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还要不要学英语？一场数学老师引发的全国辩论，和一所大学的“换课”实验

2026年9月，考研数学名师汤家凤在微博上发了一条帖子。他说，孩子、家长和学校在英语上花了太多时间和资源，但绝大多数人工作后用不上，“中国人崇洋媚外的历史该结束了”。他呼吁：取消英语作为核心课程的地位。

一天之内，话题登顶微博热搜第一。

但真正让这场争论升级的，是胡锡进的下场。这位《环球时报》前主编发文，直接称汤家凤为“蠢货”，核心论点只有一个：弱化英语主科地位，破坏的是教育公平。 在他看来，英语一旦退出主科，学校投入减少、考试权重下降，最终为英语买单的只会是那些有能力请私教、送孩子出国的家庭，而普通家庭的孩子失去的，是一级向上走的台阶。

网友把这场论战戏称为“胡辣汤大战”。但剥开情绪，这场架吵的从来不是“英语有没有用”，而是当一种能力不再被考试强制要求时，谁还能负担得起它。

英语教育的“哑巴”困境，不是今天才有的

汤家凤的帖子之所以能引爆舆论，是因为它戳中了一个真实的痛点：中国人花在英语上的时间，和实际能用英语交流的人的比例，严重不成正比。

“哑巴英语”这个词在中国流行了不止十年。学生背了上千单词，高考英语能考130分，见到外国人却张不开嘴。1990年代，李阳的“疯狂英语”正是瞄准了这个痛点——他的方法简单粗暴：带着上万人在体育场里扯着嗓子喊英语句子，“不要害羞，不怕讲错”。这套方法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商业帝国，恰恰说明当时的英语教育在“让人开口”这件事上是失败的。

马云的故事是另一个注脚。他12岁起，每天清晨骑40分钟自行车到西湖边，给外国游客免费当导游，只为练口语。他坚持了八年，后来他说，那八年让他比大多数中国人更具“全球化”视野。马云的成功不可复制，恰恰因为它依赖的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很难获得的“非正式练习机会”——在西湖边遇到愿意和他说话的外国人。

高校在改，但原因比“AI取代英语”复杂得多

汤家凤的帖子走红时，中国高校确实在调整英语教育的版图，但原因并非简单的“AI让英语没用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23年公示撤销英语本科专业，同时撤销的还有传播学、考古学、通信工程等5个专业。校方的解释很明确：这是“学科优化设置的需要”，英语专业此前已长期停招，“授予文学学士与中科大学校人才培养与定位不大契合”。这是一所理工科院校在收缩非核心学科，而不是在宣判英语教育的死刑。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2024年暂停英语专业招生，桂林信息科技学院2026年将外贸与外语学院并入商学院——后者是机构重组，把外语师资融入经贸和管理学科，而非取消英语教学本身。

真正与AI直接相关的改革发生在深圳技术大学。2026年7月，该校宣布从2026级新生开始，逐步取消大学英语课程，用“跨文化沟通”课替代。教务处长赵伟给出的理由很具体：实时翻译技术已经足够好，“对方说英语，我的耳机出中文翻译；我说中文，对方的耳机出西班牙语翻译”，但“商务谈判和文化交流需要人的判断力、同理心和礼仪，这些是AI教不了的”。

注意这个区别：深圳技术大学不是在说“英语没用了”，而是在说“只教语言不够了”。 它取消的是以考试为导向的传统英语课，替代方案是跨文化沟通能力——这恰恰是对英语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不是更低。

就业市场的数据，不支持“英语不值钱了”的简单结论

麦可思《2025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的数据是：2024届外语类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后平均月收入5839元，全国本科平均6199元；2025届外国语言文学类6024元，全国平均6435元。外语类确实低于全国平均，但差距在300到400元之间，并非“断崖式下跌”。

工程类高薪专业（集成电路、自动化、软件工程等）的月收入确实显著更高，部分超过7000元。但这反映的是产业结构的薪资分布，而不是“英语能力本身失去了价值”。一个在华为、比亚迪做海外市场的人，英语仍然是核心工具；一个在国内市场做销售的人，英语确实用得少。问题不在于英语有没有用，而在于过去“全民学英语、所有人用同一把尺子量”的模式，是否还匹配今天高度分化的就业市场。

汤家凤和胡锡进的争论，本质上是两种焦虑的碰撞。汤家凤代表的是“投入产出不对等”的焦虑：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花了十几年学英语，毕业后可能一次都用不上。胡锡进代表的是“公平门槛”的焦虑：如果把英语从主科位置上拿下来，有钱人的孩子照样学，普通人的孩子可能连接触的机会都没有了。

深圳技术大学的“跨文化沟通”替代方案，提供了一个可能的中间路径：不取消英语，但改变教英语的目的——从“考高分”转向“能沟通”。 这条路径能否走通，取决于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AI已经能替你翻译每一个词的时候，你还需要亲自理解另一个文化的人在想什么吗？深圳技术大学的教务长给出的答案是：需要，而且比以往更需要。

这个答案对不对，可能需要一代人来验证。但至少，它比“取消”或“保留”的二选一，更接近问题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