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哥带你读原著 2026-11-18 15:35:44
万万没有想到,原本以为老蒋对我党主席和总司令,悬赏25万大洋已经是最高价码了。
结果一查资料,发现老蒋给出的最高悬赏,竟然是100万大洋,而且声称:抓不到活的,死的也要。
这个人不是某个政党的领袖,也不是大军阀,大将军,大文豪,而是“暗杀大王”王亚樵。
那么问题来了:王亚樵到底做了些什么事,能让老蒋如此忌惮,竟然能开出如此天价来悬赏呢?
要知道在上世纪30年代的100万大洋,按鲁迅先生每月300大洋的月薪算,够鲁迅先生干277年了。
王亚樵是斧头帮的创始人
王亚樵最先加入的组织,是“安徽劳工上海同乡会”。
他在目睹了安徽籍工人在上海饱受青帮和资本家的剥削和欺压后,便组织同乡互助,专门购买了100多把斧头,组建了“斧头队”。
每当有会员被欺负,斧头队就会一拥而上,以命相搏。
斧头队如此不要命的打法,即便是上海滩的青帮大佬黄金荣,杜月笙都要敬畏三分。
后来,这支斧头队就发展成为了威震上海滩的“斧头帮”,王亚樵也被尊称为“九爷”。
王亚樵创建上海劳工总会
斧头帮的势力再扩大后,王亚樵就创建了一个更正式,更具有号召力的组织外壳:上海劳工总会,他自任:总头目。
上海劳工总会的会员最多的时候,达到了10多万人的规模,其中直系的门徒也有好几千人。
这个组织不仅为斧头帮提供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情报来源,还是王亚樵的“兵源”和“后勤”基地。
值得一提的是:我党早期的工人运动领袖李立三就跟王亚樵有过合作。
王亚樵与老蒋不共戴天
当然,王亚樵组织最核心的功能还是“暗杀”。
王亚樵本人信奉的就是“暗杀救国”,他认为在这个无法讲理的时代,对于强权只能用武力。
早年间,王亚樵追随中山先生,是坚定的三民主义信徒。然而,1927年老蒋发动了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彻底改变了他对老蒋的看法。
王亚樵亲眼目睹了无数的革命志士和工农群众被杀害,国共合作与中山先生制定的三大政策也被老蒋彻底抛弃,北伐大业中道崩殂。
在王亚樵看来,老蒋就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恶魔”,自此之后他对老蒋彻底绝望,开始了义无反顾的反蒋抗日。
他认为铲除老蒋这个“叛徒”,暗杀是最直接,有效的手段。
1931年6月:庐山刺杀老蒋
1931年,老蒋前往庐山的太乙村避暑。
王亚樵知道后,派出杀手陈成潜入庐山。
陈成装扮成游客,潜伏在庐山,等着老蒋散步的时候经过。为了携带武器上山,王亚樵的团体还将枪支藏在了火腿里,结果被老蒋的护卫识破了。
因为护卫发现路边有扔掉的火腿,老蒋的卫队就此还加强了巡逻。
当老蒋坐着滑竿沿山路向下时,陈成见其身边的护卫因地形狭窄散开了,他认为这是绝佳的机会,准备开枪的时候,一名巡逻的护卫突然朝他隐蔽的地方走来。
陈成不得已只能提前跳出来,仓促开枪射击。
由于射击的角度和时间都不是在计划内,所以子弹没能打中老蒋,结果就是反应过来老蒋护卫,将陈成打成了筛子,当场身亡。
事后,老蒋让戴笠追杀主谋,但没能查到王亚樵的身上。
庐山行动失败之后,王亚樵将希望转到了南京的行动组,结果老蒋怕了,出行极为谨慎,南京组一直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
最终,王亚樵的老婆王亚瑛将这次刺杀老蒋的行动暂停了。
1931年7月:上海北站刺杀宋子文
在刺杀老蒋失败后,王亚樵将目标转移到了老蒋政府的财政部长宋子文的身上。
1931年7月23日,王亚樵得到消息,宋子文将乘坐火车抵达上海北站。
随即,王亚樵在上海北站的出口部署了行动组,由刘刚小组执行这次的刺杀任务。
这次任务失败的直接原因是:行动组成员并不认识宋子文。
当宋子文一行人走出站台的时候,行动组成员以为那个走在前面,穿白色西装,提高级公文包的男人就是宋子文,随即多枪齐射。
结果被打死的那个人是宋子文的秘书唐腴胪,他因为体型和相貌都与宋子文相似,成为了替死鬼,宋子文本人侥幸逃过一劫。
事后,王亚樵还一度认为宋子文已经死了。
老蒋得知宋子文被暗杀这件事后,紧张感又加重了,这充分说明了:有某个团体,正在针对“蒋宋家族”。
王亚樵创建“铁血锄奸团”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王亚樵就把斧头帮改组为了“铁血锄奸团”,他自任团长。
这个锄奸团干的事情是:专门针对日军高级军官和汉奸进行暗杀行动。
这个组织名称的转变,标志着:王亚樵的暗杀活动,已经从单纯的“反蒋”扩展到“抗日锄奸”,他的境界一下子高了不少。
在王亚樵的逻辑里,老蒋就是“不抵抗主义”,是抗日救国的最大障碍。
他还认为老蒋提出的那个“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是在纵容日本侵略,进而消耗自身的国防力量。
王亚樵的这种认知让他将“反蒋”与“抗日视为同一场战斗”,对他而言,只要除掉老蒋及其核心成员,就是为抗日做贡献。
后来,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之后,他还积极参与了在香港成立的,主张“抗日反蒋拥共”的“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并且宣称:蒋汪不除,国无宁日。
王亚樵组织武装
1932年1月29日,“一·二八”抗战刚爆发,王亚樵就召集部众,宣布全力抗日,并且成立了“淞沪抗日义勇军”,自任司令。
这支义勇军成立后规模迅速扩大,成为“一·二八”事变期间,人数最多(兵力最多达到了1.5万人),实力最强的一支民间抗日武装。
不过由于老蒋下令解散,后来这支武装被迫改名为“抗日救国决死军”,由余立奎任司令,王亚樵退居幕后指挥。
这支武装从无到有的迅速建立,充分表明了王亚樵的组织,具备能从帮会直接转换为前线武装力量的能力。
难怪老蒋对他如此忌惮:看来老蒋这100万大洋,想买的不仅仅是王亚樵一个人的脑袋,而是想要摧毁其整个组织。
王亚樵暗杀日军大将
1932年4月19日,日军定于上海的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争祝捷大会”。
由于日军规定只允许日本人和朝鲜人进入会场,王亚樵就联系到了流亡上海的朝鲜独立党人安昌浩等,让他们携带定时炸弹混入会场。
安昌浩等人将炸弹装在热水瓶里,然后放在检阅台下后,便迅速离开了。
结果相当给力,炸弹准时引爆,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陆军大将白川义则被炸成重伤后三天后毙命,这是整个抗战期间,在我国被击毙的最高级别日军将领。
除了白川义则之外,台上的13名日本高级将官非死即伤。
老蒋在得知王亚樵干了这件事后,第一反应是“刮目相看”。
这个时候,他起了爱才之心,随即派戴笠,胡宗南等人去拉拢收买王亚樵,但都被王亚樵断然拒绝了。
这次拒绝后,老蒋就对王亚樵起了杀心。
与此同时,王亚樵这次的行动产生了极大的国际影响,国联开始对老蒋的政府施加外交压力,要求严惩凶手。
于是,老蒋就在“民族英雄”与“外交麻烦制造者”之间,将王亚樵归为了后者。
1934年,南京政府在《民国日报》上,正式登出了通缉令,悬赏捉拿“匪首”王亚樵,赏金100万大洋。
王亚樵刺杀汪精卫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开幕。
王亚樵通过晨光通讯社的记者孙凤鸣,策划在会议合影时刺杀老蒋。
孙凤鸣原来是十九路军的排长,对老蒋和汪精卫的政策极为不满,因此加入了王亚樵的暗杀团。
老蒋的运气太好了,会议合影的时候,老蒋因故不在,孙凤鸣就转而将枪口对准了汪精卫。
结果汪精卫中了三枪,不过经过紧急送医后,侥幸活了下来。(不过最终还是死在了这次枪伤的后遗症上)
王亚樵的这次暗杀行动,子弹虽然没有打到老蒋的身上,但外界都怀疑是老蒋指使了这次暗杀,因为老蒋与汪精卫存在长期的权力矛盾。
由此一来,老蒋既是潜在的受害者,又成了头号嫌疑人,他对王亚樵已经恨到不惜一切代价都要除掉的程度。
王亚樵的人生转折点
老蒋对戴笠下达了“限期擒拿王亚樵归案,否则不要来见我”的死命令,王亚樵被戴笠追杀,四处碰壁。
这个时候的王亚樵,他的人生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1936年,西安事变前,王亚樵派心腹联系我党,表达想加入我党,一起反蒋抗日。
他请李济深给周副总理写了一封推荐信,然后自己也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延安方面。
我党方面对王亚樵相当重视,周副主席等领导人曾多次联系王亚樵,同意他加入我党。
然而,就在我党准备派人接应王亚樵时,王亚樵于1936年10月,在广西梧州被戴笠派出的特务,暗杀,导致他投奔延安的计划功败垂成。
“暗杀大王”王亚樵之所以被戴笠成功算计,还是因为戴笠找对了王亚樵身边的突破口。
首先,戴笠抓到了王亚樵的得力部下余立奎,余立奎宁死都没有透露王亚樵的行踪。于是,戴笠就把目标转移到了余立奎的妾室余婉君那里。
戴笠制造了余婉君与王亚樵有染的谣言,让余婉君饱受委屈后,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随后,戴笠给出了十万元的赏金,以及抓到王亚樵就释放余立奎的条件,成功收买了余婉君。
1936年9月,被戴笠收买的余婉君带着孩子从香港来到了王亚樵的藏身地:广西梧州。
王亚樵念及旧部情谊,丝毫没有怀疑余婉君,就将余婉君及其孩子留下,并安排了住所。
军统的特务随着余婉君也在梧州潜伏了下来。
1936年10月20日,王亚樵在李济深家里吃晚饭,余婉君找到王亚樵写一个条子,带给狱中的余立奎。
王亚樵独自回到家中时,刚一进门,脸就被早已埋伏在门后的特务撒了一把石灰,顿时眼睛就看不到了。
最终,王亚樵被乱枪打死,当场身亡,年仅47岁。
后记
王亚樵死后,余婉君也被特务灭了口。
纵观王亚樵的一生,主席评价他是: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
虽然他选择的手段,本身无法承载他想要实现的正义,但仅凭他抗日锄奸的英雄壮举,就是一个值得被记住的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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