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养老金融不是“老年人金融”，养老关系到年轻人的生活

文｜袁小丽

编辑｜刘鹏

“讲到养老大家都讲是老年人的事，我觉得养老首先关系到年轻人的生活，也关系当前消费不足、储蓄率偏高等宏观经济问题的解决。”10月31日，在大运河·养老金融研讨会上，中国（深圳）综合开放研究院原院长、北大汇丰商学院教授樊纲表示，养老金融研究的本质，是年轻时代与老年时代之间的跨期安排，而非单纯的“老年人金融”。

樊纲引用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相关理论指出，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会影响当前支出；收入是永久性还是临时性，也会影响当前消费安排。其背后的生命周期理论将人一生分为有就业收入的阶段和退休后无就业收入阶段。经济学意义上的“老”，就是退休后不再通过就业获取收入的阶段。理性安排应是把年轻时的收入分一部分到未来消费，在全部生命周期内尽量平滑消费，使退休后生活水平不至明显下降。

这一逻辑与中国现实高度相关。中国储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当前中国居民消费率仅占GDP的40%多，加上政府消费才50%多，其他国家普遍在70%-80%。“人们不消费，是在防未来风险，为养老做准备。”樊纲指出，社保和养老金融发展能降低预防性储蓄，但约70%的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未来收入预期偏低，消费仍难以起来。

诺奖理论也能解释短期刺激政策的局限：政府发一笔临时补贴，居民不会马上花掉，而会摊到未来几十年慢慢使用；只有永久性收入，即每月每年都有的钱，才会转为当期消费。“短期刺激消费政策往往不持续。”他认为，需求不振，消费不振，除了收入问题，也来自居民对全生命周期的安排。

在樊纲看来，养老金融的金融功能在于提高长期资金效率，把钱通过中介配置出去，产生收益。“社保有投资回报，大家才更愿意交；商业养老险更要讲效率和收益，核心是形成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让收益与未来投资效率挂钩。”

AI还从另一面拉长了养老金融的紧迫性。他表示，AI不仅提高投资效率，还延长寿命：AI替代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让人从危险、单调工作中解脱，闲暇不断增长。周工时已从工业革命初期的72小时降到40小时，现在也在讨论35小时、四天工作制。同时，AI在医药和救治上的突破又让人活得更长。结果是有收入阶段相对变短，退休阶段拉长。应对老龄化，一边要渐进延长就业，一边更迫切需要养老金融。

此外，现在AI还放大了收入差距，少数人利用AI大赚资本收益，多数人面临失业。

对于如何缓冲这种分化，樊纲给出两条具体建议：

一是动用国有资产。我国国资约130多万亿元，接近GDP体量，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国企职工和全民积累下来的养老资产，应注入社保，用于提供公共品和促进收入均等。

二是新增养老资源向低收入群体倾斜，提高农民养老金。他强调，养老金融学不仅要研究个人产品，也要研究如何通过制度提供公共品、让分配更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