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席：是造王者还是局外人？

编者按：一场没有赢家的大选，为何给了内塔尼亚胡喘息之机？“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后，以色列选民用选票给出了答案：不满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失责，却又担心战时换帅动摇国家威慑。53席对48席，执政党和反对党两边都凑不齐执政多数，阿拉伯政党手握19席成为决定天平走向的关键砝码。然而，兵役公平、加沙治理、对伊朗路线，每一项都是组阁谈判的雷区。当下，只要反对派无法形成稳定的替代联盟，内塔尼亚胡的看守政府就能继续掌权。这场僵局不只是以色列的内政博弈，也将决定中东接下来的走向。

以色列选民投完了票，但结果却悬而未决。

截至10月30日公布的完整计票结果，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和宗教阵营获得53席，艾森科特领导的反对阵营获得48席，两个阿拉伯政党合计获得19席。利库德集团以27席保持第一大党地位，雅沙尔党以21席位居第二。投票率达到77.9%，约572万人参加投票。结果仍须完成例行核查，并于11月4日正式提交总统。

这个结果对内塔尼亚胡有两重含义。他带领的阵营超过了主要竞争对手，表现好于许多选前预测，却失去了议会多数。反对派也面临相似的矛盾，阻止了内塔尼亚胡直接获得连任所需的支持，却无法立即组建一个替代政府。

用“不输不赢”概括内塔尼亚胡的处境，能够描述选举当晚的气氛，却不足以解释接下来的权力分配。对现任总理而言，只要对手不能组织政府，自己就能继续留任；对挑战者而言，现在的席位还不能把现政府拉下马，还必须找到愿意共同执政的人。

同样的僵局，给双方带来的政治后果并不对等。

01 内塔尼亚胡阵营超预期

这次选举是2023年10月7日“阿克萨洪水”行动（指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以来，以色列选民第一次通过全国议会选举评价政府表现。如此严重的安全失败，原本足以摧毁一个长期以安全能力自居的领导人。内塔尼亚胡仍能保持竞争力，说明安全灾难与政治问责之间，没能形成一条自动生效的传导链。

不少选民要求追究内塔尼亚胡政府责任，同时又支持继续打击哈马斯和伊朗。这说明他们认为内塔尼亚胡犯过严重错误，也担忧更换领导人会影响战争进程，这种态度是理解此次选举的重要起点。

反对派因此承担着双重任务，他们既要向民众解释现政府为什么应该下台，也要证明自己能够更有效地保障国家安全。反对派领袖艾森科特拥有前总参谋长的履历，但军事经验只能帮助建立可信度，不能替代对战争目标、结束条件和地区安排的具体回答。

伊朗战争又为内塔尼亚胡提供了修复政治形象的机会。他能够把选民的注意力从过去的安全失败，转向目前的军事行动和未来威胁。围绕“阿克萨洪水”行动的责任争论没有消失，却与另一个问题并行出现，以色列是否应当在对伊朗行动尚未结束时更换领导人？

特朗普的公开支持强化了这一叙述。10月18日，他宣布支持内塔尼亚胡连任，强调双方在对抗伊朗中的合作；投票前夕，又呼吁选民支持内塔尼亚胡，以完成两人已经开始的行动。内塔尼亚胡由此获得了一项竞选资产，能够向选民展示自己与美国总统的直接联系。

特朗普也有自己的国内政治考虑。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他需要解释对伊朗行动取得了什么成果。支持共同发动军事行动的伙伴继续执政，有助于维护这条政策路线的政治声誉。以色列选举当然无法证明战争决策正确，但在竞选传播中，盟友的政治存续可以被包装成对共同政策的认可。

不过，内塔尼亚胡此次领先并不意味着选民已经免除了他的责任。军事成果可以改善评价，但是无法消除选民对兵役、经济和治理方面的不满。他保住了相当规模的支持，却没有恢复独立执政所需的多数。

02 兵役问题

战争把以色列政治中的一道旧裂缝越拉越大，那么谁来承担国家安全的成本？

对不断被征召的预备役人员来说，这涉及收入减少、家庭分离、学业中断，以及反复面对的伤亡风险。对极端正统派宗教学生而言，强制征兵又关系到宗教教育和正统教派生活能否延续。双方的立场几乎都没有太多后退余地。

过去，内塔尼亚胡可以依靠预算拨款、部长职位和立法安排，维持世俗右翼与宗教政党的合作。长期战争提高了这种交易的社会成本。服役群体越来越难接受在同一国家内，一部分人反复上战场，另一部分人继续享有豁免兵役的权利。

即便在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阵营内部，宗教政党对兵役的态度也存在明显分歧。沙斯党和联合托拉犹太教党坚持维护极端正统派宗教学生的兵役豁免，反对强制征召这一群体。沙斯党主要代表塞法迪及中东、北非裔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也吸引部分传统宗教选民；联合托拉犹太教党则主要代表阿什肯纳兹极端正统派群体。两党都把维护宗教教育体系和社区生活方式视为核心任务。本-格维尔领导的“犹太力量党”和斯莫特里赫领导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所代表的宗教民族主义群体，则普遍参与服役，其中不少人承担作战任务。因此，即便内塔尼亚胡阵营内部的安全立场接近，却并不意味着对战争负担的分配也有共识。

艾森科特将普遍服役作为重要竞选主张，正是抓住了这个缺口。但它也反过来限制了他的组阁选择。如果争取宗教政党，征兵改革的执行时间、经济处罚和实际征召人数，就会成为谈判重点。承诺越具体，宗教政党越难接受；让步越大，他又越难向原有支持者交代。

因此，兵役问题既削弱了内塔尼亚胡的联盟，也提高了反对派组织新联盟的难度。各党可以暂时把争议写得模糊，真正执行时仍须作出选择。

这也是以色列僵局难以通过一次选举解决的原因。选民希望国家继续保持军事优势，同时要求更公平地分担成本；政治人物承诺两者兼得，却依赖对这两个目标存在不同理解的伙伴形成最终的执政联盟。

03 阿拉伯人的19席

从结果看，此次大选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阿拉伯政党的议会力量大幅增加。完整计票后，两大阿拉伯政党的联合名单获得11席，拉阿姆党获得8席。

这让组阁算术出现了新的可能。艾森科特阵营的48席加上全部19席，可以达到67席；内塔尼亚胡阵营的53席加上拉阿姆党的8席，也恰好达到61席。然而，算术好做，各自的政治兼容性是一个大问题。

艾森科特阵营首先要面对自身伙伴的反对。利伯曼领导的“以色列家园党”拥有7席，选后仍明确拒绝与阿拉伯政党合作。若这7席退出，48加19的组合就会降至60席。

即使通过弃权等方式让政府成立，未来每项预算、安全政策和重要立法，也可能重新触发分歧。反对内塔尼亚胡可以成为一次投票的理由，却不足以支撑一届政府。

阿拉伯政党同样有自己的要求。治安、住房、规划审批、公共投入和公民平等，需要具体政策兑现；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问题，也无法完全被排除在谈判之外。联合名单与拉阿姆党的策略并不相同，前者表达过从外部支持少数政府的可能，后者则愿意讨论参与政府。

这些选择都存在代价。正式入阁意味着必须为部分政府决策承担责任，外部支持则容易遭到“只提供选票、没有换来政策”的质疑。这次阿拉伯选民的投票率已经创了新高，他们的政治参与也会对自己支持的政党提出更高的兑现要求，那很可能意味着与犹太政党兼容性的下降。

内塔尼亚胡面对的障碍同样明显。即使拉阿姆党愿意谈，他也必须说服极右翼伙伴接受合作；而拉阿姆党又很难向支持者解释，为何给一个自己长期反对的政府“续命”。

所以，关于阿拉伯政党入阁的争论，正在进一步提高其他政党与阿拉伯代表合作的成本。内塔尼亚胡未必需要争取这些议席，只要对手无法接受它们，就能继续阻止替代多数形成。

04 内塔留任的关键

想要留任，内塔尼亚胡仍有几条路径可以尝试。

最直接的是争取反对阵营中的政党转向，以国家团结、安全合作和避免重选为理由，讨论联合政府或轮换总理安排。这样的组合可以提供更宽裕的议会基础，但加入者必须承担违背竞选承诺的成本，内塔尼亚胡也可能需要调整与极右翼伙伴的关系。

吸引个别议员倒戈同样可能进入谈判。不过，53席距离61席仍缺8席，零星几个议员的转向未必足够，况且议员脱党和转向还受到法律及政治约束，不能简单理解为分配几个部长职位就能补齐缺口。

另一条路径则来自信任投票规则。61席代表议会绝对多数，但新政府成立时，一般只需赞成票多于反对票。部分议员弃权或缺席，可以让赞成票不足61张的政府获准成立。2021年贝内特—拉皮德政府就曾以60票赞成、59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

这些制度安排共同提高了现任者的生存能力。内塔尼亚胡可以在缺乏稳定支持时继续维持职位，而反对派必须完成更困难的整合。

“拖”因而对内塔尼亚胡具有现实价值。

首先，拖延保留了行政权力。新政府成立前，现政府继续履职，总理仍在处理外交、安全和日常治理事务。看守政府受到法律审慎义务和司法监督约束，并非可以无限使用权力，但它也没有因为选举结束而停止运作。

其次，拖延可以迫使对手不断解释自己的矛盾。艾森科特既要回应换政府的期待，又要处理阿拉伯合作、宗教征兵和右翼伙伴的红线。谈判越深入，“反内塔尼亚胡”之外的分歧就越难隐藏。

再次，时间可能改变各党的选择。担心重选失去席位的小党，可能接受此前拒绝的组合；安全形势和美国政策变化，也可能被用来论证联合政府的必要性。

但内塔尼亚胡并不能任意冻结程序。总统授权和议会推荐均有期限，程序走完仍无法产生政府，就可能重新选举。反对派也可以尝试在新议会中联合阿拉伯政党，争取议长和议程主导权。无法共同组阁，不等于完全无法在议会合作。

拖延还有反噬风险。战争成本、征兵压力和问责要求不会暂停。如果公众将僵局归因于他拒绝让位，时间优势也可能变成政治负担。

因此，当下选举结果作废并进行重选的可能仍然存在，但尚无法断言它必然发生，更不能料定内塔尼亚胡自然受益。

05 战争如何结束

艾森科特属于以色列安全建制的重要人物，即便他能成功组阁开始执政，也不代表以色列会放弃强硬的对外政策。从选前表态看，他与内塔尼亚胡均反对建立独立巴勒斯坦国，也都把哈马斯解除武装作为加沙撤军和后续安排的重要条件。期待他上台后立即推动全面和平，缺乏现实依据。

以色列对伊朗核能力的担忧、对边境武装的防范，以及对美国军事和情报合作的依赖，也不会随着总理更替消失。反对派同样需要向国内证明，换人不会削弱以色列对周边敌对国家的威慑力。但领导人和联盟构成仍然重要。安全目标接近，可以对应不同的战争规模、外交手段和结束条件。新政府是否依赖极右翼，是否需要阿拉伯政党支持，会直接影响其政策空间。

对加沙而言，最值得观察的是军事控制之后的治理安排。

以色列要求防止哈马斯袭击再次发生，但长期驻军、扶持当地管理力量、接受阿拉伯国家或国际机制参与，以及允许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发挥多大作用，是不同的选择。

一个较少受极右翼影响的政府，可能更容易讨论对加沙的替代治理和重建安排，也可能更重视军事行动的外交与经济成本。然而，如果它继续依赖强硬右翼伙伴，调整幅度就会受到限制。换人能够打开讨论空间，但是无法保证达成方案。

约旦河西岸也是如此。约束定居者暴力、限制未经批准的据点和维持巴勒斯坦行政机构运作，都可能成为政策调整的方向，但不能据此推断定居点扩张和军事控制会根本逆转。

对伊朗政策的差别，则可能更多体现在战争的升级门槛和目标设定上。

阻止伊朗核武化、削弱其军事能力与追求政权更迭，所需资源和风险承受程度并不相同。谁来决定行动、是否充分听取军方评估、如何与美国和海湾国家协调，都可能影响地区局势。

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个人关系能够帮助沟通，也可能强化双方对继续行动的政治投入。换一位总理，美以合作仍会延续，但以色列领导人对军事成果、谈判条件和长期成本的权衡可能不同。因此，周边国家关注的不应只有总理姓名，还应包括新政府由谁支撑、谁有否决权，以及它准备把军事优势转化为什么政治安排。

结语

这场选举最终暴露出，以色列存在足够多反对现政府的议员，却缺少一个能够共同执政的替代多数。

内塔尼亚胡需要新伙伴，又不愿轻易失去旧盟友；艾森科特希望换政府，却必须面对自己阵营拒绝合作的人。

只要这些红线没有变化，失去多数的内塔尼亚胡仍可能继续掌权。而对加沙和整个中东地区而言，决定下一阶段局势的，也将是这桩桩组阁交易中，最终怎样的战争目标被谈妥、怎样的停火条件被接受。

前景仍然相当未知。

｜本文首发于腾讯新闻

编辑｜Flora

本文为《洞见全球》栏目“中东风云”系列第2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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