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之声 2026-11-18 11:29:01
郑作新(1906年11月18日—1998年6月27日),中国鸟类学奠基人、动物地理学的开拓者,中国动物学会、中国鸟类学会发起人之一。曾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编审暨名词室主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今天是郑作新诞辰120周年。
01
用中国标本编中国名录
在中国的鸟类学界,郑作新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关于他的故事,要从一部名录说起。
1926年,郑作新大学毕业后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深造。在密歇根大学博物馆里,一只红腹锦鸡(金鸡)标本刺痛了他——标本上标注着由瑞典学者林奈命名的拉丁学名。中国特有的鸟类,为什么由外国人采集、命名?这一追问彻底改写了郑作新的人生航向。1930年,他婉拒导师的挽留,放弃已见起色的胚胎学研究,毅然回国,投身当时近乎一片空白的中国近代鸟类研究。
依据实地考察信息,结合国内外文献资料,郑作新对中国鸟类进行了系统研究。1947年,他编撰的《中国鸟类名录》问世。这是中国学者自行研究编纂的第一部全国性鸟类名录,列出了中国鸟类1087种、912个亚种。
它不只是“数量上超过了以往外国研究中国鸟类的专著所载数量”,还以中国标本为第一手材料,更正了外国专著中的大量鸟类学名错误。更重要的是,《中国鸟类名录》体现了将自主标本采集与文献考辨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为后续的动物地理区划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撑。
02
用中国数据改动物分界
名录编纂完成后,郑作新并未止步,而是进一步追问,这些鸟为什么分布在此,而非他处?
我国跨越古北界和东洋界两个动物区系,如何划定分界线,直接影响中国的动物地理区划格局。
长期以来,影响最大的划分方案来自英国人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76年的论断——以南岭为界。
但郑作新和许多学者在后续的实地考察中发现,这种划分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为此,郑作新等人从海南五指山到四川峨眉山,从东北到西南,几十年间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每到一个地方,他们就采集标本、记录分布、观察习性。
1959年,在《中国动物地理区划》一书中,郑作新和张荣祖分析了鸟、兽中的特有种、优势种和主要经济种,结合土壤、植被及气候区划,最终确定古北界和东洋界在我国境内以秦岭为界,向西经横断山脉北部,至喜马拉雅山脉。
这条秦岭分界的观点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赞同和认可。郑作新等人又根据实地考察资料,将全国动物区系进一步划分为7个区和19个亚区。这一动物区划方案在国际上属首创,至今仍被普遍采用。
03
践行实事求是
郑作新一辈子践行“用中国数据说话”理念,也把它传承给了学生。
在《如何引起学生兴趣》一文中,他写道:“尽量利用标本——实物标本,尤其是本省标本,最好还是本地常见的标本,以此为中心。”这句话在今天读来仍然有一种朴素的力量——标本的意义不在于稀有,而在于是否来自脚下的土地。
1989年,美国国家野生动物协会会长专程来到北京,只为给郑作新颁发国际自然保护特殊成就奖。这种形式在该协会历史上尚属首次,该奖项也是第一次颁给中国学者。
比荣誉更重要的是,郑作新在研究中始终保持着实事求是的学术自觉:名录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分类不是目的,而是回答更大问题的工具。从“中国有什么鸟”到“鸟为什么在这里”,每一次追问,都建立在同一个地基之上——中国自己的标本、中国自己的数据。
郑作新毕生致力于中国鸟类实际考察和系统研究,发现中国鸟类16个新亚种,撰写了1000多万字的论文和专著,推动了中国近代鸟类学研究建立和发展。
郑作新的研究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让中国鸟类学从依赖外国人的采集和命名,走向立足中国标本、“用中国数据说话”。这份数十年前的答卷,正是今天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征途上最朴素的路标。
来源: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责任编辑:范思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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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6-11-18 07: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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