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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场会议之后,亚太在为何而谈——写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行之际
国际金融报 2026-11-18 11:28:07

2026年,APEC“中国年”走到了高光时刻。

11月18日,第三十三次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开幕。

过去一年,作为2026年APEC东道主,中国在十余座城市举办了300多场会议和活动。

从贸易部长会议到数字与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从能源、交通到粮食安全、人力资源开发,密集的议程覆盖了亚太经济合作的多个领域。

把这些会议摆在一起看,有个变化很显眼:APEC的重心,已经不再只是削减关税、扩大贸易投资规模。

区域经济联系遇到阻力,人工智能正在重塑产业分工,能源和基础设施又成了增长的“天花板”。在这样的背景下,21个禀赋各异的成员经济体,到底怎样才能共同守住一个开放、可预期的经济环境?

这正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一年度主题的现实落点。围绕“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2026年APEC“中国年”形成了一系列声明、路线图、倡议和合作机制。

这些成果共同回应着亚太经济体面临的现实考题:贸易规则怎样跟上产业变化?AI的红利怎样惠及更多企业和劳动者?数字经济的扩张,需要什么样的能源和金融来托底?区域合作又该如何在差异中找到最大公约数?

开放:区域经济一体化继续向前

APEC开放合作有一组常被引用的数据:自1989年APEC成立以来,成员经济体的平均关税水平从约17%降至约5%。

关税下降,是区域贸易自由化取得的重要进展。但随着区域产业链日益复杂,影响企业跨境经营的因素早已不只是关税。通关效率、监管标准、数据规则、市场准入等非关税壁垒,正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

5月23日下午,APEC贸易部长会议在苏州落幕。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会后发布会上介绍了会议的“1+1”成果:一份联合声明和一份新版服务业路线图。他还特别提到,各方同意将联合声明命名为《苏州声明》。

这是2026年APEC“中国年”首份部长级成果文件,也是时隔12年,APEC再次以中国主办城市命名联合声明。

此后半年,成都有了《成都声明》,广州有了《广州倡议》,南京有了《南京声明》,在香港财长们签下联合声明。如今,所有这些线条都汇聚到了深圳。

《苏州声明》强调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进程,并提出进一步推进贸易便利化、服务贸易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对于一家外贸企业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件出口产品,从原材料采购、零部件生产,到跨境运输、海关申报和最终交付,可能要穿过好几个经济体。任何一个环节规则生变、通关延误或物流受阻,都可能拖累交货,卡住资金周转。

“公司在2024年底通过海关AEO(经认证的经营者)认证后,出口查验频次明显降低,通关效率有所提升。”江苏华鹏变压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姗姗表示,部分海外客户设有“提前交货奖”,通关快了,就为企业抢出了宝贵的生产和运输时间,“通关时效已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

AEO是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企业信用认证制度。获得认证的企业可以享受优先通关、减少查验等便利。放到跨境贸易里,就是通关更快、物流更稳、交货周期更好预期。

2026年APEC“中国年”期间,中国与10个APEC经济体实现AEO互认。互认之后,企业到对方经济体通关,也能享受相应便利措施。

数据也印证了制度协同释放的红利。

今年1—7月,中国AEO企业进出口额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44.2%,与APEC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同比增长21.87%。海关总署数据显示,AEO企业平均查验率较常规企业降低20%,进口平均通关时间缩短34%。

从企业的一张认证证书,到APEC贸易部长会议重申推进FTAAP进程,指向的是同一个问题:当全球贸易环境出现更多不确定因素时,如何尽可能降低区域内部的交易成本,让商品、服务和资本继续顺畅流动。

2026年恰逢APEC提出FTAAP研究倡议20周年。苏州APEC贸易部长会议再次确认这一议程的重要性,也说明即使全球贸易环境出现变化,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仍是亚太经济体的共同利益所在。

创新:AI不能只是大企业的游戏

如果说开放关系到亚太经济体之间“如何继续做生意”,那么创新则关系到“未来的生意将如何开展”。

在2026年APEC“中国年”的议程中,人工智能(AI)无疑是高频词。从成都数字与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到北京能源部长会议,再到广州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和南京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议,AI不断出现在不同领域的政策讨论中。

但比起单纯讨论技术发展速度,今年APEC更加关注一个现实问题:新技术如何进入产业,如何让更多企业和劳动者从中受益?

7月,APEC数字与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在成都举行。会议通过的《成都声明》有两处新意:一是把数字包容和数字技能放到突出位置;二是首次将“开源”提升到APEC部长级合作层面,在承认知识产权重要性的同时,鼓励各经济体支持开源实践。

这对中小企业尤其要紧。APEC秘书处数据显示,亚太地区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7%以上,却普遍缺资金、缺人才、缺数据和算力。

对一家规模有限的制造企业来说,上AI不只是买软件,还要改造设备、打通数据系统、培训员工。开源的价值在于降门槛,企业不必从头训练模型,可以在现成框架上二次开发。

不过,光有技术还不够,还得有配套。

首先是数据。跨境电商、智能制造和研发协作,都绕不开数据跨境流动,而各经济体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和监管要求上并不一致。企业既要守住当地规则,又不想为规则不清白白增加合规成本。为此,中方在成都会议期间宣布,将在深圳前海设立“促进APEC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帮企业理清各经济体的数据治理要求。

其次是能源。AI离不开算力,数据中心一扩张,电力需求就会持续攀升。9月的APEC能源部长会议形成了首份聚焦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政策建议,首次提出并系统阐释“亚太能源共同体”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讨论如何利用AI提高能源系统效率,同时为AI发展提供更加稳定、清洁的能源保障。中方还提出,未来十年提供1000个清洁能源培训名额,并推动设立亚太清洁能源培训学院。

再次是资金和人才。9月,广州的中小企业部长会议通过《中小企业创新和韧性发展主席倡议(广州倡议)》,把数字工具、人工智能和融资支持放在一起考虑;香港APEC财长会议围绕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展开讨论,强调政府、私人部门和多边开发银行各自发挥作用;南京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议则把AI时代的技能提升和就业适应写进了《南京声明》。

这些议题乍看分散,实际上构成了AI产业化应用的基础条件。技术能否真正创造价值,不仅取决于算法和算力,也取决于企业是否有能力使用、劳动者是否具备相应技能,以及基础设施能否支撑技术持续运行。

这也是APEC今年将AI议题放进多个部长级会议讨论的原因。技术创新不应只是少数大型科技企业的竞争,也不能只停留在实验室和示范项目中。让中小企业用得起,让普通劳动者跟得上,才能使创新转化为更广泛的经济增长动力。

合作:韧性不止供应链

开放和创新之外,2026年APEC“中国年”的另一条重要线索,是区域合作的内涵正在拓展。

过去谈到区域互联互通,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铁路、公路、港口和航空网络。如今,实体基础设施仍然重要,但数字网络、物流信息、通关规则、能源供应和人才流动,同样决定着区域经济联系的效率。

9月22日,第12届APEC交通部长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联合声明强调国际交通联系对区域互联互通的重要作用,提出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现代化和数字化转型,加强安全数字解决方案合作,并关注人工智能在交通领域的应用。

交通基础设施与贸易便利化实际上是一体两面。货物能否快速跨境运输,既取决于港口、铁路和公路的运输能力,也取决于海关程序、物流信息和跨境规则是否顺畅。硬件设施与制度安排缺一不可。

粮食安全,则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区域韧性的意义。

8月25日,杭州举行第11届APEC粮食安全部长会议。会议提出加强农业投资和区域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农业生物技术等创新应用,提升农业食品体系的韧性;同时强调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农村发展,关注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民收入、农村就业之间的联系。

粮食供应链与工业供应链一样,面临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物流波动和市场不确定性等多重风险。对于亚太地区而言,粮食安全不仅是农业生产问题,也涉及贸易、运输、技术、农村发展和民生保障。通过技术合作提升生产效率,通过基础设施改善农产品流通条件,通过政策协调增强供应链稳定性,都是区域合作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

从交通到粮食,从能源到金融,APEC“中国年”的议题不断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所谓韧性,不只是遭遇冲击时能够维持运转,更是区域经济能否通过多元化合作、基础设施投资和能力建设,降低对单一环节的过度依赖。

深圳:收官,也是起点

回看APEC的发展历程,可以更清楚地理解2026年APEC“中国年”所处的位置。

1989年,APEC在全球经济联系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成立。

1994年,成员经济体在茂物提出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目标,区域合作的重点是拆除贸易壁垒、扩大市场开放。

进入21世纪,全球产业链加速延伸,数字经济逐渐兴起,APEC的合作议题也不断从货物贸易扩展到服务贸易、投资、互联互通和能力建设。

2001年,中国在上海首次担任APEC东道主。彼时,中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全球经济、扩大对外开放,是中国与亚太合作的重要背景。

2014年,北京再次举办APEC会议,全球经济复苏仍不均衡,亚太自贸区路线图、互联互通和创新增长成为重要议题。

到了2026年,深圳迎来中国第三次担任APEC东道主。

为何是深圳?答案不仅在于它是中国重要的外贸城市,更是观察中国改革开放和产业转型的一扇窗口。

“深圳是开放的产物。”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郑永年认为,在一些国家对全球化和开放持怀疑态度的背景下,深圳的发展经历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

40多年前,深圳经济特区从“三来一补”等加工贸易起步,承接来自香港及其他经济体的资金、订单、技术和产业转移,一步步嵌入全球制造业分工。此后,它从加工制造基地成长为拥有完整电子信息产业链、活跃科技企业和创新生态的城市。

如今,深圳要考虑的早已不是如何多接几单加工订单,而是如何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机器人、数字服务等新产业中站稳脚跟,并进一步参与国际市场和产业规则的变化。

深圳还有粤港澳大湾区这张牌:香港的国际金融和专业服务能力、澳门的开放平台功能,与珠三角的制造业和科技创新资源彼此连接,让这里成为观察资本、技术、人才和产业如何跨境流动的现实样本。

从上海到北京,再到深圳,APEC“中国年”的议题在变化,区域合作面对的挑战也在变,但有一点始终没变:亚太经济体之间既有竞争,也有无法回避的相互依赖。

11月18日至19日,深圳将举行第三十三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对这一年的合作成果来说,这既是一次集中审视,也是下一阶段合作的起点。全年形成的文件、路线图和倡议,最终还要靠成员经济体后续的政策、工作组项目和企业实践来检验。

在一个不确定性上升的世界里,亚太合作的意义,从来不是让所有经济体变得整齐划一,而是让彼此迥异的个体依然能够并肩合作,并在互利共赢中觅得持续生长的契机。



记者 白岩冰

文字编辑  卫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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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6-11-18 10:5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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