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这位传奇女性，以特殊方式参加乌蒙山回旋战！

1890年，李高吉出生在毕节县长春堡下伍溪（今七星关区长春堡镇下伍村）一个贫农家庭，她身材高大、性格刚强，16岁时嫁到毕节城关孙家。可直到这时，她还没有自己的名字，只能被冠以旧中国妇女最普通的称谓——“孙李氏”。她命运多舛，幼年丧父，24岁时又失去了丈夫；但她又是幸运的，在那个妇女被裹脚的年代，她有一双大脚，这使她后来有了更多为党工作的机会。

在丈夫去世后，为了养活一双儿女，她以帮人拉磨、舂碓维持生活。这期间，她很幸运地遇到了一个雇主——魏云皋。魏云皋是当时毕节的一位进步人士，是少年贵州会毕节支部成员，活跃于五四运动前后的毕节新文化运动中，与周稚九等在毕节湖广会馆演出自编方言话剧《恶婆贤媳》等，受到观众欢迎，以文艺传播民主进步思想、推动地方新风尚的树立。

1934年1月，中共贵州地下党毕节支部诞生。党组织在群众中开展进步思想宣传，慢慢地，孙李氏开始懂得一些革命道理。帮魏云皋先生家干活，经常得到魏先生教诲，也使她的眼界进一步开阔。1935年8月，中共贵州省工委派邓止戈到毕节组建武装、迎接红军。邓止戈到毕节后就住在魏云皋家，从而认识了孙李氏。邓止戈见她出身贫苦、精明能干，还富有斗争精神，是值得信任的群众，于是安排她到阴底、杨家湾等地给席大明、安岳阶等的部队送信。她凭着一双大脚，不怕吃苦，圆满完成任务，成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外围人员。

1936年2月，红二、红六军团进入毕节。孙李氏挺身而出，把自己了解到的“专署里的人半夜已逃走”的情况告诉率先进城的红军。根据她提供的情况，在梓潼阁待命的红军队伍全部开进了专署。她为红军提供当地大地主的姓名和住址，还带着红军打了林祖铭和刘家当铺，把里面的财物抬出来分给贫困群众，红军留下一部分做军饷。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几天，贺龙、萧克、王震、夏曦等红军首长在百花山召集贫苦群众开会，成立了毕节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选举挑水夫朱绍清为主席，毕节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下设宣传处、供给处和妇女委员会等机构。由于孙李氏为党做了大量工作，夏曦和邓止戈让她参加妇委会工作，并和女红军贺兰英一起作为妇委会负责人。当她去妇委会报到时，贺兰英问她叫什么名字，她低声答：“孙李氏。”贺兰英连连说：“这个名字不好，我给你另外起一个，就叫李高吉吧。”同时为她剪了一头短发。从孙李氏到英姿飒爽的李高吉，这是旧中国一个贫苦妇女的涅槃重生。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旧址（毕节试验区 陈再雄 摄）

毕节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妇委会的工作主要是参与送宣传红军政治主张的传单，同时组织一些会缝纫的妇女为红军赶制服装。

当时正值2月，隆冬寒气逼人。衣服破旧单薄的红军战士急需御寒衣物。由大定、毕节两县苏维埃政府牵头，发动全城裁缝和妇女群众，集中打土豪得到的布料和缝纫机以及部分群众捐献的布料，在毕节女二小（今七星关区松山路毕节二小附近）等地设立临时被服厂，由妇委会专门组织缝纫妇女队，负责裁剪、缝制、锁边、钉扣等。李高吉每天奔波忙碌，组织妇女姐妹们一针针、一线线地缝制新衣，那通宵不停的缝纫机声里流淌着毕节人民对子弟兵的深情厚谊。短短10多天，赶制出了2万多套军装，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

当时，毕节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在毕节城大东门一幢高大、宽敞的房子里办公。红军的文件、公告、传单都是在魏云皋家印制，印好后由红军分发，再由李高吉分别送到百花山福音堂、安息会、文庙等地给军团首长阅处。时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夏曦和李高吉接触很多，他鼓励李高吉要大胆工作。在首长的鼓励下，李高吉工作的力度越来越大，她带着妇委会的吴学英等同志到处宣讲革命道理，为红军筹集粮食，还四处动员穷苦青年参加红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政治部旧址（毕节试验区 陈再雄 摄）

1936年2月26日，红军在毕节小教场召开了万人大会（提灯会），贺龙同志在会上讲话。他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要想吃饱饭，就只有跟着红军走，男的女的都可以走，中国工农红军欢迎劳苦群众参军参战。接着，红军和参加大会的群众一起提着灯笼、打着火把在几条街上游行，并散发传单、高呼口号。李高吉拿着火把，跟着游行队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拥护中国工农红军”。2月26日晚上游行结束后，许多毕节青年加入到红军队伍中。2月27日，红二、红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的率领下撤离毕节，沿毕节、威宁西进，准备向安顺转移。乌蒙山回旋战开始了，李高吉也在红军队伍中，此前她把一双儿女托付给魏云皋先生照料。就这样，一个毕节革命女性走入了乌蒙山回旋战的宏大叙事。

红二、红六军团西进后，贺龙预判敌人可能会尾追而来，便命令红六军团在梅花箐一带设伏，红二军团在高山铺地区待敌，以便重创敌人，打通前往安顺的道路。可是多次吃过红军苦头的敌人移动缓慢，因此，伏击计划没能实现。红军只好继续西行，红二军团在前、红六军团殿后，经杨家湾、七星关，进入平山堡。在攻打平山堡大地主朱益斋时，红军某部指导员周南山不幸负伤。部队在执行战略转移任务，但周南山的伤势很重，部队首长便把掩护照顾周南山的艰巨任务交给了李高吉。临别时，部队首长给了她20块大板（银元中成色最足的“袁大头”），作为支付周南山养伤的费用。

平山堡红军战斗遗址（资料图片）

当时李高吉的丈夫孙竹亭刚去世不久，李高吉便给周南山改名孙祖平，并与他假扮成夫妻，搀扶着他往毕节城方向走。由于来追赶红军的万耀煌部盘查很严，他们只能白天睡觉、晚上赶路，翻山越岭、历尽艰辛。走到毕节城边大水沟时，因周南山伤势严重，李高吉只好先把他安顿在一户农民家中，自己独自进城打探情况。她在自己家住的徐家坡仔细观察并确认安全后，便找到一个姓穆的穷朋友，请他和自己到大水沟把周南山背回家中。当老穆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地把周南山背到李高吉家时，李高吉便拿出1块大板感谢他，可老穆说：“红军对穷人这样好，你都豁出去了，我咋能收钱？”说完拔腿就跑。周南山在家里住下后，李高吉请来一个名叫杨兴全的医生给他诊治，经杨医生精心治疗，周南山的伤势大为好转。李高吉拿出1块大板感谢杨医生，可他说什么也不收，说：“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给自己人做事，怎能收钱！”此后李高吉再没动过那20块大板。就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精心照料，周南山已接近痊愈的时候，国民党开始挨家挨户地搜查红军伤员。一天，国民党毕节专署派出的孙炳奎、张一清等10多个恶棍冲进李高吉家，抓住周南山，让他伸出手来看之后，一口咬定他是红军。他们恶狠狠地打周南山的头，鲜血直流。李高吉拼命去救护周南山，被恶棍们一脚踹去几米远。

周南山被抓走后，李高吉四处活动营救。通过种种努力都行不通后，李高吉想了一个办法，请魏云皋先生写了一个“灵位”，把已故丈夫孙竹亭供起，表明丈夫已故，自己已改嫁，与周南山是“夫妻关系”。李高吉大着胆子找国民党毕节当局说理，要求释放其“丈夫”。不料，此举非但没有救出周南山，李高吉也以“通共”罪名被抓起来。红军在毕节期间，因李高吉为红军做了很多事，国民党毕节当局对其恨之入骨。她在狱中受尽酷刑，肩膀被打断，由于长时间被吊起来打，手关节都脱位了，敌人就是要她承认周南山是红军，可她始终不吐一词。此刻，李高吉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她从狱中托人捎话给魏云皋：请老先生可怜她，代她照顾一双儿女，大恩大德来生再报。在她心里，一直把魏云皋当作最信任的人。

恰在这时，滇军第二旅旅长安恩溥（抗日名将，1949年12月随卢汉起义）奉命到毕节清查红军流落人员。毕节大地主沈春甫为安恩溥接风，席间向安提出，在毕节小教场架起机枪，把所有关在牢里与红军有关的人统统枪毙。安恩溥不同意，说：“穷人参加红军是为了吃饭，如果把他们打死，你有孩子，他们也有孩子，他们的孩子长大了，你就是仇人。”安恩溥还下令打开牢门，把与红军有关系的人都放了，李高吉这才捡回一条命。

出狱后，身体稍稍恢复一些，李高吉便一边帮人洗衣服、推磨，养活两个孩子；一边四处想法营救周南山。最后，在魏云皋的帮助下，周南山得以出狱。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看到祖国山河被日本铁蹄践踏，周南山忧心如焚，急于寻找部队报效国家。他和李高吉相约一起去寻找部队，但是国民党特务监视得紧，加上两个孩子尚未成年，李高吉只好暂时选择留在毕节。这对乌蒙山回旋战中的假夫妻，在经历了一年多的并肩战斗和生死考验后，在共赴国难中依依惜别。

1949年11月，毕节解放，李高吉积极参加了迎接解放军接管毕节的工作，还主动参加了清匪反霸斗争。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10月19日，彭德怀司令员率领第一批志愿军开赴朝鲜，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誓言响彻华夏大地。据1952年9月29日《新黔日报》刊载的时任贵州省妇联筹备处主任熊蕴竹的署名文章《三年来的贵州妇女工作》披露：贵州妇女表现出了对美帝国主义的强烈仇恨和对世界和平的无限热爱。全省共有100多万名妇女参加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示威大游行。数万个母亲和妻子鼓励儿子和丈夫报名参军、保家卫国。其中，仅黔东南自治州施秉县和毕节地区威宁县两地，母亲送儿子参军的就有378人、妻子送丈夫参军的就有315人。在毕节县，1936年2月，人民群众踊跃送儿子、送丈夫参加红军的动人场景再现。在战争的烽火已经烧到家门口的时候，李高吉这位为党做过大量工作的坚强战士再也坐不住了，她拉着自己独生儿子的手来到登记处，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后来，李高吉的儿子在朝鲜战场英勇牺牲。在《毕节革命烈士名录》中有这样的记载：“孙孝先，志愿军高炮63师驾驶员，1951年牺牲于朝鲜。”儿子的牺牲让李高吉悲恸万分。

组织没有忘记李高吉为党所作的贡献，过去信任她、培养她的战友们也一直关心着她。据原毕节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毕节县志》主编李声亮回忆，20世纪80年代，他在成都采访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副院长、曾任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的邓止戈时，邓止戈谈到1936年2月为了建立抗日救国军，曾派李高吉去给席大明部传递消息，对于党争取这支武装，李高吉是做了工作的，应当多关心这样的功臣。

与邓止戈一样培养李高吉走上革命道路的战友、新中国成立后在贵州省内重要领导岗位工作的秦天真、徐健生，都十分关心李高吉。在得知她的独生儿子牺牲在朝鲜战场后，他们对她进行了安慰。1952年，李高吉迁居贵阳，与女儿生活在一起。组织上根据李高吉为党所做的贡献，给她定了行政17级，享受终身俸禄。

在组织和战友们的关心下，李高吉擦干脸上的眼泪，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此后，李高吉担任了贵阳市府办事处第七居委会主任。据现任贵阳市南明区中华南路街道（原中南街道）法院街社区党支部书记邵山回忆，40多年前她刚踏入社会时，就在贵阳市府办事处文化站工作；贵阳市府办事处共有10个居委会，居委会主任中只有三四个党员（没有设书记），李高吉是党员，所以她有印象：李高吉身材高大，身高大约1.65米，头发全白，做事干练，属于“有嘴有手”的干部。1982年7月，已经92岁高龄的李高吉当选为贵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贵阳市南明区107名人大代表之一。她精神矍铄、认真履职，参与了贵阳市首部城市总规——《贵阳市总体规划（1980—2000年）》的审议，该规划于1986年经省政府、国务院批准实施。

在近百岁之际，李高吉安然辞世。她的一生参与了打碎旧世界和建设新中国，她是幸福而无悔的。这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可是她如愿的眺望？！

（本文写作参考了《红军长征史》《川滇黔边苏区研究》《红军长征在赫章》《毕节地区妇女运动史》等资料，得到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原毕节市资深党史专家李声亮同志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