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愤怒的秋天：从法国到阿尔巴尼亚，民生抗议为何演变为政治危机？

今年欧洲街头迎来一个躁动的秋天。

法国巴黎，学生与工会成员走上街头，抗议教育资源不足、生活成本上涨和公共服务问题；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数万名学生因教育费用、就业困难和政府腐败问题举行示威，部分抗议演变为纵火与警民冲突；意大利罗马，工会组织大规模集会，要求政府回应工资、养老金和公共财政分配问题；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住房负担则持续成为青年群体与城市居民的不满来源。

大规模和平游行之外，部分城市也发生了打砸、抢劫和与警方的暴力冲突。10月24日，新一轮全国示威继续举行。法国内政部估计约41万人参加，法国总工会（CGT）的统计则接近80万人。

这些运动的诉求并不完全相同，目前也没有证据表明它们由统一的跨国组织策划。但从西欧的住房与福利争议，到东南欧的就业及腐败问题，不同抗议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政治命题：当经济压力转化为公共愤怒，现有政治制度如何回应这些诉求？而当政策回应不能满足公众期待时，谁又能将这些不满转化为新的政治资源？

01 从教育到住房：对未来的焦虑与不平等的愤怒

欧洲近期抗议首先具有鲜明的社会经济背景，而教育与住房问题尤其反映了年轻一代对未来生活的焦虑。

法国新一轮学生抗议始于9月下旬巴黎郊区学校的教师岗位短缺问题，随后迅速扩大至全国。学生对课程安排、缺乏代课教师、学校设施及大学录取制度表达不满。

这些问题并非只关系到课堂条件。对于学生而言，教育原本是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但当学校资源差距扩大、升学机会竞争激烈、生活成本不断提高时，年轻人越来越担忧个人努力是否仍能换来稳定的未来。

阿尔巴尼亚的青年抗议则更直接地将民生问题与政治信任联系起来。

10月14日，数万名学生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举行抗议，反对教育成本上涨、大学条件恶劣以及毕业后的就业机会不足。示威者同时指责政府腐败，要求总理埃迪·拉马辞职。部分抗议者纵火焚烧教育部建筑及银行设施，警方使用水炮和催泪瓦斯驱散人群。10月24日，该国再次出现激烈的反政府抗议。 

虽然阿尔巴尼亚并非欧盟成员国，但其长期谋求欧洲一体化的政治背景，以及青年对教育、就业和政治精英的不满，使其成为观察欧洲外围国家社会发展困境的重要案例。

在西班牙与葡萄牙，住房则构成另一种代际矛盾。房租、房价与收入增长之间的失衡，使部分年轻人即使接受了高等教育、进入劳动市场，也难以获得稳定的居住条件。

因此，这些运动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呈现出类似的政治焦虑：教育、就业与劳动收入是否仍能为普通人提供可预期的生活保障？

02 能源危机如何加剧矛盾？

如果说住房、教育和公共服务不足构成欧洲各国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那么持续的地缘政治冲突，则正在通过能源市场和财政政策将这些矛盾进一步放大。

2022年俄乌战争全面爆发后，欧洲为了降低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越来越多地转向全球液化天然气（LNG）市场、建设接收设施，并寻求通过可再生能源和跨国电网合作降低供应风险。但2026年中东局势又使这一全球市场受到严重扰动，欧洲能源价格越来越受到全球市场供求、航运条件和国际政治冲突的影响。2026年2月底，美国、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爆发战争，随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运输遭受严重干扰。国际能源署指出，3月初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关闭，影响了原本约占全球液化天然气供应近五分之一的运输流量，并导致欧洲和亚洲天然气价格剧烈波动。

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最终通过多个渠道影响欧洲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

首先受到影响的是家庭能源账单。天然气价格上涨不仅推高家庭供暖成本，还可能通过燃气发电成本影响电价。虽然不同国家的能源结构、定价制度与补贴安排存在差异，但电力和天然气价格上升都可能压缩家庭可支配收入。

其次，石油价格上涨影响交通和物流成本。燃油支出增加，对于依靠车辆通勤的劳动者、货运司机、农业生产者和小型企业来说，可能产生更加直接的经济压力。

同时，能源是食品加工、化肥生产、运输和工业制造的重要投入。天然气和石油价格上涨可能通过产业链传导到食品和其他商品价格，并进一步影响企业经营成本和居民购买力。

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2026年7月发表的研究指出，中东战争引发的能源价格冲击，对最贫困家庭的负面影响，在其模型所考察的情景下可能达到富裕家庭的2.5倍。原因在于，低收入家庭往往需要将更高比例的收入用于食品、供暖、电力和日常交通等基本支出。

那么，生活成本危机如何演变为财政分配和政治信任问题？

如果说能源价格上涨是外部冲击，那么由谁承担上涨成本，则属于国内政治选择。

当家庭能源账单增加，政府可以通过降低能源税、向低收入家庭提供补贴、调整公共服务预算或支持受影响企业等方式缓解压力。

据路透社10月1日报道，欧盟25个成员国在2026年已经投入约179亿欧元，用于减轻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对家庭和企业的影响。其中超过三分之二属于覆盖面较广、针对性不足的价格干预措施。

但这些措施都有财政代价：补贴如果覆盖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便需要大量公共资金；减税可能减少财政收入；而针对特定社会群体的补助，又可能引发其他群体对于分配公平性的争议。尤其对于收入略高于救助标准、却同样面临生活成本压力的家庭而言，严格的补贴资格可能使他们感到自己既无法承担市场价格，也无法获得充分的公共保障。

欧洲各国政府在这一过程中还面临另一项重要压力：俄乌战争持续以及欧洲防务安全政策调整，使军事援助、国防工业和军事能力建设成为更重要的财政议题。由此，在预算空间受到债务、经济增长和能源价格约束的情况下，不同财政优先事项之间的竞争确实可能变得更加尖锐。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这种竞争可能被理解为一个尖锐而残酷的政治问题：政府为何能够为防务、能源基础设施或其他国家战略安排资金，却难以及时改善学校、住房或社会福利？

特别是在法国、意大利等国，能源成本与生活费用已经成为工会和政治反对派的重要议题。路透社10月20日报道指出，燃油价格上涨正在成为欧洲多个国家政治竞争的重要主题，部分右翼政治力量将能源负担与对乌克兰的支持、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以及对外政策联系起来，借此批评现有政府。

2026年10月，欧洲天然气储备水平低于历史同期，使即将到来的冬季成为新的风险因素。储备偏低意味着，如果出现寒潮或进一步的国际供应中断，欧洲可能需要以更高价格竞争液化天然气货源。

尽管欧盟委员会10月8日的评估认为，欧洲能源基础设施已经具备更强的供给多元化和液化天然气进口能力，原则上可以应对2026—2027年冬季需求，但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却可能产生政治影响。家庭需要规划冬季供暖开支，企业需要判断未来生产成本，政府则必须决定是否继续投入财政资金维持价格补贴。当能源安全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社会对于未来生活成本的预期便可能成为政治不满的重要组成部分。

03 工会的重新介入：谁在把愤怒转化为集体诉求？

对于工会而言，能源成本上涨会导致实际工资下降、企业裁员风险及基本公共服务承压，因此，提高工资、改善劳动保障与扩大针对性公共支持成为重要诉求。

并且，与通常被描述为自发性青年骚乱的印象不同，近期欧洲抗议仍然显示出传统工会的重要作用。

在法国，总工会（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ur ，简称CGT）不仅参与组织示威，还试图把学生、劳动者和此前“黄背心”运动参与者之间松散的联合，转化为具有明确路线及组织责任的集体行动。

9月中旬，TikTok上开始出现号召10月17日恢复“黄背心”行动的帖子。随着法国学生抗议扩大，10月17日逐渐成为青年、前“黄背心”参与者及工会共同关注的日期。

《世界报》援引社交媒体监测机构Visibrain的数据指出，9月27日至10月16日期间，法国社交平台上关于10月17日行动的信息接近46万条，TikTok相关视频累计观看量约为1.32亿次。在线上巨大声量的基础上，法国总工会CGT的介入承担了将网络号召转化为现实组织安排的工作，向政府申报正式游行路线，试图将线上动员转化为线下集会。

工会拥有长期形成的组织网络，可以协调不同地区和行业的集体行动。其次，工会能够利用罢工、劳资谈判及公共政策咨询等制度渠道，使街头诉求进入政府决策过程。更重要的是，工会能够尝试将看似分散的民生问题联系起来。学生要求增加教师，劳动者要求提高工资，退休人员要求保障养老金，这些诉求可能被置于公共财政分配、实际购买力和社会保障的共同框架之下。

意大利的情况同样体现了这一点。10月17日，意大利总工会CGIL在罗马组织大规模示威，将工资、青年就业和政府预算问题联系起来。工会随后宣布计划于11月20日举行总罢工，继续对政府财政政策施压，这种组织模式有助于将一次性的集会转化为持续性的政治行动。

04 从经济焦虑到身份政治：极右翼如何争夺危机的解释权？

当社会不满无法迅速获得政策解决，不同政治力量便开始围绕危机的成因展开竞争。

特朗普及欧洲部分右翼政治人物倾向于将住房压力、公共服务紧张和社会治安问题与移民政策联系起来。这种叙事具有较强的政治传播能力，因为它将复杂的经济与行政问题转化为一种容易理解的资源竞争关系：国家资源有限，而某些群体正在与本国民众争夺这些资源。

但这些判断需要谨慎区分。移民确实可能影响特定地区的住房需求、劳动力供给和公共服务需求。然而，住房建设不足、公共投资下降或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也可能来自长期政策选择、土地使用制度、财政安排及行政管理问题。

法国10月17日抗议之后，部分网络政治账号又通过真实或虚假的暴力画面，将原本围绕教育、生活成本与公共服务的抗议重新解释为外来移民导致的社会秩序危机。

2026年10月法国抗议期间，出现了大量AI生成图像。《世界报》9月调查发现，多个TikTok账号广泛传播AI生成的“黄背心”动员海报，将10月17日描述为全国性行动日期。然而，部分账号刚刚建立或改名，实际组织者并不清晰。这种传播方式可能在正式组织尚未形成前，就制造一种抗议已经获得广泛参与和统一协调的视觉印象。

10月17日法国多地示威期间，一张描绘身穿粉红豹服装的抗议者遭警方水炮喷射的AI图片在网络广泛传播。另有AI生成的老年夫妇遭抢劫图片，被部分极右翼相关账号用于传播社会失序的叙事。与此同时，真实发生的商店抢劫、警民冲突及社会暴力，也通过大量短视频传播，有些画面被重新剪辑、戏剧化甚至与虚假内容混合。

《世界报》10月23日报道称，法国事实核查服务Vera在10月1日至19日期间接到9500次咨询，其中49%涉及抗议暴力与相关事件是否真实。

由此，数字平台可以使一场抗议获得远超现场规模的传播声量，但谁能够控制这些传播内容、谁能够代表真实抗议者发言，却可能变得更加不确定。

05 抗议究竟带来了什么改变？

目前，法国学生运动已得到一些具体的短期政策回应。10月初，法国政府撤回了向部分非奖学金学生征收额外教育费用的计划。随后，教育部长爱德华·热弗雷宣布，将安排约3000名代课教师，优先缓解师资短缺较为严重学校的用人压力。

不过，从增配教师的政策承诺到教育质量的持续改善，还需要一系列落实工作。教师及时到岗、校际资源合理分配，以及长期教育投入的保障，都是政策产生持久成效的关键。因此，对这场运动的评价，也不应只关注政府的短期回应，更要持续追踪后续的执行，关注这些措施给学校教学条件和学生学习带来的实际变化。

政府将会如何对抗议进行回应？欧盟政策制定的复杂性，是理解这一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首先，欧洲的政策权限分散于不同治理层级。欧盟委员会负责提出多数欧盟层面的立法方案，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共同参与立法，而成员国政府及地方行政机构又负责大量政策的具体制定和执行。

但欧盟并非在所有政策领域都具有相同权限。例如，教育主要由成员国负责，欧盟主要发挥支持与协调作用；住房政策也主要属于国家和地方政府职责，尽管欧盟的融资、区域发展和经济政策可能间接影响住房建设。

因此，即使多个成员国同时面临住房和教育压力，也很难通过一项统一的欧盟政策直接解决。

同时，欧洲各国政府还面临相互竞争的财政优先事项。住房、教育和医疗需要公共投入，能源安全、产业转型及防务支出也需要资金支持。因此，更直白的说，政策制定难在选择谁来承担成本、哪些群体优先获得资源。

西班牙住房改革便是直接案例：即便政府已经提出回应方案，然而不同政党、房东、租户及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分歧，使政策能否落实成为新的政治争议。例如，10月2日，西班牙议会否决了政府此前提出的两项住房紧急法令，涉及租赁合同延长、租户保护和住房市场监管。10月6日，桑切斯政府重新提出包含21项措施的住房改革方案，但部分措施仍面临议会批准的不确定性。

此外，多层级治理还可能模糊政治责任。当公共服务改善缓慢时，选民首先向本国政府追责，但政府可能将部分困难归因于欧盟规则、财政约束或国际经济环境；地方政府则可能强调中央财政拨款不足。

06 欧洲的真正危机，越来越难以兑现的改革承诺

从法国的教育抗议、阿尔巴尼亚的青年不满，到西班牙的住房争议和意大利的工会动员，2026年秋季欧洲接连出现的社会抗议，绝非几场孤立的政治风波。比街头冲突更值得警惕的，是欧洲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承压与政治改革受阻之间正在形成的恶性循环：民众越来越迫切地要求改变，政府却越来越难以拿出能够真正改善生活的解决方案。

这一困境首先来自欧洲经济治理模式自身的矛盾。欧盟一体化曾通过共同市场、资本流动与区域合作推动经济增长，但是，在面对新的经济危机时，欧洲一体化的制度安排暴露出两个深层矛盾——欧盟共同市场的高度整合、政治与财政能力的相对分散。面对产业竞争力下降、公共服务投入不足和人口老龄化，欧洲国家需要进行大规模经济调整，但欧盟财政规则、成员国利益分歧与复杂的行政协调机制，又使改革的成本和阻力不断增加。结果是，政府既难以完全自主地调整经济政策，也难以将改革责任简单归于布鲁塞尔。

外部地缘政治冲击进一步放大了这一困境。俄乌和中东的双线战争引发的能源供应重组和价格冲击，已经通过生产成本、居民账单和公共财政传导至欧洲社会。即使能源价格从危机高峰回落，过去几年的物价上涨也不会随之自动逆转。

与此同时，中东冲突带来的能源运输风险、欧洲不断增加的国防开支，以及产业转型所需的巨额投资，都在争夺有限的财政资源。当政府需要同时维持社会福利、保障能源安全、提高军费并推动产业升级时，教育、住房和公共服务便更容易陷入预算争夺。普通民众承担着地缘政治与经济转型的现实成本，却未必能够分享到相应的经济收益。

人工智能的发展又为这一局面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与能源危机直接推高生活成本不同，AI带来的冲击更多体现为对未来就业结构、职业技能和收入稳定性的重新预期。尤其对于年轻人而言，接受高等教育、积累专业技能并进入相对稳定职业的传统路径，正面临技术变革与劳动力市场调整的双重考验。企业如何利用自动化、生产率收益如何分配，以及教育体系能否及时回应技能需求的变化，都可能成为下一阶段劳资矛盾与代际冲突的重要来源。

当生活成本居高不下、职业前景充满不确定性，而常规政治渠道又难以兑现改革承诺时，街头抗议便不再只是针对某一项政策的临时反应，而可能逐渐成为社会不满反复释放的政治出口。 这也为极右翼及其他反建制政治力量提供了动员空间。住房短缺可以被重新解释为移民问题，公共财政压力可以被归咎于欧盟官僚体系，能源成本和产业衰退则可能被纳入民族主义与主权政治的叙事之中。复杂的结构性矛盾由此被压缩为更容易传播、也更容易激发情绪的政治对立。

然而，能够利用社会不满赢得支持，并不意味着能够解决产生这些不满的经济问题。欧洲极右翼与特朗普所处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环境并不相同。美国联邦政府掌握统一的货币、财政和外交政策体系，而欧洲国家尤其是欧元区成员国，在货币政策、财政空间、贸易规则与产业补贴方面面临不同程度的共同制度约束。即使反建制政党进入政府，也无法仅凭限制移民、挑战欧盟规则或强化民族主权，就迅速降低能源价格、增加住房供应或恢复产业竞争力。更何况，激进的财政扩张、贸易保护或与欧盟机构的直接对抗，也可能引发新的市场压力与政策冲突。

由此，一个值得继续追问的问题是：如果极右翼政党真的进入政府，它们究竟能够改变多少，又必须继承多少既有的经济困境？ 它们可能在移民、治安和部分社会政策上推动明显转向，但住房、教育、能源和就业问题的改善，最终仍取决于财政资源、产业投资、行政执行与跨国协调。倘若反建制力量同样无法兑现承诺，社会不满可能进一步转向新的政治对象；倘若其政策确实改善了部分群体的生活条件，也需要进一步考察这些收益由谁获得、由谁承担成本，以及能否长期持续。

结语

因此，“欧洲大乱”最具误导性的地方，并不只是它夸大了街头冲突，而是它把欧洲正在经历的结构性经济与政治困境，简化成了一场秩序与混乱的视觉对抗。 欧洲真正需要回答的，不是如何让抗议者暂时离开街头，而是当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和政治承诺之间的旧有平衡不断松动时，谁来承担转型的成本，又由谁来分享改革的收益。如果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回应，即使街头恢复平静，推动下一轮社会冲突的条件也不会因此消失。欧洲一体化也由此面临挑战。成员国之间如何协调利益、欧盟如何兑现其所承诺的发展机遇都是考验一体化制度的必答题。

｜本文首发于腾讯新闻

编辑｜Flora

本文为《洞见全球》栏目“欧陆风云”系列第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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