的这些模糊之处意味着,如果研究者不了解记账所采用的完整系统,那么很难仅根据某个特定的账簿去准确推断出其在整个簿记系统中的作用(Hoskin and Macve,2000)。如果保存有一套相当完整的西方商人或实业家的历史账簿,那么可以充分重建其相互关系——尽管有时非常费时费力(Fleischman and Macve,2012)。也可以从当时流行的许多会计手册和论著中(Stoner,2011;Edwards,2015),或与同时代的其他档案史料进行比较来获得指导。


当我们转向中国的簿记时,中式复式簿记所声称的主要特征——正如它们被郭道扬等人(2011)用中文以及英文所描述的(Hoskin等人对此提出质疑,Hoskin et al.,2016a)——乍看起来似乎与西方复式簿记(备忘录、日记账、分类账)相似。据称,与之相对应的中式复式簿记的账簿类型可以分为草流、细流和总清(Aiken and Lu,1998)。这类似于西方复式簿记中的备忘录(或草簿)和日记账,前两种按时间顺序记账,第三种则将账目分为“资产”和“负债”两项,如客户的借贷账。下面,我们就基于这些标准详细考察统泰升号商业账簿。


三、统泰升号商业账簿


统泰升商号总店位于清代河北省宁津县(现属山东省德州市)的一个小乡村集镇——大柳镇。它位于北京以南约240公里处,靠近大运河以东的河北省边界。我们研究表明,统泰升商号的十多家分店分布在周边的几个乡村市集,比如长湾店和柴胡店,每家分店都在距大柳镇半径10公里的范围内。统泰升商号将杂货业务与借贷业务相结合,这在许多国家的商号中都很常见(Ogura,1982;Ziegler,1988)。


我们根据账本的记录估算,与18世纪至19世纪山东省各商号的平均交易规模相比,统泰升商号应属于中等规模的商号。


1935年,荣氏家族捐赠给北京图书馆的统泰升号原始账本数量共有475册,我们能够利用的1798—1850年统泰升号账本的实际数量为437册。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于可能保存下来的19世纪中叶前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原始商业账簿来说,就其完整性和系统性而言,都无法与统泰升号商业账簿相媲美。在这一方面,统泰升号商业账簿为我们从多个视角审视中国的记账传统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例如,不同于一些研究需要依赖某些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账本,如Auyeung等人(2005)对自贡盐业账本的研究,或者Gardella(1992)对瑞蛱祥商业账本的研究,统泰升号商业账簿中的记录来自1798到1850年中国北方的一个乡村集镇,此时西方的会计思想与实践对中国还没有产生任何明显的影响。虽然我们并未宣称统泰升号商业账簿是中国传统商业账簿中最具代表性或最精致完善的,但在475册账本中,我们共统计了437册,这为我们考察中式记账系统的内部结构,诸如账本的布局编排、过账、转账、不同数字系统的使用以及财务报 告的编制等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


四、统泰升号商业账簿:分类和记账系统


从18世纪末开始的约50年里,尽管诸如长湾店这类小型分店在这一时期仍继续使用着非常简单的账本,但我们可以看到统泰升商号的记账系统在其位于大柳镇的总店中不断得到完善。统泰升号的账簿仍遵循中国传统的单式收付式记账法,记账主要侧重于现金的收支,每笔交易只记一笔(除非是赊账,在客户/供应商的账户上做相应的记录,即记两笔)。


这些账本的重量很轻,纸质线装(通常是贴有红色识别条的软蓝色封面),约20厘米见方,厚约3—4厘米,账本内容用毛笔手写。我们后来曾见过一些印刷的账页。账页上没有编号和索引。


我们并不知道统泰升商号的记账工作是如何组织的,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参与这项工作。Gardella(1992)介绍了瑞蛱祥商号在晚些时期的会计组织形式。对两个商号的规模进行比对,我们或许能够猜测统泰升商号也具有类似的会计组织形式。在柜台的原始账簿(也可称为草账或元账)中,柜员记录每天的现金和货物交易情况,以便账房进行进一步的分类和内部审计。我们将现存的统泰升号(即总店)商业账簿按各自的记账内容和功能分为四类,其中第一类到第三类大致与Aiken和Lu(1998)以及Ji和Lu(2013)对账簿所做的分类相一致,并在概念上与西方复式簿记的三种重要账簿类型(备忘录/日记账、分类账、财务报告)相对应。第一类是原始流水账(大致对应于复式簿记中的备忘录或日记账);第二类是有关客户和供应商、借款人和贷款人以及货物销售和采购的账本(大致对应于复式簿记中的分类账);第三类是根据这些账本编制的财务报告(在统泰升商号中,这些财务报告是以账簿为基础编制的,但不是账簿系统的组成部分,这与西方复式簿记系统不同);第四类包括其他杂项等未分类账。


根据上文所述的四种账簿类型,我们以10年为界,对1798—1850年的437册统泰升号商业账簿进行分类统计,见表1。



表1:统泰升号账簿分类表。


当将这四种分类标准与统泰升号商业账簿进行对应时,某些账簿所属的类型可能会有些模糊。为做进一步说明,我们在表2中对1844年的统泰升号账簿进行了更加详细的分类,发现现存的统泰升号账簿中1844年的账簿数量最多,共有20册。



表2:道光二十四年(1844)统泰升号账簿分类表。


我们详细介绍这四种类型的账本。


(一)原始流水账


统泰升商号早期流水账中对于不同类型的交易并未做明确区分,账簿中不仅记载了货物的出入,还记载了货币交易(包括利息贷款)以及总店和分店的日用支出。在统泰升商号的账簿中,交易记录包括了商号的业务往来以及客户购买、存款或负债等多种信息。后来,总店还出现了专门的流水账,如卖货账、进货账、日用收支账、利息交易账等。不同内容的账簿,其分工日益细化,这反映了商店经营规模的扩张和会计方法的改进,但这些账簿中的记账方法仍类似于在长湾等分店所一直使用的早期流水账。统泰升商号的这类流水账在其所有的账簿中占有很高的比例,其主要是记录铜钱和银两收支的日记账。图1是长湾分号一本流水账中的一页,其记录了客户每天购买货物的情况。根据图1和附注,账本中的每页以月日起始,然后记录客户购买货物的种类和数量等详细交易信息。虽然货物单价通常不会显示在流水账中,但有时也会被记录下来,尤其是在货物价格发生明显变化时。通常来说,在账本的封面上(这里没有显示)会注明记账期的开始时间(年和月),如“嘉庆十三年正月初三立”。



图1:统泰升号长湾店流水账[嘉庆十三年(1808)立]。图中1表示账页日期;2是客户名称;3a、3b、3c表示该客户购买的商品名称和数量,这三个项目都被转入图3的客户账中;4表明交易并未结清。


早期账簿实际上并没有对银两和铜钱做单独区分。银两和铜钱被共同记录在出入流水账或出入银钱流水账中,其中以银计量的收支也按照当日的汇率兑换成等值的铜钱数。在定期结算中,现金流通过流水结存来核查,其核查时间以农历月的每五天或十天为界,或是在交易日,又或是每日就要核查。银两和铜钱分别进行结算。因为铜钱是清代华北地区使用的主要货币,在记账时作为货币标准——计价标准,所以银两会按(浮动)汇率兑换成铜钱,从而得到铜钱总额。在后期的统泰升号账簿中,当银两的使用更加频繁时,为便于商号的管理和核查/内部审计,铜钱和银两的交易会被分别记录在不同的账簿中,但或许是为了方便后续的会计处理,仍会将银两兑换成等价的铜钱。这种现象在第二类和第三类账簿中尤为常见。


在图2中,我们展示了流水账的一张账页,以及这张账页的下半部分中的一部分,并在注释中附上对这个部分的说明。



图2:总店银账[道光二十八年(1848)立]。图中主体部分截取自账页全页的下半部分(全页见右上角)。图中编号1、6、7记录了顾客的姓氏、交易次数和交易总额;2a、2b、2c、4、5记录了此次交易的金额;3记录了本交易的类型;8、9表示该账户尚未结清。


这本银账中账页的每行(竖行)都被分成上下两部分,并分别注明日期。上半部分通常只记录收到的客户钱数(在本例中用银来记录,但仍要兑换为等价的铜钱);下半部分仅记录支出。上下两部分严格分开,或许是为了便于内部核查,这一特点与复式簿记相同(von Gebsattel,1994)。在用银两来记录交易时,银的平色(重量和纯度)、种类(已铸造过的元宝银、银币或未铸造的散碎白银)以及银与铜钱间的每日汇率也会被记录,因此可以将银两兑换成等价的铜钱。


从这两张账页中可以看出,如果是需要立即结清的现金交易,会计分录仅记录以银两(或铜钱)为货币的收支额,或是仅记录货物的销售数量,而不会记录贸易伙伴的名称。但是,如果银/货交易属于赊销,则会对贸易伙伴的名称(人名或商号名称)等信息进行详细记录。因此,这些记录可以很容易地被转入下一级的会计账簿中,如往来账。在流水账中,需要转入往来账的项目将在账末注明“过”或“之”。已结清的交易将被注明“清”或“两讫”,表明该项已被结清,不再需要转入其他专门的会计账簿中。当流水账被结算时(如每隔五天或在其他会计期结束时),余额表示收支的钱数总和,以及铜钱和银两的流动资产余额。


在多数情况下,“中间”账簿保留了流水账的形式,但其专门化的逐渐增加使其能够对各类商业活动中的总额进行累加,因此这类账簿也可被归入“转录分类账”,即它们同属第一类和第二类账簿。早期的原始流水总账业已包括这些内容,而之后这些内容又被誉录到下文所述的专门账簿中。因此,一些早期的流水总账也不应仅被视为元账或草账,而应被认为同属第一类和第二类账簿。后来,在原始流水总账没有包括这些中间账簿中的内容的情况下,这些中间账簿也被视为或充当元账或草账,以用于编制专门交易类的账簿,即它们也同属第一类和第二类账簿。如下文所示,这些账簿也可以发挥第三类账簿所具有的功能,即用于编制定期汇总账(参见第二节对复式簿记系统中诸如销售日记账的多种作用的讨论)。


1、买货总账,也称为入货总账,即对每日进货数量和价格,以及每次进货所需的盘费、路费和脚力的记录。


2、诸如卖线账、卖豆油账、卖油饼账、卖(棉)花账、卖豆子账、麦子账、红高粱账等账簿是针对某些特定商品的销售账。之所以单独设立这类专门账,其原因可能是这些商品有一个集中的销售期,或者有特别大的销售规模,因此有必要对其单独分类。


3、还有一些账簿,如院里使用账、支使账,商店日常支出账,这些账簿记录了商店伙计的日常生活开支和商品包装、送货、运输等费用。


4、这些账簿中最为重要的是串钱日用账、日用账以及入串钱账。这类账簿是在统泰升商号成立30年后才开始使用的。这些账簿得以使袁为鹏和马德斌二人(袁为鹏和马德斌,2010;马德斌和袁为鹏,2012)——大概也会使统泰升号——编制出商店每一时期的收支汇总表。


(二)转录分类账


商号的账房将原始流水账中的数目转录到分类账中,用于核查和内部审计。统泰升号的账簿中有多种类型的转录分类账,又被称为“誊录账簿”,它们包括:


1、客户/供应商类账簿


交易总账根据商号和客户的名字,分别记录客户购买商品的时间、名称、数量和单价(但通常不会记成货币价值的形式),以及付款的时间和金额。图3展示了这类账簿中的一页,其与图1(第一类账簿)中的部分记录同属一个客户,现将其转录并归入客户账中吉星堂(客户名称)的账目下。



图3:长湾店客户账[嘉庆十三年(1808)立]。图中1为客户名称,2为商品单价,3a、3b、3c从图1转录而来,4是商品名称和数量,5为交易金额,6表示客户账已结清。


账簿中每天都会记录新的购买和支出情况。最后是对总额的汇总,如果支出额等于购买额,该账户将被标注一个“完”或“清”字,或直接用一个圆圈圈住(如图3所示)。如果有任何盈余或贷记项,则会写明正数或负数额,并在账户中标注一个“过”字,表明这笔账目需转入后续账簿中。


如果顾客有结转债务,那么期末余额的计算自然也会考虑到这一点。在后续阶段,包含有商品交易和货币交易的客户账将采用经典的“四柱结算法”,即旧管+新收-开除=实在,这是一种协助内部核查和审计的方法。图4中的例子展示了完整的中式四柱结算法的原理。


图4所示的往来账和存借账记录了统泰升号与其他商号间资金出入的详细情况。



图4:总店客户账[道光二十六年(1846)立]。图中A、账页上半、账页下半、B共同构成了“四柱”,分别为先前账户结转余额、新收、开除和期末余额。1、2a、2b、3、4、5都是做账记号。


这类账簿还包括宅户交易总账和字号交易总账。它们类似于上文提到的交易账,不同之处在于这里区分了私人居民和商号。


此外,还有欠钱账和本街欠账,是记录客户欠款的账簿。


浮记账或暂记账是对商店与客户间借贷情况的临时记录,大概是为了以后作为参照以及核查/审计。


交易老账列出了未清偿余额的客户(商店或居民),这些客户将被催促还款和结算账目。然而,由于现存账簿中保留有非常多的这种交易老账(见表2),因此这里的“老”可能并不意味着款项被严重拖欠,而是指这是一本“熟悉的”或“受人尊敬的”账簿,其账目需被结清。


2、货币借贷类账簿


流水银总账记录了商店的银/铜贷款以及月利息收入。统泰升号账簿中约有20—30本利息账,这些账簿是研究金融史的珍贵资料(马德斌和袁为鹏,2012)。这些账簿记录了统泰升号与当地其他商号、当铺及普通居民间的借贷业务信息,包括贷款额、利率、借款日期、还款日期和还款额,以及是否有抵押或担保人等。


3、其他资产类账簿


“存货账”可用来核对商店存货的数量和价值,也许还可用于核查资本与利润。然而,在现存的中国早期账本中,这类账本的数量很少,对于统泰升号账簿而言,也仅发现一册这样的账本:洎镇存货账。事实上,它可能是专门针对商店的销售而编制的(尽管没有任何其他相关的书信或文件来加以佐证)。万斯年(1935)曾提到了一个事例:购买的一头驴被视为是另一个支出项目,所以不会出现资产折旧之类的问题。家具也用类似方式做了处理。


这种通过记账系统来处理交易的第一类和第二类账簿数量众多,我们注意到,西方早期的复式簿记系统同样也催生出各式各样的辅助账(Goldthwaite,2015)。


(三)财务报告概要


可以根据账目定期编制财务报告概要,但需注意的是这些财务报告是以账簿为基础编制的,但并未构成账簿体系内的一部分,这与作为西方复式簿记中分类账体系组成部分的损益账和资产负债表不同(Hoskin et al.,2016a)。在对统泰升号账簿的检索过程中,我们并没有发现这类财务报告,但显而易见的是,依据串钱日用账和入串钱账中的账目总额(它们属于上文介绍的第一、第二类账簿),这类财务报告可以很容易地被编制出来(尽管不是每月都会编制)。事实上,为获得统泰升号每年的现金收支总额,马德斌和袁为鹏(2012)已对这些账簿中的有关内容做了抄录,并对其中的数据做了汇总。但这只是总店的数据,所以即使是根据这些数据计算出了总额,也不能直接与对现存所有流水账(包括现存的分店流水账,其与总店账本间的关系尚不清楚)账目汇总后得到的总额相匹配。


在讨论统泰升号的账簿时,魏泽瀛(1936)描述了月度损益账,并将其与西方复式簿记系统中的损益账做了比较,但这种重建似乎是对多年以后的会计实务的一种“回读”,而不是从原始史料中实际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内容(见附录一)。


此外,在统泰升号的账簿中,还保存着一套总清账簿,又称红账或一本万利账。这类账簿中的内容通常是商号对股东资本份额和存款的记录,包括年末财务状况评估时计算的损益、资本股东股份和身股股份、年度红利总额以及每股股利的分配等。现存的统泰升号账簿中,有两本一本万利账,时间跨度超过了40年(1801—1825、1825—1843,但1832—1841年的内容缺失)。表3摘录了第二本一本万利账中1825年(启用该账)和1826年的部分内容。


表3显示了利润或股利的分配方案,即以购买货物和家具(1825)、利润收入和资本投资(1826)等各种形式所占的贡献份额为基础,并以劳动(或管理)、房屋租赁和房屋价值等其他形式所占的贡献份额为补充进行分配。如表3所示,这两年的总额被折合成11股。遗憾的是,我们无法从统泰升号的其他账簿中追溯这些投资信息的来源,也无法将此处列出的数额与上文所讨论的串钱账中计算出的相同年份的数额进行比对。



表3:一本万利账样表。


但是,统泰升号账簿并没有为Aiken和Lu(1998)所宣称的传统中国最先进的本土簿记系统是“四柱结算法”这一观点的准确性提供任何佐证。四柱结算法也被称作“龙门账”,后被称作天地合,据说其历史可追溯至18世纪中叶,被认为是集账簿与财务报表为一体的一个综合性会计系统(参见附录三)。似乎更有可能的是,只有票号/当铺才会具有这种复杂的簿记系统——之后是越来越多的其他大型商号——而且可能只是从19世纪后半叶或20世纪初西方的影响日益加深后才开始使用(Hoskin et al.,2016a;李景彰,2012)。


(四)杂项账


商号的会计处将杂项账或辅助账另外作为一类账簿,用来记录杂项或临时性的交易和往来等情况,这样所需的账目记录就会更加清楚。


1、特种账


上文的分类还留下几种比较特殊的账簿,我们称之为“特种账”。例如公仪老账,该账记录了统泰升号与大柳镇当地其他一些商号间有关社会公共事宜(如修路架桥、祭祀、庆典)的信息,以及与此相关的出资分配和责任轮换。


此外,我们还发现了记录学徒每日收入和生活开支、日常消费等情况的账簿。这些账簿可能是店内学徒自己保存的,他们也将这些账簿作为练习基本记账方法的工具。


2、分店账


分店账簿,诸如长湾分店的商品交易账(参见图1和图3),以及恒泰分店的货币交易流水日记账等,都是统泰升号的分店所使用的记录相对简单的账簿,这些分店账簿或许能够说明总店早期的账簿是如何进行记录的。虽然目前还不清楚为这些分店编制了何种类型的定期财务报表,但我们(也如魏泽瀛,1936)同样在这些账簿中还未发现证据表明统泰升号的总店和分店存在“合并”类的账簿(Ogura.,1982)。


五、中西方簿记的比较——以统泰升号账簿为视角


对统泰升号原始账簿的详细考察,使我们能够通过与西方复式簿记的比较,从中总结出中国传统簿记的几个显著特点。我们将从形式、内容和功能三方面进行说明。


(一)形式


很明显,中式账簿中没有正式的“借记”和“贷记”标识,没有页码,也没有内部的相互参照,因而往往很难将复式簿记中的账簿类型与正在使用的账簿进行完全匹配。因此,即使在西方账簿结构中(如第二节讨论的那样)发现的模糊之处在这里也会被放大。一本账簿也可以同时起到多种功能,如记录每天发生的交易,将每天的交易进行分类,然后提供分类的收支总额或资本余额(统泰升号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中间账簿”中所介绍的“串钱账”,可将其细分为针对不同类型收入和支出的收支账)。


我们对原始记录进行详细检查后发现,中国传统簿记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虽然会记录信贷交易,但通常只以实物形式(如商品种类和数量)记录,并在客户账中补充商品价格,在以现金结算之前,都不会记录交易的货币金额。只有大型客户和银行类交易,在客户(或供应商)的私人账户中才会有完整的货币金额账目,这将有利于账户的运算平衡(参见图4)。对于其他商品的交易,统泰升号的记账员经常需要使用算盘去计算与客户进行赊销交易的商品价值(=单价×数量),以便在收到款项时与客户账中记录的现金额做比较,从而确定账户是否已经结清,或还有多少欠款需作为余额转入其他账户中去(参见图3)。


所以在对中西方会计实务进行比较时,认识到使用算盘产生的持续性影响十分重要。在西方,历过数百年时间,算盘最终被可用阿拉伯数字在纸上进行的算术运算所取代,而这一变化正是以复式簿记系统为代表的自成一体的“闭环”账簿和财务报告体系朝着更高级阶段发展的内在组成部分(Macve,1996;Goldthwaite,2015;Hoskin et al.,2016b)。重要的是,算盘可以使很多账目计算在账簿之外进行,并且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进行计算和重算。统泰升号账簿中所使用的特殊的苏州码子记账数字与标准的大写中文数字不同,其在记账形式上具有某种价值,且格式更符合算盘的布局,并可辅助算盘进行快速计算。但它并不具有像阿拉伯数字那样可以在纸上直接进行加减乘除的优点(参见附录二)。


因此,考虑到中国的“一套账簿”既包括手写的书面账簿,也包括“账外”的算盘计算,我们可能需要重新定义西方“一套账簿”的概念。所以复式簿记系统的原则,即对已入账的内容进行闭环管理,对从进行原始记录到最终编制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的所有阶段中的每一笔交易均做可视化处理,并提供全面的交叉参照和审计追踪以及内置的备份信息,从而便于内部控制与核查——在诸如统泰升号和其他中国传统商号以算盘为基础的记账系统中,或许不是必需的。然而,对于习惯从账本中去观察一切的现代西方人而言,至少是在第一印象中,难免会觉得这是一种“遗憾”。表面看上去中式账本中的许多内容都是“缺失的”,但鉴于我们对算盘作用的理解,我们并不认为中式簿记系统有什么不足之处。


正如在第一节讨论的那样,有人强烈主张传统中式簿记在这一时期已经本土化演变成中式复式簿记,其主要特征乍一看似乎与西方复式簿记在形式上(备忘录、日记账、分类账)类似。然而,在现存的统泰升号账簿中,我们未能找到任何证据去证明存在先前学者对中国传统记账所强加的这种复式记账的形式。统泰升号客户账/供应商账中最复杂的例子在形式上等同于复式簿记中的分类账,其基础是四柱结算法,上面写“收”,下面写“缴”(也可以上面写“入”,下面写“出”);以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作为“四柱”(参见图4)。银账,类似于复式簿记中的现金账,可能同时涵盖了第二类、第三类以及第一类账簿(如图2所示)。除此之外,在统泰升号账簿中再没有找到与复式簿记中的分类账明显相似的账簿。此外,虽然一本万利账对所获利润(参见表3)做了一些总结,但也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任何类型的“资产负债表”。


(二)内容


如前所述,统泰升号的记账与充分发展的复式记账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对现金的强调,通常在收付现金前,不会编制完整的货币会计分录,信贷交易中的货物数量和价格等信息却在交易发生时就被记入会计系统,尽管需要用算盘去计算所涉及的货币价值及相应的所有贸易债务人所欠的货币金额。统泰升号的账簿中也没有找到现代复式簿记中的其他应计项目。这里必须注意的是,许多应计项目是现代围绕“会计原则”的争论开始后,才系统性地出现在西方会计实务中的(Yamey,1977;Goldthwaite,2015)。


我们在附录三中举例说明了统泰升号所做的交易分录,并将其与Aiken和Lu(1998)所描述的构成传统“三脚账”和“四脚账”(或称龙门账)的交易分录进行比较,其中信贷交易按交易的货币价值进行记录。尽管记账的形式明显不同,但统泰升号的账簿中的确有类似 的信息内容,但需要根据账簿中的记录在账外用算盘进行计算。


在资本账方面(Nobes,2015),一本万利账表明资本额会根据不同类别的股东对商号的贡献程度进行分配(参见表3)。这些股东除了以资金入股的股东外,还包括身股股东,即技术股和人力股股东,资本股东(商店所有者)会将这些股份分配给他们的经理和员工。这种方式(或许需要与第四节在“杂项账”中讨论过的生活开支账相结合)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统泰升号账簿中明显缺少有关工资支付内容的这一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


(三)功能


统泰升号的账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其实现了第二节概述的记账的三个目的,这一点仍不完全清楚。就目的(书面性的“记忆”)而言,流水账、客户账和供应商账(用于贸易和借贷)报告了交易活动和余额。考虑到会计的基础主要是现金会计(但另有记录信贷交易详情的备忘簿,但通常不会记录其全部的货币价值),而这里不会对现金交易记两笔,正是由于之后收到的现金被记录在串钱账中,才为现在的我们(也可能是当时的他们)去尝试估计当时某段时期的贸易盈利情况提供了基础。此外,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任何关于货物的持续盘存账,而只留有一张存货盘点表。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中,由于很多职员、家庭成员乃至他人都有机会将现金挪作他用,因此对现金流向的关注可能特别重要。鉴于统泰升号的货币记账制度几乎只关注现金的“进”和“出”,因此将期初现金和期末现金作为可替代的、同等的利润衡量标准进行比较,是交叉核对记录准确性的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


显然,为“记录每天发生的交易”之目的而保存的客户账和供应商账也有助于清偿债务,或许还有助于解决纠纷,而与“银行”类活动和重要贸易伙伴有关的账簿,其保存的形式更好,如图4所示,有期初余额和期末余额,按传统四柱结算法的形式,将页面一致划分为收(上半部分)、支(下半部分)两部分(Hoskin et al.,2016a)。


银两和铜钱交易最后都统一以京钱为“记账货币”的做法(如在串钱账和银账中的使用),反映出对商号整个商业活动情况的关心,这既是出于对所有者间股份分配的考虑,即“将每天的交易进行分类”之目的,也可能是为了统一反映商号在不同地点的各种 经营活动的盈利情况,即“提供分类的收支总额或资本余额”之目的。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盈利年份分配利润,或经济不景气时节约资源,又或是在商号扩张会带来丰厚回报时追加投资等事情,都需要通过账簿来进行合适与否的评估。但是,在现存的账簿中,没有证据表明对统泰升号所有的生意结果做了整合,也没有证据表明按业务类型和商品种类对其盈利能力进行了分析,以便进行管理决策。尽管可以使用串钱账中的每日数目来计算月度和年度盈利结果(马德斌和袁为鹏,2012),但到目前为止,还无法将这些数目与对所有现存账簿中数目相加得到的总和进行比对(可能是由于缺少分店与总店间关系的信息)。一本万利账中的许多内容也无法被追溯,而它为许多年份(但并不是所有年份)的利润分配提供了基础。因此,目前我们并不能通过统泰升号账簿了解作为股东分配股利基础的财务报告是如何编制的,也同样不能了解所有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利润可以通过比较期初和期末净资产(允许任何新的资本注入或分配)或通过销售减去支出(包括信贷交易和商品销售成本)而得到(Ogura,1982)。然而,这些我们在研究中无法避免的限制显然并不意味着统泰升号的记账系统本身存在缺陷,其会妨碍一个业务相当复杂的商号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的成功运作。


六、结论


近来才被重新认识的统泰升号商业账簿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最为完整的中国早期账簿,它们提供了统泰升号有关经济活动的重要数据,但我们在这里关注的重点是它们所揭示的会计实践。现存统泰升号商业账簿的时间跨度为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因此可以被认为代表了传统中国的会计惯例。我们列出了统泰升号现存的各种类型的账簿,因而得以重建统泰升号的日常生意往来记录与客户、供应商(包括利息贷款)的各种分类账间的相互关系,还得以重建财务报表的编制过程。鉴于人们一再宣称复式簿记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这批数量众多的原始账簿的研究发现对探讨传统中式簿记和会计的本质特征以及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我们对统泰升号在业务发展过程中所采用的这种精确的记账系统难以完全了解,但研究表明,中式簿记能够适应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中国商业贸易及相关金融业务规模日益扩张和复杂程度不断加深的需要,因而不存在因缺乏复式簿记而导致的明显问题(至少从现存的统泰升号账簿中可以这么认为)。


事实上,我们对统泰升号账簿的详细研究回应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一代职业会计师在其著名辩论——关于从西方引进复式簿记来改良传统中式簿记和会计制度这一措施所具有的优点——中提出的许多问题。我们在上文探讨过的与统泰升号账簿有关的许多问题,以及依据“中式复式簿记”的主张所审视的许多问题,也正是当时中国现代化的会计师在主张提高中国传统簿记的准确性,以避免引进“全部的”西方复式簿记时所探讨的问题(Gardella,1992)。正如Hoskin 等人(2016a,b)的论述,在西方的影响到来之前,中国传统本土簿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复式簿记相类似——可正式称之为中式复式簿记——这一问题,这场争论中的研究者们对中国传统簿记所固有的重要价值的强调可能影响了他们的观点,从而也影响了后来学者的观点。但我们在现存的统泰升号账簿中并没有发现证据证明存在这类中式复式簿记。


虽然不可避免会对缺失的史料做出一些猜测,但这并不会影响我们的基本观点,即现存的统泰升号账簿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存在一个涵盖三种账簿类型的综合性的簿记系统,而这正是先前学者所一直声称的中式复式簿记。尽管如此,统泰升号的账簿还是包含了一些必要的信息,以便能够监测客户的债务,并根据统泰升号业务需要,将日常交易汇总成定期报告。


通过对统泰升号账簿这样一套系统完整的账簿的全面研究,包括账簿中原始记录的书写体系及账簿结构,我们也对近代以前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有了新的认识。正如图1到图4所示,整套统泰升号账簿所展现出的对细节的一丝不苟,以及对交叉核对、记账符号的系统发展和计数准确性等问题的细致关注,的确令人印象深刻。需要注意的是,统泰升号账簿是由一家属中等规模的杂货/商业银行类商号来保管与维持的,其所处的乡村集镇与中国北方的许多其他集镇一样普通。而这本身就是对传统中国商人市场理性的一个强有力证明,也是对近代以前中国人相对较高的算术和识字水平的有力证明。


统泰升号账簿为我们研究前工业时代的中国商业和会计提供了一个迷人的视角。希望我们对这套独一无二的账簿的详细介绍,既能够激励中国同仁进一步努力发现和收藏更多的账簿,同时又能促进中外学者共同合作,发表研究成果,以利于经济史学家的研究。而正是基于制度运作的这些微观基础,才使得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活力,会计实践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对围绕“大分流”产生原因及复式簿记在西方历史中的重要性等问题的争论有更加深刻的认识(Brandt et al.,2014;Hoskin et al.,2016a)。



〇本文原载于Yuan, Weipeng(袁为鹏), Richard Macve, and Debin Ma(马德斌).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ccounting and Bookkeeping before 1850: Insights from the Tǒng Tài Shēng(统泰升) Business Account Books(1798-1850).” Accounting and Business Research 47, no. 4(2017): 401-30.。该中文译本转载自服务号“南京大模样数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为了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调整了部分标点符号,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图为晚清账房与商人场景照,阿芳照相馆摄。[图源:hpcbristol.net]


〇编辑 / 排版:木木 何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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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6-11-17 20: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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