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杨开渠：中国再生稻研究的奠基人与开拓者‖黄莺

杨开渠，自号顽石，浙江诸暨人，我国著名水稻科学家与农业教育家，也是世界再生稻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杨开渠于1902年10月27日出生在浙江诸暨的一户农民家庭，幼年丧父，由其兄长抚养长大。他自幼便目睹国家蒙难、人民蒙辱、文明蒙尘的凄惨景象，立志勤学报效祖国，曾写下自警的话置于枕中时刻提醒自己：“贫非病，不能处贫乃大病；衣敝袍非耻，耻衣敝袍乃大耻；争非悖德，争名利乃百悖德；专心非害，专心于声色乃百害”，足见其注重修身、志向高洁的人格特质。18岁高小毕业后，他半工半读，凭借勤奋努力考入杭州甲种工业学校（今浙江大学），在校期间加入救国工业会，并立下“工业救国”的志向。1924年毕业后，经校长许炳堃推荐，进入杭州有利电气公司工作。1927年3月，杨开渠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选为杭州有利电气公司工会副会长，积极为党开展群众工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白色恐怖的威胁下，他被迫离开杭州，7月经上海前往日本东京，也因此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在日本求学，于1931年3月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农学部，1936年被聘为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1935—1950年间四川农业大学的办学机构前身）农艺系教授，1956年被国务院任命为四川农学院（1956—1985年间四川农业大学的办学机构前身）首任院长。

杨开渠曾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作物学会第一副理事长、四川省第一届政协常委、四川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特邀委员、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务。他毕生致力于水稻科研和高等农业教育事业，是最早在四川省倡导双季稻种植以及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系统开启再生稻研究的农业科学家。他不仅在水稻科研领域留下丰硕成果，而且开创了以其为中心的水稻科学家学术谱系。1962年2月杨开渠积劳成疾，病逝于四川成都。

抵达日本之后，杨开渠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农实科，因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毕业后被老师近藤万太郎留在育种研究室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怀着科学救国的坚定信念拒绝老师挽留毅然返回祖国，先后在浙江省自治专修学校、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教书育人，并同时开展水稻研究工作。

1936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杨开渠根据在川近一年的调查与实验，结合当时中国日益紧迫的抗战形势，公开发表《民族复兴最后的根据地：四川省目前的稻作增收计划书》（以下简称《稻作增收计划书》）一文，深刻指出：“四川为吾中华民族复兴最后之根据地……然已觉川省之稻作，其栽培方法，实大有改进之可能必要，且急宜加以研究……即四川人民如全部食米，则其所产，供给其本省，尚差六千三百万余担，何有余力以供给未来之需要……如米量不能设法增进，则虽有三峡之险，剑阁之雄，结果亦唯有饿毙已耳。”基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四川已成为抗战大后方这一视角，他明确提出要改革四川稻田耕作制度，并通过试验推广双季稻和旱稻种植来提高粮食产量。该文紧密贴合战时粮食需求与四川省农业实际，一经发表便引起广泛关注。当时主持四川稻麦改进所的杨允奎读到这篇文章后，对文中的真知灼见深感钦佩。1937年，杨允奎在四川泸县开设四川稻麦改进所分场开展双季稻实验，并邀请杨开渠合作，由此开启了四川省双季稻规模化种植研究序幕。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形势急剧恶化，大片国土相继沦陷，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此时，《稻作增收计划书》规划的粮食增产中长期方案已难以实施，急需寻找一种能够在短期内快速见效的增产途径。杨开渠从四川农民俗称“抱孙谷子”的传统栽培方法中获得灵感，于1937年10月正式提出一项可在一年内实现的紧急增产计划——再生稻种植。这种种植方式投入少、见效快，每亩能增收稻谷75公斤的技术革新，对于在全面抗战时期大敌当前的中国，宛如绝地逢生一般带来粮食供应的重大转机。为加快再生稻推广，杨开渠专门编写了题为《再生稻浅说》技术手册，用来指导农民具体操作，帮助他们迅速掌握这一救急增产技术。

根据《四川省志·粮食志》记载，1941年至1945年间，四川通过征收、征购、征借及民间捐献等方式，累计贡献粮食达8228万石，占全国总量38.5%。四川之所以能在抗战艰难时期提供如此巨大的粮食支持，与杨开渠等水稻专家的科研贡献密不可分。因为当时国民政府对征粮种类有统一规定，明确以稻谷作为主要征收对象。在这一政策下，四川全省135个县中，有121个县完全征收稻谷；其余14个县因地理环境所限，允许兼收稻谷、玉蜀黍或其他杂粮。

杨开渠一生，可说是与水稻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抗战的烽火岁月里，他秉持“打通一条血路”的信念，扎根田间地头，不仅在双季稻与再生稻栽培技术上取得突破，为战时粮食供应提供重要支撑，还致力于水稻优良品种选育。1941年，他成功培育出抗螟虫、品质优、产量高的“川大洋尖”水稻品种，以及“川大白节子”“川大白脚粘”等适应性强、广受好评的水稻良种，在四川多地推广种植，成效显著。

杨开渠还为中国水稻研究留下了丰硕的学术遗产，代表作包括《稻的一生》《再生水稻研究》《双季稻晚稻品种和栽培期研究》等。1961年初，杨开渠带病坚持工作，完成《中国水稻栽培学》全部统稿和定稿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心中最牵挂的，仍是那些尚未完成的水稻学术著述。

杨开渠的业余生活有三雅：赏菊、习字、读史。“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杨开渠对菊花的喜爱可谓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他不仅喜好鉴赏菊花，而且还亲自培植了许多菊花新品种。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十几年间，几乎每年都要在学校开办一次菊花展览，深受师生们欢迎。令人记忆尤为深刻的是1948年秋天，他在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举办了一场规模盛大的菊花展览。这次菊展吸引大量群众前去观赏，所获门票收入全部捐赠给当时华阳县一所乡村中学用于贫困生的奖学金。杨开渠以菊寄情，托物言志，更是将这份对美好事物的感知与热爱，通过开设“种菊与赏菊”专题课形式，悄然传递给他的学生。

杨开渠除痴爱菊花之外，亦钟情于书法与历史。他在学生时代就养成每天习字的良好习惯，书法作品参加过学校的美术展。身为一名农业科研与教育工作者，杨开渠在繁忙的教学与科研之余，始终保持阅读史书的习惯，以求“读史明智”。他的读史方式极为特别——并不局限于端坐在书桌前，而是充分利用通勤时间，甚至在颠簸的鸡公车上，完成包括《资治通鉴》《唐书》等在内的大部头史书的阅读。

杨开渠一生崇尚简朴，平日只穿布衣布鞋，有时甚至着一双草鞋就在田间地头忙碌。尽管自己节衣缩食，并言传身教叮嘱家人要勤俭度日，但他却屡次将工资、奖金及稿费等收入慷慨捐出。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国难危急之际，他当即捐出自己8月份的全部工资260元，用于支援前线抗战。杨开渠在日记中写道：“一个人生的目的，如果是为了援助社会或改造社会而生，那我就不应该为自己而享受，我不应该有一点点的私心，要尽一切的力为社会。”在其日记中，多处可见他的捐献记录。

追忆杨开渠教授，他身上所体现的，不仅是艰苦奋斗、农业救国的科学家精神，还有读史明智、寄情菊墨的人文涵养，更有严于律己、慷慨济世的奉献品格。这些跨越时代的精神力量，至今仍令人深深感佩，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