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 2026-11-18 11:28:48
如果即兴走进陈兴良的课堂,你最开始可能会有些摸不着头脑。没有PPT、没有厚重的教科书,他就那样站在讲台上,不紧不慢地介绍着相关的刑法理论。但很快,你又被那一个个鲜活的刑事案例所吸引:“利用规则漏洞骗取航班延误险理赔金能否构成保险诈骗罪?”“抢劫信用卡并使用,是构成抢劫罪还是信用卡诈骗罪?”而后又随着他的娓娓道来进入思考,原先艰涩难懂的法理被层层剖开——上一堂课,倒好像读了一篇精妙的论文。直到下课,你才猛然发现,时间倏忽而过。
仅凭一张课堂大纲便侃侃而谈整堂课,这样一位先生,在北大讲台上已经站了28年。他,就是北京大学2026年教学成就奖得主、法学院教授陈兴良。
陈兴良
1978年,陈兴良考入北大法律学系;1979年7月1日,新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刑法典颁布;两个月后,北大开设刑法课程,没有教科书、没有实际判例,课上对刑法条文的介绍,更接近于普法性质。彼时的法学研究尚在一片荒芜中,陈兴良感到“法学相关的书很快就看完了”。凭着对哲学的深厚兴趣,他转而阅读了大量哲学书籍。1985年,陈兴良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任教,“当时刑法知识较为贫瘠,没有太多的论文和专著”,于是他创新性地在注释刑法的研究中引入哲学方法,先后出版《刑法哲学》(1992)、《刑法的人性基础》(1996)和《刑法的价值构造》(1998),试图在刑法之外研究刑法,以探寻刑法的理论出路。
也就是在刑法哲学三部曲“完结”的1998年,恰逢北大百年校庆,陈兴良回到北大。这时的他,已从未名湖畔求学的青年,成长为一名深耕刑法教学多年的教师,但摆在他面前的,仍然是一部“崭新”的刑法:1997年10月1日,经历了大规模修订的刑法典正式施行,条文数由192条骤增至452条,在立法技术、具体制度设计上都有了里程碑式的突破。面对这个庞大的、蓬勃发展的体系,陈兴良“感觉到了刑法文本的召唤”,决定以刑法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索文本的解释方法。他敏锐地察觉到,德国、日本的刑法教义学不仅契合我国刑法体系,而且与我国刑法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由此,他开始了刑法教义学研究。
陈兴良的学术转型也第一时间体现在教学上,那段时间,他在课堂上实时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有时讲得太过投入,就连最近正在思考、甚至还没完全成形的观点,也一下子全蹦了出来。身处这样的课堂,学生们有一种强烈的“现场感”,因为他们知道,老师所说的字字句句,都是活的、是热的,是从一个学者的大脑里刚刚长出来、等待所有人一起用思想浇灌的。
早年讲台上的陈兴良
久居教学一线,陈兴良也逐渐感到刑法教学的困境:在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授课模式之下,学生能获得的思考比较有限。为此,自2002年起,陈兴良连同白建军、梁根林等刑法教授,开始了刑法课程教学方法改革的尝试:提前布置阅读任务,课堂上由指定的学生讲授、提问,其他学生讨论、解答,最后再由教师进行总结评述——如今早已司空见惯的翻转课堂,在那时却是全然新奇的东西。而陈兴良还有更新奇的设计,那就是角色扮演型的模拟法庭:由老师给定相关案情,学生分组扮演法官、公诉人、被告人、辩护人、被害人等角色,完整地体验一场刑事审判。学生变成了老师、课堂变成了法庭,同学们在乐趣中学习,在学习中思考。
课堂之外,对于这份思考,陈兴良还有着更深远的期待。他鼓励同学们阅读、观看与法学相关的书籍与电影,从中反思法律的实质,《十二怒汉》《肖申克的救赎》《杀死一只知更鸟》等经典皆在推荐之列。
这些真实人文百态,能让他们在格式化的法律学习之外保有想象空间,保有对社会、对人情世故的思考。
2010年,我国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法律载体呈现出成文法为主、判例法为辅的二元模式。立法与司法的发展,要求法学教育也随之适应。踏着刑法发展完善的脚印一步步前行的陈兴良,这一次走在了刑法的前面——早在这之前,他就曾开设过刑法判例研究的相关课程;2009年,他主编的《判例刑法学》出版;2012年起,他还与车浩教授共同开设“刑法案例研习”,在借鉴德国案例研习课的基础上进行课程创新,以案例为中心,通过每周完成不同类型的案例分析报告,训练学生不同层次的能力。
“通过对疑难案例的深入分析,可以为刑法教义学增添具体裁判规则。”在陈兴良的课堂上,法理讲授与案例分析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正如他一路走来的实践那样,让刑法教学与法治发展同步生长。
新中国成立至今,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法律条文也需要不断补充完善:即便是作为国家基本法律之一的刑法,自1997年修订至今,已有十二个修正案接踵而出,司法解释也在不断更新。指导案例一批批走进课堂,讲台上的内容年年在变,陈兴良却在万变之中寻“不变”。他坚信,
只要不是简单地注释法律,而是将法律作为学术考察的对象,相对于法律的变动性,法学知识经过长期累积和沉淀,必然会生长出独立于法律条文的法学原理。
要从繁多的法律条文中提炼出经年而适用的法学原理,核心方法便是法教义学。“法学首先是法教义学,也就是采用教义学方法对法律规范进行解释、建构与体系化。”就刑法研究而言,作为其内在生命的“教义”,是罪刑法定原则。我国刑法学长期受社会危害性理论影响,陈兴良时刻对此抱有警觉:在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他把前者放在更靠前的位置,唯此,才能坚守法的独立价值,才能通过法律实现社会正义。
陈兴良在会议上发言
在刑法教学中,陈兴良也始终坚定罪刑法定的立场。落在具体的法学学习上,就是先学会在规则之内思考,再谈规则之外的判断。在他看来,刑法具有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功能,“正义之所归,法理之所至”,刑法教学的目的,就是要让学生深刻领会刑法规范背后的这些法治精神。
不变之中,亦有其变。同一套原则、同一种精神,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又因学生的不同求学阶段而有所调整。
本科教学,陈兴良看重“深刻”与“通透”:在讲课中,既要给学生知识的细节,又要让学生对知识框架有高屋建瓴的俯视感。在2005级本科刑法课上,陈兴良以刑法基本原理为主要讲授内容,并选取一些疑难案例分析作为课后作业。学生们结合授课内容,自行查找参考资料,交出许多有深度、有水平的文章。陈兴良很好地“接住”了同学们对法学的这份热情:他将这些疑难案例分析文章择优结集出版,书名就叫《刑法案例优秀作业选》。
这些学生相当于在本科时就发表了论文,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鼓励。而且,我们的学生本身就是非常优秀的。
陈兴良与学生交谈
研究生课堂另有其法。每个专题分为学术史、本体论、判例研究三部分,由三位学生分头查找资料、收集判例、撰写综述,登台讲解,相互评论,教师随堂讲评。课堂内外、师生之间形成互动,综述、写作与讲述的能力在不知不觉中提升。到博士生阶段,他的引导讲究在“收”与“放”的分寸之间:多给学生一些自由,又始终与他们保持互动,了解学习动向,必要时及时提醒。“如果学生做的是对的,则加以鼓励;如果学生做得不对,则加以纠正。”
教义学提供方法,师道传递人格。条文会一点点调整,课堂会一年年更新,能被学生带走的,是知识的框架与纹理,更是一位老师思考问题的方式和他教书育人的姿态。
“刑法学研究是我毕生从事的事业。”与刑法相伴四十余年的陈兴良,最初进入法学专业却是因为调剂。彼时的他,更属意思辨哲学,在进入大学前便已阅读过许多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要说如何培养起对法学的热爱,他首先想起的是数位恩师。
在北大法律学系的四年,陈兴良所在年级的任课教师先后有二十余位,他们此后都成为法学界各个学科的带头人;也正是他们,将尚不知法学研究为何物的陈兴良引入了法学殿堂。张国华教授的亲切幽默、沈宗灵教授的支持鼓励、龚祥瑞教授的认真严谨,都成为陈兴良思想与学术的底色,浸染在陈兴良日后的研究与教学之中。
1982年,陈兴良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刑法专业,跟随王作富、高铭暄两位先生走入刑法学的世界。高铭暄先生从医学史研究中借鉴、提炼出了刑法学研究的综述方法;得益于此,陈兴良在较短时间内便全面掌握了刑法学各个专题的研究现状与争议问题,更由此生发出对这门学科的深厚兴趣;王作富先生擅长刑法各论,对疑难罪名有深入研究,常教诲他:“刑法理论不能无病呻吟,而要解决司法疑难问题。”随着对刑法学的不断深研,陈兴良愈发体悟到二位先生的精妙:
“法学一方面包含理论,另一方面涵盖经验与技能。法律人办案就好像医生看病,要成为一名医生,首先要学习内科、外科等基础知识,但这还不够,还需要实际经验的积累。”
走上讲台的陈兴良,将师长所授与自身体悟融为一体,三十余年来,将之传递给一群又一群更新的年轻人。“通过对学生的培养,使学生产生某种理论兴趣,使老师与学生之间达到理论旨趣上的相投,使学术得以薪传,这是执教的最高境界。”
1986年9月,陈兴良与王作富教授、高铭暄教授等师友合影。
从左至右依次为:陈兴良、赵秉志、王作富、高铭暄、姜伟、周振想。
春风化雨,润物有声。昔日沈宗灵教授对陈兴良习作的鼓励,孕育了陈兴良十年后的第一部代表作《刑法哲学》;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的车浩教授,二十年前也是从陈兴良的鼓励中走来。硕士期间,他曾在陈兴良主编的《刑事法评论》上发表两篇论文。临近毕业,他在走廊里遇见陈老师。陈老师问起他的就业意向,随后说,看过他的论文,认为他很有学术潜力,应该继续读博士、做学问。车浩原本打算硕士毕业即参加工作,因为这句话转而考博,由此走上学术道路。“老师的肯定与鼓励,很可能改变学生的人生方向。”车浩说。他自己如今也带博士生,回想起陈老师当年的影响,他说:“表扬与肯定,永远比批评更有激励效果。其难处在于,教师须克制督促与批评的冲动。”每次忍不住时,想一想陈老师的做法,他就会努力“把话说得温柔一些”。
肯定之外,还有包容。师生、同门间研究领域各有差异,具体观点也时有分歧。陈兴良从未要求学生的观点与自己一致,容许弟子百花齐放、自由生长。如今车浩指导博士生,也放手让学生选择真正感兴趣的课题,只在需要方向性引导时给一些建议。“这体现了北大兼容并包的传统,作为弟子,也要坚持下去。”
当年跟随陈兴良做博士后研究、如今已成为法学院青年教师的王华伟,对陈兴良常说的“司法实务”更有感触。在他看来,陈老师倡导的刑法教义学方法,深刻影响了中国刑法学的研究范式。他研究的信息网络犯罪这一新兴领域,走的正是这条路:用教义学的方法分析刑法规范和司法案例,让前沿的理论成果最终落地,与司法实践发生紧密的联系。学术建构以外,陈兴良的日常指导非常朴实:将文章改定后发给他,很快就会收到回复,从结构、重心到思考的着力点,一字一句地看完,一条一条提出意见。每年新生见面会上,陈兴良总是会叮嘱学生们:“一是广泛阅读,要把视野打开到整个人文社科;二是勤于写作,要先过了写作关,再形成写作的习惯。”王华伟深知,这些叮嘱也是陈兴良时时在践行的:“陈老师平时对我们的教导,更多的是以身垂范,这样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比言语更加深刻。”
在北大任教二十八载,陈兴良培养了近六十名博士、一百余名硕士,其中不少已成长为著名学者或业务骨干。提起带学生的心得,陈兴良反复强调四个字:以身作则。“老师教学生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带头做。”
“当老师的,肯定是期望学生将来超过自己,只有超过,学术才有进步;但老师自己也要努力,不能让学生轻易地超过。”陈兴良说。
法律面对的不只是案件,还有案件背后的人;教师面对的不只是知识,还有知识将要塑造的人。陈兴良的刑法教育,承前辈之风,示后学以则,规范与德性于此同时被看见。
许多学生第一次“遇见”陈兴良,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书的封面上。陈兴良的学生、法学院2026届博士刘睿卿与刑法学的缘分就始于一本《刑法的启蒙》。在此书最后,陈兴良写道:“片面的深刻必然否定片面本身”“无数个深刻的片面组合成为一个新的全面”,当片面足够深刻,便将成为一种革命性的、批判性的力量,成为思想发展的伟大原动力。这种“深刻的片面”令刘睿卿思绪万千,从此萌生了对这门学科的兴趣;两年后,他写去一封毛遂自荐的邮件,希望成为这本书作者的学生。
教材著作,是陈兴良的另一间“教室”。讲台上的听众只有几十人,书页前的读者却可以是一代人、几代人。在他看来,法学教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学教材的繁荣;教材是教学的延长,把课堂上的思考固定下来,再教给更多不在现场的学生。
陈兴良曾亲历教材制度的变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法学教育刚刚恢复,师资匮乏,通行主编制教材,高铭暄先生主编的统编教材《刑法学》曾给还是学生的他以最初的刑法启蒙。此后研究日渐深入、人才渐次成长,独著式教材的条件逐渐具备,学者型教科书应运而生。从读前人大家主编的教材,到笔耕不辍独著教材,这中间隔着中国法学教育的四十年。
《刑法研究》(十三卷)研讨会上,陈兴良发言
陈兴良将自身五部著作归入教科书的范畴,篇幅相加,超过五百万字。《规范刑法学》从法条出发,最终回归法条,阐述内在于法条、依附于法条的法理,用刑法法理去阐述刑法规范,适合本科教学采用。《教义刑法学》以专题形式呈现刑法总论的基本内容,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适合作为研究生的教学参考读物。《本体刑法学》以正文与注释分离为写作特征,系统展示刑法总论的法理。《判例刑法学》以疑难案例为线索,以分析法官的裁判理由和法律思维为特点,紧密结合司法实务,具有较强的实务品格。《口授刑法学》把2005级本科生刑法总论、各论的课堂录音整理成书,上下两册,凡百万字,开创了法学界“口述教材”的出版先例。五部教科书之外,还有《案例刑法研究》总论、各论四卷。一个教师在课堂上能抵达的人是有限的,陈兴良将自己的渊博拆解成几个侧面,装订成册,寄往他无法亲至的课堂。
陈兴良《刑法研究》书影
陈兴良的高产,常令晚辈学者惊叹。在一次面向青年教师的科研沙龙上,有人问他:是否有过科研写作长期不能推进的时候?陈兴良坦率道:“没有遇到过。”满座先是惊呼,继而是掌声。
这种对科研、对写作的敏锐与热爱,无形之中润养着他的学生。刘睿卿对此就深有体会:从博士论文的选题、开题、撰写初稿到最终定稿,几乎每个关键环节,陈老师都给出方向性的判断与关键指引。每次汇报进度,他都惊叹于老师深厚的学术功底、严谨的论证思路与对未知问题的敏锐直觉。每当思路阻塞、无从下笔的时候,刘睿卿最爱翻阅老师的序跋集,那些文字虽与他的论文主题无关,却总能激发他写下去的动力。
而“教室”的边界,还在不断向外推移。2020年,陈兴良与车浩教授共同开设的“刑法案例研习”入选国家级线下一流本科课程。2022年,北大刑法学科又与全国二十九家法学院校共建教育部刑法课程虚拟教研室,借助网络技术打破校际、学界与实务界的屏障,为刑法知识共享提供平台。陈兴良主张,各共建院校应保留自身风格,同时寻求彼此间的共性并予以打通,“通过交流教学成果提高教学质量,增强我国刑法学科教学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教研室成立以来,先后组织六届“刑法案例研习暑期公益课”、三季“全国青年刑法学者在线讲座”、九届“全国青年刑法学者实务论坛”。2023年,它获评典型虚拟教研室,是首批五十家中唯一的法学专业课程类教研室。从一个人的讲稿,到一群人的教研;从一本教材,到全国法学院共享的课程平台。影响也溢出校园,抵达司法实务的一线。陈兴良的学生中,有人执业为律师,主持重大疑难案件研讨时,仍以老师的刑法方法论为指引。从书斋到实务,他教过的学生,散布在法治运转的各个环节。
讲台是有边界的,教育没有。一位教育家的影响,会顺着一本本书、一门门课,抵达他从未到过的地方。陈兴良的刑法教学,最终落在人身上;一个教师最有力的教材,是他自己。
来源 | 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北京大学教务长办公室、北京大学法学院
采写 | 陈楚楚、陈语诺、周思羽
图片 | 付佳祥 受访者提供
排版 | 秦唯雅
责编 | 郭雅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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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6-11-18 10:0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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