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冬秀的错别字

江冬秀给胡适的信中，随处可见错别字，说明她的文化程度不高。其实，江冬秀并不是穷苦人家的女子，相反，她出身于安徽绩溪邻县旌德江村一户书香世家。遗憾的是，她五岁丧父，母亲监督不力，兄长不事生产，导致她在私塾读了几年便不再继续学业。因此，江冬秀常常写错字、别字，也是情有可原。

“事”当作“是”

从一开始，江冬秀就知道自己“程度低微”，以致“不能作书信”。与胡适订婚后，她有意识地提升自己识文断字能力。一个有力的证明是，她不再让人代写书信，而是自己动手，且一发不可收。

起初，对于江冬秀信中的错字、别字，胡适会一一纠正。1918年3月13日，他在回江冬秀的信中指出：“昨天收到你的信，甚喜。信中有好几个白字，如‘事’当作‘是’。‘座’当作‘坐’。‘记’当作‘这’。又‘你’字、‘听’字也写错了。下回可改正。”过了近两个星期，1918年3月27日，胡适又一次为江冬秀纠错：“信里有几个错字，‘你’不是‘俕’。‘裹’不是‘尘’。‘是’不是‘事’。‘紧’不是‘繁’。‘谈’不是‘淡’。‘动身’不是‘动生’。‘叫轿’不是‘教轿’。望你下回改正了。”

江冬秀早期的信中，错别字不少，甚至占比较大。如，1923年6月1日，信中首段：“今天上午惺农先生来，带来你给我的照片两张。我看了非常的（地）高兴，但事（是）见瘦一点。洛声说不是瘦，衣服大的知（缘）故也。洛声先生今天下午动身回去了。泽涵昨天来京了，但这一次来，身体狠（很）不好，人狠（很）见瘦，味（胃）狠（很）不好，不能多吃饮食。章先生劝他起紧去看医生。我想明天叶（劝）他到协和去念念（验验）看是味（胃）病吗。”

虽说江冬秀的文化水平很低，但有胡适的信作参考，很多字、词，时间长了，她还是会认、会写。只是，对一个身居乡间的姑娘，多年不曾读书，字词多错也不必苛责。胡适提醒了几次后，也不再“好为人师”。再者，以胡适的聪慧，江冬秀要说什么，他是一清二楚的。

爱用“的”与“狠”

“你的身体怎样受的了这个痛苦呢”“我这四天心里着急的不得了”“我现在穷的不得了”“小的比大的淘气的多呢”，在江冬秀的信中，很多该用“得”字的地方都用了“的”字。而且，多年不改。如，1941年10月25日，江冬秀致信胡适，提到钱师亮一家：“钱府一家都厚道，老太爷和你同年，大孙子十一岁了，二的九岁，三的五岁，都长的好，聪明听话。”

对于“的”与“得”，一般人都很受困扰。胡适会区分，但江冬秀没有“借鉴”。如，胡适信中常有“我近来忙得狠”一类的话。当然，胡适自己也有疏忽时，如“晚上总是睡的很晚，白天又是要奔走”，“忙的我不能吃早饭”等。

在江冬秀的信中，还常常可以见到“狠”字：“你的身体狠好，我狠高兴”“我想中药少吃一点，这个药狠厉害”“这鱼肚狠难切”“你说睡眠甚多，不狠会客，我心里又狠高兴”等。

关于“狠”与“很”，胡适是明了的，大多时候，他用了“很”字，如“这个法子很可靠的，你可放心”“我的身体很平安，你不要挂念”“今日收到你的信，心里很欢喜”。可见，表示程度时，胡适倾向于用“很”字。

“狠”与“很”的词义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两者通用或混用现象，到如今也没有彻底改观。从这点来说，江冬秀“狠高兴”是无可厚非的。特别是远在美国的胡适身体康复了，还想着从橡树庄园里的红玉兰摘一片花瓣寄给她，她就更加“高兴的狠”了。

“他”字是个问题

1940年5月11日，江冬秀写信告诉胡适：“今天唐瑛小姐来告诉我，施太尔先生昨天见着他，告诉他从离开纽约知先没有见着你，因他在檀香山住了三个礼拜。”这里，江冬秀连用三个“他”，初读不知“他”是谁。其实，前面两个“他”都应是“她”，指唐瑛小姐，最后一个“他”才是“他”，指施太尔先生。

1940年8月24日，江冬秀在信中写道：“今托唐伯文先生的小姐去美，托他带给望儿子的睡衣一件、领带两条、绣花品四小块，这是我送他这次功科考的好赏礼，化了我卅五元，连睡乙百多元……”显然，前一个“他”应作“她”，是唐伯文先生的小姐，后一个“他”，是胡适的长子胡祖望。

类似这种“她”和“他”不分的现象，在江冬秀信中还有多处。关于“她”和“他”，最容易让人想起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1920年9月4日，刘半农在伦敦创作了这首小诗。诗中，“她”作为刘半农新创的女性代指词首次亮相。此前，刘半农还专门撰文阐述“她”的问题。此外，刘半农觉得，除了“她”，还应再取一个“它”字，“以代无生物”。经过一番试验，“她”和“它”都被人们接受了。

作为白话文的倡导者，胡适对“她”了如指掌。在他的信中，提到女性，一般都用了“她”。如，“应小姐早已动身来了，现在快到美国了。我怕她赶不上带茶叶了吧？如果她已走了，茶叶可交邮局寄来”。可是，江冬秀我行我素，无论男女，都是一“他”到底。

“钱”写作了“泉”

江冬秀给胡适的信，大多是家长里短，其中“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话题。不过，令人奇怪的是，江冬秀给胡适的一百多封信里，居然找不到几个“钱”字。原来，不是没提“钱”，而是“钱”被江冬秀写作了“泉”。

其实，江冬秀是认识“钱”的。要知道，在她的信里，也有“钱先生”和“钱太太”。所以，江冬秀大概是有意将“钱”写作“泉”。而在当时，称“钱”为“泉”的，大有人在，鲁迅就是其中一个。如，1924年6月13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往师范大学考。在商务馆买《潜夫论》、《蔡中郎集》、《陶渊明集》、《六臣注文注[选]》各一部，共三十六本，泉十元四角。收师大九月分俸泉陆元，十月分者十九元。”鲁迅不仅称“阿堵物”为“泉”，称薪俸也是“泉”。

至于人们为什么称“钱”为“泉”，说法众多，比较合乎情理的是，古人希望财富如泉水般源源不断，因而“泉”有了聚财、生财的吉祥寓意。左思在《三都赋》里说：“泉室潜织水卷绡，渊客慷慨而泣珠。”这里的“渊客”指鲛人，神话中的人鱼；而“泉室”就是鲛人居住的地方。传说中，鲛人不仅擅长纺织，还能滴泪成珠。这“泉”理所当然是财富的“源泉”，是稀罕的好地方。古人称钱币为“泉”，实在不无道理。这样说来，江冬秀信中的“泉”也不算是错字。

胡适曾经鼓励江冬秀“认字不在多，在能知字义；读书不在多，在能知书中之意”。虽说两人文化水平相差巨大，却携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风风雨雨。这段相濡以沫的婚姻，要说最好的证物，也许就是那一封封充满烟火气与亲情味的家书，自然也包括江冬秀信中那一个个错别字。 （杨海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