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投弃权，孙磊不点名杜特尔特，点的是ICC管辖权越界

第81届联大表决国际刑事法院年度报告决议，93票赞成，13票反对，36票弃权。中国投了弃权。美国、俄罗斯、以色列投了反对，三家理由各不相同：美国不认《罗马规约》对本国公民的任何潜在管辖，俄罗斯因乌克兰情势与法院彻底对立，以色列因巴勒斯坦问题长期交恶。

中国没有加入“掀桌子”的阵营，也没有站到93票里面去。弃权在中国外交的编码里不是“没想好”，而是一种经过精确计算的位置：既不替ICC的现行运作方式背书，也不否定国际刑事司法机构本身的存在价值。但真正让这张弃权票具备分析价值的，不是它“卡在中间”的姿态，而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一般性辩论中说的那段话——他点了ICC两条具体的法理硬伤：有关国家退出《罗马规约》后，法院继续对其行使管辖权；仅以犯罪行为的部分要素落在缔约国领土上，就主张管辖。孙磊的原话是，这些问题“均引发较大国际争议，法院应予认真反思”。

这两条硬伤不是抽象的法条讨论，它们各自对应杜特尔特案的一个具体环节，而杜特尔特案的开庭日期是11月30日——孙磊发言的时间点，距离开庭只有28天。

先把“退群后仍管辖”这条线的实际分量拆开。菲律宾2011年成为《罗马规约》缔约国，2018年3月通知退出，2019年3月正式生效。杜特尔特当时把话说得很硬：菲律宾是主权国家，不接受人权议题政治化的外部干预。ICC的依据是《罗马规约》第127条——退约不影响法院对退约前已发生罪行的管辖权。2021年9月，退群两年半之后，ICC预审分庭正式批准对菲律宾情势展开调查；2026年4月，上诉分庭驳回辩方全部四项上诉理由，确认管辖权，拒绝放人。

ICC在法律技术层面有一套自洽的解释。但孙磊在联大点出的问题比法条争论更深一层：一个主权国家以退出条约的方式明确表达了对该司法体系的不接受，法院却用条约内部的技术性条款把管辖权延续下去，这等于在事实上架空了退出权。如果“退群”之后法院的手还能继续伸过来，那么《罗马规约》的退出机制就只剩一个形式外壳。

第二条“部分要素管辖”的口子开得更大。针对杜特尔特的指控时段覆盖2011年11月至2019年3月，横跨他担任达沃市长和总统的整个任期。ICC主张管辖的逻辑之一，是被指控行为的部分环节与缔约国领土存在关联。这个逻辑如果被固化，意味着任何一个非缔约国——包括中国——的官员或军人，理论上都可能因为某个行为片段与某个ICC成员国存在最低限度的连接，而被拖到海牙去。孙磊在同一段发言里明确说，中方“不认同国际刑事法院在安理会移交情势之外管辖非缔约国国民”。这不是在替某一个具体的人说话，是在替所有没有让渡主权给ICC的国家标出一条边界。

杜特尔特案之所以成为这两条硬伤的集中体现，恰恰因为它的程序推进与菲律宾国内的政治裂变是同步的。马科斯政府2022年上任初期延续了不与ICC合作的立场，2024年11月态度突然转向，公开宣布菲律宾执法机构将配合国际刑警组织对杜特尔特的逮捕和移交。这个转向的时间点，与马科斯家族和杜特尔特家族政治联盟的破裂完全重合。莎拉·杜特尔特长期在2028年总统民调中领先，亚洲脉动2026年10月的调查显示她以50%的支持率领先第二名24个百分点，在棉兰老岛的支持率接近九成。马科斯掌控的国会针对莎拉的弹劾案虽然从四项指控收缩到一项“来源不明财富”，但政治清除的意图没有改变。把杜特尔特送到海牙，在操作层面同时完成了两个目标：借外部司法工具瓦解杜特尔特家族的政治声望，同时向美国证明菲律宾在“基于规则的秩序”中的站位。

中方在杜特尔特被捕后的公开表态始终停留在“密切关注”和“应避免政治化和双重标准”的层面，没有升级为对个人的高调声援。这个克制是有原因的：ICC的介入已经嵌入了菲律宾国内的权力斗争，任何外部力量的高调介入都会给“政治化”的指控提供反向论据。但克制不等于沉默。孙磊在联大的发言把管辖权问题从学术讨论和多边场合的私下议论，变成了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在案的立场。它不点名，但所有人都知道它指向哪个案子；它不喊口号，但它把ICC在这个案子上的法理缺陷固定在了国际组织的文件里。

把这张弃权票和同一周ICC面临的整体处境放在一起，它的分量会更清楚。2026年以来，委内瑞拉、乍得、布基纳法索、马里、尼日尔五个国家宣布退出《罗马规约》，而ICC总共只有125个缔约国。7月，缔约国大会以82票通过决定，解除了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汗的职务——一个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最高检察官被自己的成员国投票罢免，这是ICC历史上第一次。美国从2026年8月起对ICC院长赤根智子实施制裁，10月将制裁范围扩大到整个机构，赤根智子在联大的年度报告只能以预先录制的视频播放，因为她本人被禁止入境美国。俄罗斯则在联大表决前后向荷兰提出引渡九名ICC官员的要求，作为对ICC通缉普京的对等反制。

ICC的权威建立在缔约国让渡部分主权的基础上。当它把管辖权伸向没有让渡主权的一方，反弹是结构性的，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外交偏好问题。中国没有加入美俄以的反对票阵营，因为反对票的功能是拆解这个机构；中国也没有投赞成票，因为赞成票等于为一个正在扩张管辖权边界的运作方式盖上橡皮图章。弃权票加上一段点名两条硬伤的发言，构成的是一个划线动作：国际刑事司法可以存在，可以运作，但它不能靠技术性条款绕过主权国家的退出决定，不能靠“部分要素”的弹性把非缔约国的国民拉进它的管辖范围。

杜特尔特在任内做了一件事，对中菲关系的走向产生过实质影响：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后，他没有沿着阿基诺三世设定的对抗轨道走下去，而是把仲裁结果搁置，当年10月就访问中国，把中断的对话重新接上。他任内中菲合作落地了一批看得见的项目——帕西格河两座大桥、热带水果贸易扩容、马拉维反恐时的步枪和弹药援助、2021年首批新冠疫苗。这些不是需要中国在他落难时“报恩”的理由，但它们解释了为什么中方在联大的发言会选择法理切口而不是情绪切口。法理切口的功能不是救一个人，是给所有面临同样管辖权压力的国家提供一个可以在联合国记录里引用的先例：退群权不能被条约技术条款架空，非缔约国的国民不能被“部分要素”拖进一个他们没有授权过的司法程序。

海牙的审判会按它自己的排期推进。11月30日开庭，检方获准使用150小时展示主要证据，约29名证人通过远程视频作证。法院不会因为联大上的一段发言就改变程序。但孙磊那几句话已经留在了联合国的正式记录里，以后ICC再遇到退群国管辖权或“部分要素”管辖的争议时，被质疑的一方需要回答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学术假设，而是一个被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公开提出的、有具体案例支撑的质疑。杜特尔特个人的命运不会因为这张弃权票而改变，但“退群到底算不算数”这个问题，从此有了一个比任何个别案件都更长久的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