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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全国大罢工没那么简单
山海合远 2026-11-18 04:14:17

一味涨工资不一定是好事!但凡有外部舆论忽悠你“工资太低,该涨工资”,八成是坑你的。

西班牙的社会矛盾,很大程度上就是最低工资涨得太快,但与之配套的工作跟不上导致的。

什么配套工作?

地区间经济发展平衡、住房、资本、服务业与工业。

简单看,大致逻辑是:最低工资快速上涨,导致一些地区的小微甚至中型企业收缩(发不起工资/雇不起人),经济活动和人口增长向少数发达城市、地区集中(进城打工)。人口多了,但可租赁的房屋数量跟不上,所以房价和租金也被推高。大城市的旅游业兴盛,吸走大量劳动力和投资的同时,也吸走闲置房屋(民宿短租比长租赚钱)。住房与公共服务供给没有同步跟上,劳动收入的改善又不足以抵消住房成本,工业生产率和资本增密动力不足(其实是劳动者和企业动机不足,政府一直想推进工业,效果不好)。

这种结构性失衡叠加,最终转化成了部分家庭非常具体的生活压力。积怨已久的生活压力最终由马德里87岁老人的悲剧点燃。

这个论题,不论问左还是问右,都知道,但都不敢提。谁说谁就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都知道要发展产业,但是产业发展是要有代价的,还是全国人民共同承担的代价,这个问题一天解释不清,人民就不能接受,西班牙乃至欧盟都注定落在美国的菜单上。

发展不均衡仍是西班牙社会根本矛盾

2018以来,也就是桑切斯任首相以来,年西班牙平均工资累计上涨约23%,同期累计通胀约24.6%,按理不会有太明显的落差感。

但是这个表面的“同步”下面盖着三个问题:

第一,平均工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被最低工资的暴力拉升所驱动。从2018年的735.90欧元升至2026年的1,221欧元,累计增幅65.9%。

任何政策都是双刃剑,低薪岗位占比越高、越依赖低薪劳动的行业,成本冲击越集中。CCOO披露的数字是:SMI(Salario Mínimo Interprofesional的缩写,西班牙的法定跨行业最低工资)在2026年覆盖9%的全职工薪人口,其中24岁以下群体的19.5%、25-34岁的10.9%直接受益。低薪岗位的集中度高,意味着SMI的每一次跳升都是对特定行业成本的定向施压。

第二,中小微企业承压,Cepyme的统计显示SMI已经超过最小微型企业平均工资的70%。行业分布上,工业59.5%的企业报告负面影响,商业35%,服务业32%;企业规模上,微型企业49%承压,中型企业降至35%。

无法或不愿承压的企业中有24%选择冻结或放缓招聘。工业与微型企业成为SMI上调的代价承担者,在与服务业(尤其旅游相关行业)的高利润吸收能力的反差下,加上建筑的周期发展,人口还是会大量流向特定城市和地区。

第三,企业存活的地理分化。2024年西班牙净增企业65,197家(新设334,789家,消亡269,592家),净增长率1.8%,但2026年4月企业设立同比下降2%,解散加速24.9%,企业信心指数2026年下滑1.8%。

总量数据掩盖了结构性萎缩,工业密集区与农村空心化地区的企业开始消失,马德里、巴伦西亚、巴塞罗那等地的创业速度急速上涨。


罢工要摆明的态度以及效果

此次罢工缘起于10月15日工会与雇主组织在西班牙调解机构SIMA谈判没有达成取消罢工协议,西班牙劳动者总联盟(UGT)和工人委员会(CCOO)等8个工会发起号召,于11月11日零时至24时举行罢工。在设计上属于和平抗议活动,在组织方面也有提出部分实行轮班制的企业,罢工时间按照各自的首末班次作相应调整的弹性安排。

罢工的统一口号是“工资、住房、物价”,而根本原因是近年西班牙劳动收入的增长未能充分转化为实际生活的改善,引爆这次全国性抗议的“导火索”是最初租户组织的住房抗议。因此,抗议集中表达房租与房价持续上涨导致的租户权利保护、反对投机性购房、限制房租等问题,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有观点认为罢工直接影响了11月12日由国会常设代表团履行的住房法令议会表决。通过的住房保护法令包括延长部分弱势群体驱逐保护至2030年、对已经超过地区参考价格的租金上涨实施限制、对旅游租赁实施10%的税收措施、提供住房购买首付贷款等支持。

同时也有观察家提出,罢工对住房议题施加了政治压力,但并没有形成对全部住房政策的共识,尤其是中央与地方的住房政策协调问题,更没有消除租户和房东、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从整体影响看,罢工运动确实已将最初的部分地区租户权益议题升至劳动及社会分配的全国性议题。因此,除租户权益外,在收入分配方面,针对长期工资增长落后于生活成本问题,提出提高工资、维护购买力;在劳动权益方面,基于劳动者议价能力不足,提出缩短工时、改善集体谈判、减少不稳定就业;以及政府责任方面,要求增加公共住房、限制不合理的房地产收益等问题都得到了相应重视。


罢工运动的意义以及对西班牙大选的影响

马德里87岁老人因无力支付房租被驱逐事件引发全国争议,紧接着桑切斯提出的两项紧急住房法令在10月2日被议会否决,10月5日,桑切斯宣布解散国会提前举行全国大选,并表示,现有议会已经难以在住房等民众高度关注的问题上形成有效多数,因此需要让选民重新决定议会构成。

两天后老人在医院去世,留下了一句话“我没能保住我的家,但我为之努力过”,才有了后来发酵以及罢工协商与大罢工。但由于这场罢工发生在提前举行全国大选前18天,政治敏感性很高。当天,右翼人民党与极右翼呼声党共同指责工会充当桑切斯的助选工具。

事实上,罢工仍然具有明显的独立立场,而且运动发生在桑切斯执政期间,同样表达了对桑切斯八年政绩的不满情绪。11月12日,欧洲新闻电视台报道,西班牙租户工会发言人Valeria Racu明确表示,运动反对的是租金收益主义、房东、雇主以及各级政府,甚至直接批评现政府,认为政策未能有效解决住房问题。

所以客观上,罢工对选举本身的影响是有限的,工会是对整个政治施压,以期对下一届政府的政策产生实际影响。


下一届政府面对的挑战

无论左或右翼接管国家,都会将精力转向产业布局、就业机会、移民流入、家庭规模变化和住房供给不足等变量。

1. 就业结构。OECD曾提醒,SMI涨幅已经超过同期通胀和生产率增长,后续调整需要考虑低技能劳动者、青年和老年劳动者的就业矛盾。

西班牙经济分析基金会(FEDEA)2025年的企业层面研究发现,2019年最低工资上调22%后,受影响较多的企业,相较于没有直接受影响的企业,工资增长约高11个百分点、就业增长约低5个百分点;负面就业效应尤其集中在员工不超过5人的小型经营单位。

最低工资上调的成本压迫劳动生产率低、利润空间小、议价能力弱的小微企业。

劳动成本上升使低生产率微型企业更难经营,部分传统行业收缩,而服务业和建筑业仍有较强的新设企业活动。

2. 人口大概率继续向增长更快的地区集中。INE的官方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大城市人口增长明显,2025年1月1日西班牙总人口达到49,128,297人,较2024年增加508,602人;其中外国国籍人口为6,911,971人,占14.1%,外国出生人口占19.3%。2024年外国国籍人口增长6.3%,明显快于西班牙国籍人口的0.2%。

马德里、巴塞罗那、瓦伦西亚、马拉加等城市及其都市圈,既集中了就业机会,也承担了大量新移民和新家庭的住房需求。

就业和人口增长向大城市及其都市圈集中,国际移民补充城市劳动力和人口,住房成本又推动部分原有居民向城市外围扩散。形成都市圈扩张和人口重新配置过程。

3. 移民劳动力是人口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劳动力替代”随之产生。

换句话说,移民已经成为西班牙当前经济扩张和劳动力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西央行的实证研究发现就业结构正在重新分配,本土劳动者在农业、工业和建筑业的就业占比有所下降,在部分服务业的占比上升。

4. 住房需求增长不仅由人口数量决定。西班牙家庭规模持续缩小,2007—2025年家庭数量增加约300万户,增幅快于人口;平均家庭规模从2001年的约2.9人降至2025年的约2.5人。单人家庭数量也从2011年的420万户增加至2026年初的560万户。也就是说,即使人口增长放缓,家庭数量和独立居住需求仍持续增加。

住房成本超过工资增长是几种不平衡的最终汇合。西班牙央行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新建成住宅约9.2万套,比上一年减少9%;住房建设许可和开工数量有所增加,但从开工到竣工仍受到土地、规划审批、劳动力和建设能力等因素制约。同期,2024年新签租约的实际租金同比增长4.6%,而既有租约自2019年以来的年均实际涨幅只有0.4%。新进入市场的住房租金已经明显高于存量租赁市场。

5. 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却对其它行业形成了压制。西班牙央行估计,2025年旅游住房约35.5万套,只占全国住房存量的1.5%,但约占租赁市场的10%。在马拉加、塞维利亚等旅游城市的核心区域,其占比要高得多;马拉加旅游核心区旅游住房约占当地租赁市场44.6%,塞维利亚对应区域约44.9%。

此外,2025年非居民外国人拥有的住宅与旅游住房合计接近90万套,占全国住宅存量3.3%;阿利坎特、马拉加两省这一比例分别达到14.5%和14.1%。旅游和非居民需求因此对部分沿海地区、岛屿和城市核心地段构成了明显的供给挤压。

所以,问题不只是旅游住房本身,还有城市住房同时承受常住人口、就业迁入、家庭小型化、非居民购房和旅游用途的竞争,而建设系统无法及时增加有效供给。


罢工确实改变了政治议程,而且已经出现制度层面的后续

罢工不足以改变西班牙的产业结构、投资方向或经济增长方式,但改变了政策议程、选举议题和各方不回应的政治代价。

第一,最低工资上涨会不会暂缓?

有可能放缓。OECD的建议是根据生产率、就业影响和弱势群体状况审慎校准。PSOE在11月29日竞选纲领中承诺,最低工资保持在平均工资60%以上,并根据物价、工资、生产率和劳动者需求定期调整。PP的纲领则强调小企业减负、降低行政成本,并提出最低工资收入者免缴个人所得税,但没有明确承诺冻结最低工资。

简言之,西班牙将面对工资增长机制的调整,今后不能只讨论最低工资应当提高多少,还要讨论企业如何提高生产率、增加利润和吸纳劳动成本,避免工资政策与企业生存之间的矛盾会持续出现。

第二,住房供给扩大不可回避,但限价不会成为跨党派共识。

PSOE侧重公共住房、长期可负担租赁和租赁市场干预;PP提出建设100万套住房、加快土地开发和审批,并主张废除现行住房法及紧张地区租金指数;Vox同样支持扩大住房建设,但主张废除现行住房法、给予西班牙公民住房保障优先权。

所以,各党都面对住房供给不足,但租金管制、公共住房和房地产市场干预的政策路线差异很大。增加供给的政治共识较强,广泛限价的共识则不存在。

第三,旅游业不可压缩,但会增强其它领域政策支持。

西班牙旅游业仍是经济增长和外部收入的重要来源。PP提出提高每名游客消费、增加全年旅游活动和劳动稳定性;Vox提出发展旅游产业和内陆旅游;西班牙商会的建议同样强调旅游业的价值创造、生产率和目的地韧性。

意味着政策针对住房压力严重的特定地区,限制旅游住房挤占常住住房的程度,同时推动旅游业提高单位游客产出、改善就业质量、分散季节和地区集中度。

第四,工业振兴会获得更高政策权重,但不会取代服务业。

11月12日,西班牙商会向各党派提出110项经济和企业政策建议,强调企业生产率、减少中小企业成长障碍、多年度产业政策、创新投资和竞争力;还特别提出,要把旅游业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和生产率提升。

Vox明确提出国家再工业化计划,PP提出对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实行优先审批,PSOE则提出推动经济生产模式转型和战略自主能力建设。

但西班牙非旅游服务出口也在增长,数字服务、技术服务和专业服务已经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因此,合理方向是工业升级、战略产业发展和高附加值服务业共同扩张。

下一个阶段,无论左右翼谁掌管国家,我们会看到一个“增长模式的再平衡”的西班牙,政府要解决劳动者能否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企业能否承担工资增长并提高竞争力、生产率、融资、技术投资和中小微企业规模;经济增长地区继续艰难容纳劳动者,完成住房供给、公共交通、城市规划和区域产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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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6-11-17 22:5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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