拎起氧气瓶，他第一个走进了教室

在丹东，杨国栋很惊讶，为什么那么多孩子“长大了想当兵”？

在雅江高原，上完八节课的志愿者们心脏突突地跳，当地年轻老师盛情邀请，能给孩子们再上一课吗？

邵鑫浩拎起氧气瓶，第一个走进了教室……

很多人知道，西湖的科研实训很棒；但很多人不知道，另一场实验室外的实践，在西湖同样受欢迎。

今年盛夏，西湖大学本科生与博士生组队进行社会实践：向北，走到鸭绿江边的丹东；向西，翻越群山抵达雅江、阿克苏；向南，穿梭在深圳华强北的柜台；还有一队沿着岁月的轨迹，重走西南联大的迁徙长路。

没有预设问题，没有标准答案，这与实验室里的程序截然不同。远行归来的年轻人攒了一场分享会，却让围观的我们遗憾未曾亲历那样的日子。

屏幕上播放着他们沿途拍下的画面，有高原山间的格桑花，有边疆诊室的窗台，有旧石碑上密密麻麻的名字，还有他们哑着嗓子合唱的《如愿》……

“培养富有社责任感的拔尖创新人才”，看似“虚无”的这句话，就这样化为一个又一个真实、滚烫的画面，猝不及防撞进这些年轻人的心里。

  “我长大了想当兵”

在丹东，我们设计了一个AI互动展台，名叫“来自未来的你”。那天，来很好多人，孩子们七嘴八舌，说出心中向往的职业，眼巴巴地盼着AI生成打印一张专属于他们的未来职业照。

“哥哥，我长大了想当兵！”

“我也想当战士！”

“当解放军！”

……

以往在其他城市开展这个互动时，孩子们的理想大多是医生、教师、科学家……只有在丹东，相当多的孩子，毫不犹豫选择成为军人。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很疑惑。

后来，我们深入东港市、振安区，走进幼儿园、乡村小学、高中和社区，给2000多个孩子讲了65节科普课。

我主讲超材料相关课程。每一次讲完，都有小朋友追着问：这种材料能用在军事上吗，会是什么效果？我们国家的军事科研，现在走到哪一步了？这在我们以往的科普课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这份国防向往，究竟从何而来？

直到走访志愿军公园、抗美援朝纪念馆、鸭绿江断桥、丹东舰，我们的疑惑才慢慢解开——丹东是沿江、沿海、沿边的英雄城市，当年志愿军就是从这里跨过鸭绿江的。红色记忆浸润着这座城市，也浸润着在这片土地上长大的孩子。他们想成为军人，不是一时兴起，而是这片土地给他们的底色。

总有一天，这些心怀家国的少年，也会有人走进实验室，用科学去守护他们想守护的东西。

  有时去治愈，总是去安慰

跟着医学院和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专家，我们跨越三千多公里来到阿克苏。出发前，我准备了一堆关于援疆政策、基层医疗的问题，可真正把我钉在原地的，是英巴扎社区卫生中心的一个午后。

那天，市一医生和本地医生并排坐诊，我们几个学生坐在他们身后观摩。来看病的大多是老人，说明病情，医生开药，最多再叮嘱几句，人就走了。

傍晚，一位老奶奶推着轮椅进来。她应该是腿不好，先用普通话和医生讲，讲着讲着切换成维语。当地医生耐心地听着，不时也用维语回应，就这么讲了快半个小时。我们听不懂，只当是什么复杂的病症。

奶奶走后，我们问医生，她讲了什么？

医生说，大多和病没有关系。她说儿子在外面，不在新疆，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孤独，有时候遇到麻烦，也没个人能帮衬。她的腿已经坏了，来这一趟，也许并不是为了那一张处方——她只是想有人好好听她说说话。

那一刻，我好像更能理解，什么是“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我想起医学院的张晓明教授，他曾是美国贝勒医学院解剖教学中心主任，现在全职在西湖大学，给本科生上课。他常说，“解剖学的背后，不仅是一种专业教育，也是一种生命教育”。

这趟出门，何尝不是这样一种生命教育，一种课堂与实验室所无法取代的体验和经历。

  村里来了“洋老师”

我是埃及人，来中国读书后，一直没机会和中国学生一起走出校门。看到招募通知里写着“去另一个城市、和一支队伍同行、给孩子们上课”，我第一时间递了申请。

面试那天，我带去一沓自己准备的讲课方案。有人担心，我用英文讲课，孩子们听不懂怎么办。多亏有位老师替我说话：“没关系，你负责把课备好，队友会帮你。”

备课的日子里，队长曹博凯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他和我一样，也是去年入学西湖的，只不过我是本科生，他是博士生。是他，帮我把讲稿里的生僻词一个个换掉，换成简单、好懂的说法；我也把过去学的中文重新“捡”起来，准备课堂上跟他们“套近乎”；还有一位队友主动做我的搭档——我讲了难懂的英文词，他马上用中文翻译一遍。

我的课讲的是“计算机怎么听懂声音”。

为了让孩子们有更直观的体验，我设计了一个卡片游戏：一组孩子会拿到“训练卡”，上面画着不同的声波形状，像心电图一样，还对应写着“拍手”“说话”“噪音”等不同类别的声音名称；而另一组孩子拿到的则是“测试卡”，只有声波形状，没有对应的声音名称。孩子们要凭观察和记忆，给“训练卡”与“测试卡”配对。

这正是机器学习里“单样本学习”最朴素的模样。

我原本以为中国孩子多少会有些拘谨，可他们的表现完全超出我的想象：有人追着我问“你从哪里来”“你会说中文吗”，下课后还要合影、要签名。

如果以后还有机会，我还想站上这样的讲台。

  只要还能读书

在西南联大旧址，我们遇见一位阿姨，这是她第二次来了。

她话不多，就那么站在碑前，看了很久。后来我们才知道，她的大伯就是当年投笔从戎的联大学子，名字就在那面刻满姓名的碑上——她指给我们看，第几排第几个。

出发前，我们心里揣着一个朴素的问题：是什么让一群人在战火中翻山越岭，也要守住一张书桌？

一路上，最先回答我们的不是史料，是身体。

绿皮火车窗外，群山连绵。我们贴着当年湘黔滇迁徙的方向一路向西，地图上轻轻划过的一条线，落在身体上是拥挤、噪声和疲惫。在晴隆二十四道拐，我们徒步走了13.05公里，累计爬升728米，背包越来越重，呼吸越来越急，拍照的心思荡然无存，只想快点抵达下一处休整点。

但当年的联大师生不知道，下一张安稳的书桌在哪里……

走进西南联大旧址，铁皮教室、茅草屋顶，简陋超出想象。可就是在这里，走出了杨振宁、李政道，走出了八位“两弹一星”功勋。西湖大学每年的“开学第一课”上，施老师都会让大家去看一看《无问西东》，去读一读西南联大的故事。如今站在那里，我第一次发自内心真正想知道，碑上800多个姓名背后是一个个怎样的人——

因为他们，都曾是和我们年纪相仿的青年。

离开时，我又想起那位阿姨。我们不清楚她为何一再回来，但她的身影让我懂得：有些东西，值得人一次次奔赴，八十多年前是求学，今天是回望。

西南联大留给我们的，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具体到脚上的水泡、背上的行囊，具体到一个个愿意在动荡中把课继续上下去的普通人。知识为什么重要？因为哪怕在最难的年代，它也让人相信：只要还能读书，未来就还有可能。

  AI为谁而来

7月下旬，台风一个接着一个，在“风口”之间，我们出发去深圳。

一路行程以SMART、深理工为起点，又走访了星海图、科创学院、清华深研院，一路追踪技术走出实验室之后会去往何处，直到最后的落点——华强北。

在华强北，一栋楼里就能配齐各类零配件，上午冒出一个想法，傍晚就能落地成产品。我们跟着经营者鸿哥，穿梭在各家店铺，AI耳机、AI相机、AI学习机、AI眼镜、桌面机器人……“AI八骏”摆满柜台。

热闹背后，鸿哥的话让我印象深刻：网红AI产品热度很高，但几乎没有复购。

每个柜台都是一间反馈周期极快的“实验室”，它不是AI产业链的终点，而是起点和终点之间鲜活的反馈环——消费者用钱包投票，经营者靠直觉调整。这大概是属于华强北独有的创新机制。

“哪一天我能够用好AI了，说明它真正走进百姓生活了。”鸿哥说。

在杭州，我们去找山联社区书记汪国建聊天。

山联村的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你跟他们聊token要多少钱、大模型又迭代到第几代，他们会愣住；可你要是问日子怎么过、邻里怎么处，他们能跟你讲一整个下午。他们最上心的，从来不是技术跑得多快，而是怎么把左邻右舍处成一家人。

在村里人眼里，AI 更像是外面的年轻人来到这片土地之后，捎来的新玩意儿。有点距离，有点陌生；可大家脚踩同一块地，沾着同一条河，又觉得有点亲近，有点关联。

西湖大学云谷校区，就建在山联村原本的土地上。当年村子拆迁，让给了一所大学。如今，从海外回来的博导，从五湖四海赶来的学生，在这块地上建造出一间又一间实验室，天天讨论AI、使用AI，哪怕不是AI专业的人，也绕不开它。那些由AI加持的科研突破被媒体报道后，在社区里流传——未必看得明白，却总觉得与自己有关。

而同样是这片土地，西湖大学校园的不远处，“十个勤天”的种地星球又聚集着一群不一样的年轻人。他们把AI还给了这片土地——用来种地、搞文创、搞旅游。

AI到底为谁而来？同一片土地，三种截然不同的答案。

  最好看的格桑花

在高原上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第一次进藏区，四十分钟讲完，心脏突突直跳。

在雅江的第二天，我们在呷拉中学上完了安排好的八节课，正坐在会议室休息。有一位老师推门进来，说他们班没有被安排到，但孩子们特别想听一节来自西湖大学的科普课。这时候，靠在窗边的邵鑫浩同学站了起来，他的高反是最严重的，刚刚还难受得一言不发，这会儿拿着氧气瓶第一个走向了教室……

匆匆吃完午饭，我们又前往雅江中学。在那里，我们准备了一场科普游园会，孩子们近距离观察仿生鱼的摆动姿态，尝试通过肌肉控制肌电小车的移动。不想浪费高原得天独厚的天文观测条件，林春博大包小包，把几台天文望远镜从杭州一路带到雅江。

一天晚上，妈妈打电话给我，问起藏区的小朋友。放下电话，很多很多的回忆涌上了心头。

我应该怎么去形容他们呢？

因为海拔更高，这里的孩子们晒的黑黑的，可笑起来牙特别的白。

他们夏天要上山采松茸，这是很多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松茸散落在野外，晚上就扎帐篷住。那些漫长而无边的黑夜里，藏着各种危险的动物，只能听着奶奶讲的故事入睡……

但是这里的孩子们都愿意相信，知识是那双带着他们飞越群山，认识这个绚烂世界的翅膀。

所以他们要翻过几座山，去走进那间小小的教室。

所以当他们看见我们，会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跑过来，帮我们搬教具、拿背包。

所以他们会歪歪扭扭地记下有些抽象的概念，对一切科学现象充满好奇。

回到杭州后的很多个夜晚，我还是会想起，在离开教室的时候，孩子们突然为我们唱起藏族歌曲；想起他们花了一整个下午，在山间采撷最好看的格桑花，编起花环给我们；想起他们迈着轻快的舞步，为我们献上洁白的哈达……

是我们更应该感谢他们：这些高原上善良坚韧的孩子，教会了我们如何真诚地去爱科学和生活。

高原的雨落过雅江，把天空洗得透亮。风掠过山坡，格桑花轻轻摇晃。一群藏族孩子弯腰摘下花朵。

他们说，要送给远方来的老师。

这一趟，走过丹东、阿克苏、驻马店、雅江、昆明、深圳与杭州，我们看过炽热的理想，我们追问过技术的去向。而土地上的人们，以赤诚与真实回赠我们宝贵的一课。

格桑花的花语，是希望与坚韧。

这是孩子们递来的礼物，也是我们此行收获的答案——希望生生不息，坚韧长在山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