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中国历史上的水环境与水治理

2026年10月27日，由浙江省大运河文化研究院和浙江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中国历史上的水环境与水治理”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来自海内外多所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围绕“水利与城市”和“水利与区域”两大主题展开了交流和讨论。

本次学术研讨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水利与城市”为主题，由慕尼黑大学汉学系教授石慧雅（Dr. Silvia Freiin Ebner von Eschenbach）作主旨发言，杭州师范大学教师赵卓、浙江大学博士生姜文浩、浙江省大运河文化研究院研究员曹福然作专题发言，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竞昊主持会议。

石慧雅教授的报告以《南宋临安的漕运逻辑与供给产地的变化》为题，以南宋临安都城与北部边防的粮食供给为线索，考察了稻米流通过程与南宋区域经济格局的演变。作为漕运体系运行的物质基础，稻米的品类、品质和储藏加工特性，直接影响流通环节的具体安排——稻谷与脱壳大米在保存期限、储运条件上判然有别，与之相适配的粮食加工设施多布设于集散市场周边，成为衔接城市米市与居民日常消费的节点。立足这一前提，南宋构建起多元互补的粮食筹措与仓储制度。朝廷借由实物赋税、官田租米、市场采购等方式筹粮，赋税征缴不足时便由地方采购补足缺口；而铜钱匮乏、纸币贬值的货币环境则约束着朝廷的购粮能力，部分地区也因本地产运条件的差异，推行赋税折钱的政策以因应实际情状。伴随社会经济发展，传统产粮区因推广经济作物，引发供需结构调整，远距离粮运日益发展，逐渐构建起内河、运河、海运交织的复合型运输网络，这一过程既反映了南宋粮食供给产地的空间位移，也揭示出国家行政调配与民间商业活动在粮食流通中的相互作用。

赵卓的报告《浙东运河与宁绍平原的城镇体系》，聚焦浙东运河的河道变迁，考察其与宁绍平原城镇体系整合进程的内在关联。该区域城邑选址的逻辑，随交通格局发生显著转变，从早期立足山地往来，优先顺应纵向交通的需要，到此后为适应宁绍平原东西延展的地理形态，转向依托横向水运通道，这一变化带动了地方治所向运河沿岸迁移。治所的沿河集聚，进一步推动了区域空间重组，逐渐形成“中心城市-县级城市-集镇”的三级城镇体系。有别于一般意义上人工开凿的运河干道，浙东运河多借自然水系连通，区域水网繁密的地理特性，赋予了其在城镇体系塑造过程中的独特作用。

姜文浩的报告《十八世纪浙江漕务改革与杭州基层治理》，探讨了十八世纪前后杭州地区的漕粮改革、漕政整顿及其对地方基层治理的影响。十八世纪浙江漕务改革以“官收官兑”为起点，着力清厘征收环节的基层漕弊。改革试图通过官府直接介入漕粮兑收，隔断运丁、胥吏与粮户之间的私相勾连，重整漕粮征收秩序，体现了清代国家针对漕运弊病做出的制度调试。报告最后指出，十八世纪杭州漕务改革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漕粮北运的漕政范畴，其不仅在调适地方治理、规范社会秩序方面产生积极功效，也反映出王朝国家在汲取资源与维系地方治理之间的张力。

曹福然以《大运河工业遗产的奇观式改造与真实性消隐》为题展开报告，讨论了大运河工业遗产更新与改造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奇观式改造”及其带来的深层影响。报告指出，大运河的水不仅是景观，更是支撑工业生产的物理介质和经济纽带，但在城市改造中，这些工业化历史与水工联系往往遭受了“沉默剥削”。当前的改造模式片面追求视觉冲击与商业消费，剥离了工业核心技术流程及产业工人的劳动在场，导致真实性在物质、记忆、话语、水环境四个维度上遭遇消解。报告认为，工业遗产应当告别去工业化的视觉消费，通过修复水工程一体化、构建非消费性的劳工技艺呈现以及建立多方参与的治理机制，让工业遗产重新成为承载运河文化、接续历史脉络的精神载体。

第二个阶段的主题为“水利与区域”，由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段伟作主旨发言，中国水利博物馆研究员张裕童，浙江大学博士生张江、虞慧琳，浙江外国语学院教师熊明威作专题发言，浙江省大运河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浙大城市学院教授孙福轩主持会议。

段伟教授的报告以《中华治水历史与国家文化形象构建》为题，围绕中国治水思想、治理制度与工程技术的历史演进，探讨中华治水文化的发展脉络及其与国家治理理念、国家文化形象的内在关联。报告从中国自然地理条件切入，指出中华治水思想经历了从被动防御到主动治理、从侧重工程建设到兼顾水资源利用与水生态保护的转变，古代顺应自然、因时制宜的治水理念，与当代生态治理存在深刻的历史呼应。在治水制度方面，从先秦治水职官设置、秦汉水利管理体系发展，到明清专门河道管理机构完善，再到现代流域协同治理与河长制推行的演进脉络，展现了水治理逐渐走向综合化、制度化的发展趋势。在工程技术层面，从古代水利设施营建到近现代大型水利工程，再到数字技术赋能当代水资源管理，治水技术随时代认知不断迭代。历代持续的治水实践，承载着国家公共治理、保障民生的责任，蕴藏着跨区域协作与利益调处的社会潜能，其历史与社会价值在时代变迁中持续丰富。

张裕童以《从黄河到钱塘江河口：清代水利管理技术的跨流域推广与实践》为题展开报告，分析了清代水利管理技术从黄河流域向钱塘江流域的跨流域推广及其成效。报告指出，基于钱塘江与黄河在泥沙特性、堤防特质、河道摆动等方面的相似性，清廷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和管理人员调遣，将黄河积累的技术、制度与人才系统性移植到钱塘江海塘治理中，提升了治理效能，并推动了地方社会发展。不过，引河技术的“四试四败”，也表明水利技术的跨流域推广必须充分尊重自然规律和地方水土特性。

张江的报告《绍兴水乡的社——以五圣堂黄公会为例》，以绍兴越城区五圣堂“黄公会”为个案，考察了浙东运河沿线村社及其神庙信仰。通过每年举行迎神船巡游等仪式，车家弄渔村与周边新旧村落形成了紧密联系。尽管居民在生计层面存在纯渔民与半农半渔之分，但各村在祠堂、独立土地庙及社庙组织形式上高度一致，打破了传统观念中“陆上-水上”相分立的社会认知。在缺乏统一行政区划或跨村宗族的背景下，这种以水上神明信仰为纽带的机制，实现了新旧村落间的整合以及公共水域的维护。

虞慧琳的报告《晚清地方水利的筹资与维护——以湖州三十六溇港重浚为中心》，探究了太平天国战后地方官、绅如何将临时性工程转变为可持续的公共事务。湖州地方官、绅利用当地既有的丝捐征收渠道，通过“先借后还”以及当铺生息的方式，力图将一次性捐资转化为靠利息维持年度疏浚的固定基金。在具体管理上，实行“钱由绅管，公则官兼”的模式，同时兼顾商船通行需求，保障水利工程的持续运行。这一过程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水利工程修缮，更折射出晚清地方治理的复杂实践，国家财政机制、地方征税渠道与社会精英的组织力彼此交织，共同塑造地方事务的运行样态。

熊明威以《弃陵保漕：明清泗州“八景”书写中所见国家意志与景观之变》为题展开报告，探讨了明清国家意志下泗州地方景观的变迁。明代泗州城地处漕运要道，其北又有明祖陵，因而面临“保漕”与“护陵”的两难。地方士人遂依托八景叙事以及“玉带水”“帝王万年吉壤”等说法，将皇陵与王气之说落实于具体的景观营造，以增强泗州城在利益博弈中的话语权。而清代统治者出于政治需要，有意淡化并改写了这一区域的王气记忆，使原先具有王朝象征的胜迹景观在方志中逐渐降格为普通的乡土风景。泗州城景观的变迁，正是明清王朝国家意志、政治博弈以及地方认同重塑的深刻缩影。

本次研讨会立足水环境与水治理的核心议题，围绕“水利与城市”“水利与区域”两大主题展开充分交流，贯通古今案例，兼顾制度、社会、遗产多重维度，多视角展现出中国水治理体系的历史脉络与丰富内涵，形成若干富有启发性的学术见解。水利史研究既扎根运河、河口、水乡的地域实践，又关联王朝财政、官绅运作、国家治理等宏大历史进程，其研究价值不止于梳理历代水环境变迁、水利工程营建的内在理路，更在于为当代大运河文化传承与保护、流域协同治理、工业遗产活化利用以及地方治理现代化，提供厚重的历史镜鉴与扎实的学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