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红军

我的父亲是红军

口述：王自力　整理：彭洁

清明刚过，天气一天天暖和起来，布谷声声，山野里满是新绿。

距牟定县城六七公里的东兴乡（今新桥镇），有一个叫杨茨科的小山村。接连几天，村前的一个山包上都会跑来几个衣着破旧的年轻人，不时踮起脚望向东边的远山，似乎还在兴奋地谈论着什么……

这是距今90年前的一个情景。作为其中的年轻人之一，多年后，我的父亲王应元对此记忆深刻，在世时常常和我们讲起。

当年，到底是什么让父亲和小伙伴们那样向往、着迷？

1941年，八路军战士在南泥湾开荒生产。（新华社发） 

穷孩子参加了红军

父亲的家就在杨茨科村，我爷爷是个泥水匠。和大伯一样，父亲10岁起就到富人家帮工，替人放牛，年长后帮人赶马驮货走大理、跑昆明，每年换回一斗谷子或十来个银圆。一年苦到头，全家5口人仍旧吃不饱、穿不暖。

十八九岁时，父亲不时听来往的脚夫、赶马人念叨：有一支“朱毛”领头叫红军的队伍，不打人、不骂人，专打土豪、分田地，是救穷苦人的队伍。这些话像黑夜里的火把，照亮了父亲迷茫的心。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找到并加入这支队伍。

1936年4月中旬，一支红军部队开到禄丰、黑井活动，据说可能要到牟定。父亲高兴极了，瞒着家里人，邀约同村的杨开藻、王开堂等6个小伙伴，每天到杨茨科村前面的山头眺望，等待红军路过。

16日清晨，父亲和伙伴们远远看见一队人马从东边的黑井方向走来，领头的手里高举着一面鲜艳的红旗。“一定是红军！”父亲和小伙伴激动地一路小跑，朝着队伍的方向追赶，一直跟到牟定县城。

此时，国民党县长如惊弓之鸟，早已带领兵丁逃往化佛山，百姓自发拆去堵塞城门的土基，迎接红军进城。

当天，父亲和同伴们在县城北街报名，加入了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编入17师补充团。因为会赶马、钉掌，父亲被分到营部管马。随后，父亲跟着部队，赶到县城西北面的红军临时指挥部天台街三清阁，一位首长模样的人问父亲：“参加红军怕不怕？为什么参加红军？”父亲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怕！红军是救人的。”

17日天刚亮，三清阁前的大茶树下，聚集了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和集合整齐的红军队伍，一位腰挎短枪的红军首长作了开拔前的宣传动员。后来，父亲才知道这就是红六军团的军团长萧克将军。“我们是毛主席派来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军队”“长征为的是北上抗日、救国救民”“红军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欢迎青年参加红军”——讲话的大意，父亲一直记得。60多名牟定青年和父亲一样参加红军，踏上了革命道路。

那年，父亲24岁。

爬雪山、过草地

从牟定天台出发后，父亲们一路过前场、占姚安，经大姚、克盐丰（今大姚石羊），到宾川后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

4月25日，部队挺进丽江，从石鼓的木瓜寨、木取独等5个渡口分批抢渡金沙江。为了加快进度，大家想尽办法。看到有些胆大的战士牵着马泅渡成功，父亲和一起参军的王开春、王开保也拉着马尾巴飘荡着过了江。四天三夜，红二、红六军团1.8万多人顺利过江，蒋介石妄想“歼红军于金沙江边”的算盘彻底落空。

“4月30日到达中甸那天，我第一次哭了，实在是太艰苦了。”几十年后回想起来，父亲依然没有避讳当时的情况。

父亲出身穷苦人家，自小没少吃苦。然而，过江后到中甸（今香格里拉）的100多公里路，是长征路上考验父亲的第一道关口。

江对面，就是横断山脉连绵的雪山。部队离开江畔，沿着一条深涧，开始向海拔四五千米的玉龙雪山攀登。刚上山，太阳还晒得人后背发烫，可垭口一转，狂风瞬间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细密的雪粒直往破单衣里钻。踩在雪里，父亲脚上新打的草鞋很快结了冰，硬邦邦地裹在脚上，脚趾冻得又麻又疼，牵着的马喘着粗气，四条腿打战，怎么也不肯迈步。父亲把绑腿解下来垫在马蹄底下，自己弯着腰，哈着白气，拽着缰绳一步一步往前拖。

越往山顶爬，空气就越稀薄，高山反应也更加厉害，脑袋发胀、眼冒金花，两条腿像灌了铅。父亲和战友们把带着的所有衣服都穿上，再喝口辣子水，都无济于事，还是冻得上下牙打架。大家咬紧牙，一步一步往前挪。

为了从中甸赶到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父亲们又连续翻越了五六座大小雪山，上下都是三四十公里。高原雪岭，人烟稀少，补充给养极为困难。到后来，青稞炒面吃完了，酸涩的刺果也扫荡一光，只能吃草。一开始，什么样的野草都吃，只要咬得动就行，到后来，连吃上草都是一种奢望，只能找到前卫部队留下的草根。实在没法了就杀马，再后来，连皮带、皮鞋都分吃光了。空着肚子翻越雪山，不断有人走着走着倒下便没了呼吸。

1936年7月，红二、红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开始从甘孜动身过草地，北上阿坝。

茫茫草地，根本分不清东西南北，走几十里地都见不到人烟。天气像小孩的脸，风雪雨雹说来就来。断粮七八天，最后连原本铺天盖地的野菜都吃光了。过松潘草地的经历，是父亲一辈子难以磨灭的记忆之一。那天，父亲正跟着队伍探路，一脚踩空，整条腿陷进泥沼，泥浆没到膝盖、再到腰。他本能地伸手乱抓，背包越来越沉，喉咙里灌进腥臭的泥水。就在脑袋快要被淹没时，旁边几个战友及时发现围拢过来，七手八脚，硬是把父亲从泥沼里拖了出来。

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宁夏西吉县将台堡会师，标志着长征胜利结束。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离开牟定参加长征半年的日子里，正如《长征组歌》里唱的那样，父亲和战友们西进北上、向死而生，走过万水千山，历经艰难险阻，从一个山村贫苦孩子锻造为肩负救国救民理想的革命战士。

1937年1月，父亲在陕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锯了腿怎么上战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父亲被编入120师359旅717团3营11连，当上了机枪手。随后东渡黄河，开赴晋西北抗日前线。

1938年2月，日寇围攻晋西北根据地，侵占了宁武、岢岚等7座县城。为打破日军计划，巩固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决定发起收复战役。在王震将军的率领下，359旅杀得日军鬼哭狼嚎。3月收复岢岚县的一次战斗中，我军乘胜追击，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正当排长让父亲去日军车上收缴战利品时，一发冷枪打来，子弹横穿父亲的双腿。紧急处理后，父亲被辗转送到黄河边上的兴县随军休养所治疗。

父亲还记得，休养所的条件非常艰苦，物资匮乏自不必说，连最基本的麻药都没有，甚至用木工锯给伤员做手术。住了近1个月，父亲的伤口渐渐发炎，弹孔边缘已发黑坏死，左腿开始失去知觉。医生检查后说，保不住了，要锯掉，父亲听了急得撑起身子喊道：“这怎么行！鬼子还没有消灭，前方天天在打仗，锯了腿怎么上战场！”

恰在此时，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从延安前往五台山抗日根据地巡诊，路过父亲们的驻地，听说有很多伤病员，便果断留了下来。和父亲一起住院的牟定蟠猫老乡刘光焯，伤势略轻些，听说这个消息后，热心地对父亲说：“我背你去请他看看，你的腿也许能快些治好。”找到白求恩大夫后，他立即为父亲仔细检查伤口，并通过翻译跟医生说：“子弹没有打碎骨头，腿不用锯掉。”他转过身安慰父亲：“年轻人，为了保卫祖国，负伤也是光荣的。不要急，你的腿能治好。”

经过白求恩大夫的精心治疗，7个月后，父亲伤愈出院，奔赴五台山前线。后来，一次转战延安途经山西大同时，父亲所在部队遭遇日军突袭，战斗中，父亲被炮弹炸起的石头击中头部，当时没在意，导致后来经常头痛，甚至偶尔失忆。枪林弹雨中，父亲负伤近10处，先后荣立大小战功十余次。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的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绝境。为了战胜困难、保障前线供给并减轻百姓负担，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抗日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41年3月，在旅长王震率领下，父亲等359旅官兵唱着“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战歌进驻南泥湾。

南泥湾位于延安东南方向。父亲回忆说，初到那里，满眼是树木丛杂、人烟稀少的荒凉景象。战士们以树枝杂草搭棚或挖土窑居住，靠挖野菜、采野果充饥；没有劳动工具，便四处搜集废铁，自己打制锄头、镰刀，凭着一腔热血和惊人毅力，用双手唤醒了“沉睡”多年的荒原。

那时，父亲在717团4连当指导员。这个连由团部精简下来的卫生员、勤务员、通讯员等编成，又称青年文化连，全连年纪最小的只有12岁。要完成每人开荒种地38亩、生产6石细粮的任务，可是个严峻考验。战士们年纪不大，但劳动起来十分卖力，不时还有人起头唱歌——“火燎燎的太阳当头照，除掉的草儿遍地倒。锄头底下唰啦啦地响，锄头变成革命的枪……”豪迈的歌声在父亲的记忆里经久不息。

通过艰苦奋斗，到1944年，全旅超额完成了开荒和粮食生产任务，做到了种一年、吃一年、剩两年，不仅自给，还向边区政府交了公粮、卖了余粮。南泥湾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荒山野岭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二十一年后，父亲荣归故里

解放战争开始后，父亲跟随王震将军转战鄂、豫、陕、甘等地，为全国解放浴血拼搏。1949年，随部队挺进甘肃、宁夏、新疆。新中国成立、新疆和平解放后，他坚守边疆建设一线，历任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财务处政委、阿勒泰军分区干部部副部长、后勤处政委等职，扎根戈壁，为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地方发展默默奉献。1952年，父亲和同在一个部队的母亲相识相爱，从此同甘共苦57年。母亲的家乡在湖南常德，大姐出生后，父亲高兴地为她取名王湘云。

父亲和母亲共养育了1女3子，我排行老四。除我之外，大姐和两个哥哥都出生在新疆。我是父亲回到牟定6年后，1963年出生的。

父亲1936年参加红军，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烽火洗礼，转战大江南北，亲历大小战斗数百次，行程5万多里。1955年，获国防部颁授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

1957年12月，因抗战期间负伤留下的后遗症日益加重，担心给部队添麻烦，父亲便从少校副团级岗位主动要求退休，回家乡牟定。几十年戎马生涯、出生入死，父亲同部队和战友都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回地方后，生活相对闲适，但很长一段时间，一说到部队、提到熟悉的战友，他总是止不住流泪。

1982年3月，父亲正式离休，享受正厅级政治生活待遇。

1955年11月，王应元受衔后留影。 

父亲的“抠门”与大方

在我心里，父亲是一个既抠门又大方的人。

父亲工资不低，却常年穿着部队带回的旧军装，饮食粗茶淡饭，抽着本地廉价的旱烟，在土木瓦房里一住就是44年，一张八仙桌用了近50年。

有人问他：“你为新中国成立流血流汗，可仍过着清苦的生活，吃亏不吃亏？”父亲说，当年参加红军压根就没想到是为了享福，再想想无数牺牲的战友，我已经很幸福了。一个人多想想别人，少想想自己，就不会觉得吃亏了。

考虑到我家房屋年久失修，加之父亲因战负伤导致行动不便，县里曾计划为我家修缮住房，给父亲配备车辆，但都被父亲谢绝了。“县里的困难还很多，还有许多建设要搞。我的房子还能住，腿脚能动，不能乱花公家的钱。”父亲说，如果房子建得高档、家具都用好的，群众就不敢进来，就是进来了也不敢坐，这样就会脱离群众，更谈不上为人民服务。

1963年，得知几位转业老红军生活困难，父亲和母亲商量后，拿出家中仅有的3000元积蓄，专程送到省民政厅，反复叮嘱务必把钱送到战友手中。

牟定是典型的农业县，也曾经是省级贫困县，水利和教育是群众最关切的事。父亲省吃俭用，先后攒下6000多元钱捐给贫困山区修建水利设施，拿出5000多元钱资助贫困山区优秀学生。

2003年，牟定一中一个姓毕的彝族学生因其父病逝，让原本贫困的家庭背负了重重债务，准备退学外出务工。91岁高龄的父亲听说后赶到学校，拿出1800元，为他一次性缴清高中所有学费。同年8月，得知牟定县红十字会发起了“为贫困学生奉献一份爱心”捐资助学活动，父亲当即决定为3名考取大学的贫困学生凑齐学费。工作人员到我家办理捐赠手续时，看到父亲步履蹒跚的样子，在场的一个学生流下了眼泪。父亲动情地说：“过去家里穷，我没条件读书，吃了不少没文化的苦。现在国家建设正需要人才，这点钱能解你们的燃眉之急，我心里高兴着呢！”在父亲的带动下，很多热心人加入到了捐资助学热潮中，当年共筹集资金156万元，解决了1967名贫困学生的学费问题。

2008年“5·12”四川汶川地震发生时，父亲已疾病缠身。对这片当年长征时经过的土地，他感情深厚、十分关注，向灾区人民捐款1200元。

2003年8月，与受资助的贫困学生合影。 

五十余载坚守红军本色

回乡之初，正值“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盛行。面对严重脱离实际虚报粮食产量的情况，父亲十分焦虑。一次会议上，有干部天花乱坠地说：群众粮食多到吃不完，到处晒的都是干饭。“当时气得想把那人从台上揪下来”，父亲后来和我们讲。会后，父亲和那个干部严肃地理论了一番：“群众忍饥挨饿，不少人患上水肿病，甚至有人因饥饿离世，这是铁一般的事实！绝不能说假话、报虚功！”父亲用求真务实、一心为民的担当，守护着党的优良作风，守护着群众的切身利益。

父亲健在时，我家的大门白天通常不锁。担心自己耳背听不见来访求助群众敲门，父亲特意叮嘱我们敞开门户。对每一位来访者，他都热情接待、耐心倾听，常常自掏腰包为群众排忧解难。

父亲常说“吃苦是福”，为我们三兄弟分别取名开勤、开俭、自立，寄托了殷殷期望。生活中，他严禁我们利用他的名望搞特殊化。当年，每天放学，他经常带着我们走村串巷捡粪积肥交给生产队，或是带领我们参加生产劳动，让我们在汗水中磨砺，培养吃苦耐劳、谦虚踏实的品质。

1973年，大姐应征入伍，分配到昆明某野战医院从事喂猪工作，后来又到洗衣班。担心大姐闹情绪，父亲多次写信开导她：“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你要好好干！”大姐没有辜负父亲，在部队干一行爱一行，进步很快，入了党、提了干，还在边境作战中荣立三等功。

大哥从小智力带残疾，没读几年书就回家了。父亲给大哥买了粪箕和扁担，让他捡粪交集体，鼓励他自食其力。

高中毕业时，我还不到18岁，被分配到离家较远的江坡食品组工作。亲友们劝父亲找领导说情，把我留在县城，以便照顾年迈的父母。父亲却说：“像我家的情况有很多，若是大家都要求照顾、搞特殊，那还怎么讲公平、谈正气？”

在世时，每天坚持学习。 

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物质财富，却留下了勤俭清正、自立自强的传家宝。遵从父亲的教诲，我们姐弟和各自的子女都从事普通工作，在平凡中奋斗，踏踏实实生活。

1992年9月，中央军委授予父亲二级“红星勋章”；2004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授予父亲“全国老干部先进个人”称号；2005年9月，荣获中央军委授予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回到牟定50余年，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但父亲乐于奉献、艰苦奋斗的品质一点没变，爱党爱人民的赤子之心没变。离休后，他应邀为20多所中小学校师生和干部群众讲革命传统，传播长征精神，听众达20多万人次。

2009年7月25日，父亲因病逝世，享年97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会上指出：“长征的历史从未远去，长征的路在不断延伸。”90年后的今天，再次来到父亲们长征的出发地三清阁，眼前仿佛又出现了那群青春澎湃的身影。传承好红军精神不仅是对父辈最好的告慰，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正如他们当年一样，纵是千难万险，也要坚定地走下去！

王自立来到天台三清阁缅怀父亲。90年前，王应元参加红军从这里出发长征。彭洁 摄

特别致谢牟定县委党史研究室

（图片除署名外由讲述人提供）

编后语

从未远去

“谢谢你们替我们走过最难的路。历史从来不是过去时，今天的每一次选择，也是在续写新的长征。”近期，电视剧《伟大的长征》热播，网友Ronfuius在社交平台的留言引发共情。

硝烟散尽，英雄不老。现实中，我们身边的老红军王应元虽离世多年，却仍亲切可感，如在眼前。他追寻理想，从单纯为了挣脱穷苦命运的山村青年，经千锤百炼，成长为舍身救国救民的革命战士；他坚守本色，不忘走向胜利的力量根源，坚持弘扬长征精神；他心系群众，常常想着困难群众的冷暖安危。从他身上，能感受到关照现实的强大精神力量。

今天的我们，仍可能像当年先辈长征一样，碰到各种“雪山”“草地”，面对不同的抉择、考验，依然需要发扬绝境求生、闯关夺隘的伟大长征精神，创造属于自己的苦难辉煌！

编辑/农耀

来源/楚雄州融媒体中心

一审/农耀

二审/农耀

三审/马银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