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癌药天才发明家中国行

记者 刘晓诺

10月23日上午，上海张江的一场医药行业会议，迎来了一个穿着休闲夹克的美国人。他身形高壮，头顶总有几撮头发向上翘，就像是漫画里的天才发明家。

他是化学生物学领域的奠基者之一，哈佛大学荣休教授Gregory Verdine。他对台下数百名从业者说：“ß-catenin、MYC和RAS，这几个肿瘤驱动基因应该被钉在耻辱墙上。”

Verdine出生在1959年，35岁时就被评为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他连续创办过10余家生物科技公司，其中7家已上市。他还是多家著名风投基金的合伙人。他主导研发的3款上市药物累计销售额已超过百亿美元。

他最核心的工作，是攻克其他人无法做成药物的肿瘤靶点，尤其是“耻辱墙”上的几个成员——ß-catenin、MYC和RAS，这些靶点合计涉及超75%的癌症，但却是制药界中最硬的几颗钉子。它们被发现之后的几十年，都没有靶向药做出来。人们渐渐称它们为“不可成药”靶点。

Verdine无法接受这种局面。经过他几十年的努力，这三大不可成药靶点中，已有一个靶点迎来已上市的药物，另一个则有药物即将进入注册性临床试验阶段。

Verdine的每项工作，几乎都是中国制药界关注的“原始创新”。10月下旬，67岁的他来到阔别7年的中国，开启了三天的行程。

10月22日，他在北京接受了清华大学颁发的杰出访问教授荣誉。23日，Verdine来到上海张江的那场会议，并与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和百济神州（688235.SH/06160.HK/ONC）创始人王晓东进行对谈。

在上海，Verdine也见到了他的好友、美国医药著名风投机构RA Capital创始人Peter Kolchinsky。Verdine最喜欢的事，就是开船去Kolchinsky的度假屋畅聊几小时。Verdine本次中国行，也有赖他的盛情邀请。

就在北京时间23日凌晨，美国财政部公布了COINS法案实施草案，拟将生物技术纳入对外投资限制范围。

“我们觉得这些地缘政治紧张不应真正作用到我们身上。我们只是想发现能够挽救生命的药物，这是正当且纯粹的，对全球的健康都有帮助。因此，我们会坚定地捍卫继续开展这项工作的自由。”Verdine说。

从现实情况看，中美企业之间的合作还在继续。24日，Verdine专程访问了晶泰控股（02228.HK）。2025年，双方曾达成一笔总交易额59.9亿美元的大合作。Verdine告诉经济观察报，现在他们也正在推进一些“前所未有的大项目”，“一旦成功，可能是诺贝尔奖级别”。

“总之，我现在充满雄心，也更有信心，想趁自己还有精力，去挑战药物发现领域里力所能及的最大问题。”Verdine说。

不可成药？不可接受

10月23日，Verdine在演讲最后播放了一段视频。这是近年来医药界最动人的时刻之一：2026年6月，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主席论坛上，在场9000多名医生、科学家等各界人士自发起立鼓掌，持续数十秒之久，掌声送给世上首款泛RAS药物RMC-6236。

胰腺癌素有“癌王”之称，约九成胰腺癌患者存在KRAS（RAS的一种）基因突变，但此前缺乏有效的靶向药，治疗选择非常有限。RMC-6236的这项III期临床试验数据显示，既往接受过治疗的转移性胰腺癌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翻倍，达到13.2个月，死亡风险降低60%。

RMC-6236由美国药企Revolution研发，而这项成果最初起源于Verdine创立的公司Warp Drive。“患者的生存期延长了，这就是我们的坚持所得到的回报。”Verdine说。

Verdine演讲结束后，王晓东在与他的对谈中说：“我们研究所看了那段鼓掌的视频，没有几个人眼眶能不湿润。我们都渴望这样的时刻……”

RAS类基因在1982—1983年间就已被发现。它们驱动了大约20%的人类癌症。但在接下来40多年的时间里，人们经历了无数失败，也没做出泛RAS类药物。20世纪80年代，Verdine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从事癌症研究，他自然地进入了不可成药靶点研究前沿。

20世纪90年代中期，癌症领域不可成药靶点的问题变得十分突出。当时已是哈佛大学教授的Verdine，在担任跨国药企罗氏的顾问时，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峻性。Verdine记得罗氏曾针对32个靶点开展大规模化合物筛选，每个靶点测试约150万个化合物，最终一个有效的候选命中化合物也没找到。此后，业内渐渐有了不可成药靶点的说法。

2000年前后，Verdine投身“drugging the undruggable”（让不可成药靶点成药）的探索。

“我提出这一说法，希望能让我自己所属的药物化学家群体，感到一点羞耻，迫使大家去解决问题。”Verdine说，“如果75%的癌症患者都受成药性问题的影响，我们不能仅仅摊开双手说，‘好吧，它们不可成药’。我无法接受这种投降。”

在所有不可成药靶点中，RAS是最大的那只猎物。难成药是其结构所致：它的表面几乎平坦，缺乏容易结合的疏水性口袋，难以让小分子插入。Verdine需要一种新的药物类型，大自然给了他灵感。

有一种从自然中发现的药物，被叫做分子胶，比如环孢素，它被用来预防器官移植排斥反应。环孢素可以抑制一种靶蛋白，但它并不能直接与该靶蛋白结合；相反，它会先与细胞中大量存在的亲环素（一种蛋白质）结合，形成新的复合表面后，就可以与靶蛋白结合，从而阻断相关信号通路。

Verdine团队起初也想在自然界中找到可以作用于RAS的分子胶。他们展开大规模的筛选，无果。于是他们有了新的想法：如果保留亲环素这一骨架，把环孢素换成一个人工设计的小分子，使新的复合表面与RAS结合，就可以堵住RAS与下游蛋白相互作用的位置，阻断促进肿瘤生长的信号传递。

想法只是想法。为了找到投资人，Verdine花了4年多时间。2008年，他首次向哈佛大学的捐赠人介绍了这个想法，但在捐赠人眼中，Verdine就像在说外星语言。2009年，Verdine成为美国著名生物医药风险投资机构Third Rock的风险合伙人，他想让Third Rock出资，但投资条件被不断提高。Verdine几乎感到这件事情永远无法成功了。

直到2011年，他听从前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所长Rick Klausner的建议，飞到巴黎与赛诺菲时任研发负责人Elias Zerhouni面谈了一小时，获得了其与赛诺菲时任CEO Chris Viehbacher的支持——赛诺菲愿意出资，前提是Third Rock也要出一半。

2012年，Verdine创立了Warp Drive，首轮筹集1.25亿美元，投资方包括赛诺菲、Third Rock等。基于Verdine实验室此前的研究，Warp Drive进一步发展出三元复合物药物发现平台，并开展了针对RAS的药物研发。

2018年，Warp Drive被同由Third Rock孵化的Revolution收购。收购Warp Drive后，Revolution基于Warp Drive开创的技术和相关成果，进行多轮药物化学优化，最终开发出RAS抑制剂RMC-6236。

2026年8月，RMC-6236已在美国获批上市，成为世界上首款泛RAS抑制剂。

做药，就像即兴创作

“我活在地球上的使命，就是弥合我们对人类疾病及其成因的认识，与我们采取行动治疗疾病的能力之间的差距。”10月22日，Verdine在清华大学对媒体说。

1959年，Verdine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在北大西洋边长大。这是一个普通蓝领家庭，家里没人上过大学。5岁时，Verdine的父亲不幸意外瘫痪，他承担起照护父亲的任务，充当父亲的双手。7岁时，他就尝试动手改装轮椅，后来还在父亲的指导下建造过几艘船。

高中毕业后，Verdine没有申请大学。但他的老师悄悄替他填了申请表，还找到了资助人。Verdine收到圣约瑟夫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以为弄错了。他起初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就选择了英语专业。但两年半后，Verdine实在无法忍受繁重的写作任务，转而在同学的建议下学习化学，并被有机化学实验课深深吸引。

Verdine发现，有机化学处处需要即兴。Verdine是在与父亲造船的过程中感悟到了即兴的魅力。在化学世界里，Verdine也喜欢拆开分子，重新组合设计。

多年以后，Verdine才意识到，为不可成药靶点开发药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种即兴。

Verdine说，尽管风险投资行业有一条戒律，“不要同时承担一个新靶点和一个新类型的风险”，但总有些难成药的靶点无法通过现有方式解决，必须发明全新的药物类型。

于是，Verdine在哈佛大学的实验室发明了著名的新药物类型——订书肽。

这一发明始自一系列逆向思考：尽管人们难以找到能与β-catenin等蛋白结合的小分子，但这些蛋白实际上可以与其他蛋白结合。如果把蛋白质做成极度精简的版本，让它得以像小分子一样，穿过细胞膜，就可以与这些细胞内的靶点结合了。既然绝大部分能穿过细胞膜的蛋白质和多肽链都是α螺旋结构，这种新型药物也应呈α螺旋结构。

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把它做出来呢？

2000年前后，Verdine的实验室发明了一套技术。他们在一两圈螺旋侧面中嵌入全碳氢链，让它像订书钉那样，强迫原本无序的多肽形成α螺旋形状，并保持稳定。2004年，Verdine与其他科学家合作在《科学》发文证实，这种肽链可以进入细胞，并在模型上展现抗肿瘤活性。

订书肽技术经过改良迭代后，Verdine团队开始研究比RAS更常见的ß-catenin靶点——至少20%的人类癌症存在Wnt/β-catenin信号通路失调，实际比例甚或更高。

2015年，Verdine创办了FOG Pharma，开发靶向β-catenin的订书肽药物。在最初的几年，Verdine亲自出任总裁兼CEO，直到2024年退出管理层与董事会。

FOG即Friends of Greg（Gregory的朋友）的缩写。“值得一提的是，从一开始，就有一些中国朋友认为这件事必须做成。”Verdine说，FOG Pharma的早期投资人包括博裕资本、李嘉诚旗下的维港投资，以及药明康德（603259.SH）旗下创投基金以及创始人李革等。

2024年，FOG Pharma更名为Parabilis Medicines，意为“超越可能”且“可以实现”。2026年6月，Parabilis在纳斯达克上市，最终募资约7.7亿美元，是当时美国生物技术行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IPO。

2026年10月，在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年会上，Parabilis发布了zolucatetide治疗硬纤维瘤的I/II期临床更新数据：在完成第32周疗效评估的18名患者中，客观缓解率为72.2%；在同一剂量范围内的46名可评价患者中，疾病控制率达到100%。

据Verdine介绍，第一个接受这款药物治疗的患者，尚在继续用药，这意味着药物的应答足够持久。考虑到药物活性以及耐受性，他认为zolucatetide最终很可能会获得美国监管部门批准。

“现在，‘耻辱之墙’上只剩下那个最麻烦的孩子——MYC了。”Verdine说。

与中国合作探索诺奖级问题

2025年，Verdine向晶泰控股董事长温书豪发出邀请，希望一起挑战一个极困难的科学问题：“如果成功，这将是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

温书豪当时刚刚做了一场大手术。术后次日，他还插着管、吸着氧，就连续四天与Verdine开了四次会，谈论科学和技术问题。最后，他们完全达成了共识。

晶泰控股是Verdine目前在中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2025年6月，晶泰控股与Verdine创立的DoveTree宣布了一笔潜在总金额59.9亿美元的合作，一度刷新了AI药物发现的交易规模纪录。

Verdine回忆，双方的合作始于他与温书豪的交往。

六七年前，一位投资人把温书豪介绍给Verdine认识。大约两年半前，他们才重新联系。此时，晶泰控股的发展已让Verdine刮目相看，“它已从早期相对窄的小众方向，发展出独特的融合能力，把基于物理的药物设计与发现、基于AI的药物设计与发现，以及与之配套的自动化结合起来”。

2025年6月，Verdine创立了DoveTree。就像他与晶泰控股重新拾起的联系一样，DoveTree是一种曾被认为消失、又被重新发现的植物——它叫鸽子树，原产自中国，其苞片洁白，状似鸽翼。Verdine认为“用它为一个美丽而不同寻常的事物命名，非常合适”。

这笔合作覆盖肿瘤学、免疫及炎症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及代谢失调等疾病领域，涉及多款临床前阶段大分子和小分子创新药资产。晶泰控股还将针对一系列DoveTree指定的靶点进行新药研发，DoveTree独家享有这些药物在全球范围的独家开发和商业化权利。晶泰控股可按这些项目获得里程碑付款，以及销售分成。

“我们会从同类最优的项目起步，将其发展成平台，再走向同类首创。”Verdine说。

他们的首款药物有望在2027年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如果我们的任务成功，它的财务价值和对人类的影响，至少会和Revolution那类成果一样大。如果这套合作模式得到验证，我们就有机会筹集更多资金，继续挑战下一个重大疾病问题。”Verdine说。

那项最有雄心的早期项目尚在保密中。Verdine对这一项目持谨慎乐观态度，“如果我们高度专注，可能几个月以后，我们就将知道这条路走得通”。

AI时代，学生物吧

“你认为AI最终会让从事药物发现的科学家失业吗？”10月22日，在清华大学，有人这样问Verdine。

Verdine认为，总体而言，AI会对生物医药领域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人类虽然已经掌握大量关于疾病成因的信息，仍远未解决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种种难题。AI则可能加快新药发现的速度。

“人们说用生物学知识训练AI，但未知的东西无法拿来训练。生物学中未知的部分仍可能多于已知。想想大脑：我们知道认知是怎样产生的吗？我们对人体生理还有很多不了解，科学领域仍有如此广阔的未知领域。”他说。

“如果给孩子职业建议，我会建议他们学生物学。未来几十年，我们仍会不断发现新的生物学知识，这些工作不会消失。”Verdine说。

如何挑战未知、实现从0到1的原始创新，是Verdine此次中国之行反复出现的主题。

10月22日，清华大学聘任Verdine为杰出访问教授。清华大学药学院院长钱锋指出，Verdine在化学生物学领域有奠基性贡献，他的跨界经历，为人们理解从基础发现到原创新药的转化路径提供了难得的视角。

清华大学药学院发文表示，Verdine诠释了何为“真正的创新”，更展现了面对世界级科学难题时，敢于挑战突破的榜样力量，“他的经历将激励清华师生勇闯科研无人区，探索真正具有变革意义的原始创新”。

“中国人对我很感兴趣的原因之一是，他们非常希望进入更有雄心、难度更高的研发领域。他们真的非常、非常感兴趣……”Verdine告诉经济观察报。

在Verdine看来，继瑞士、德国、法国、日本乃至美国之后，中国正在成为药物发现领域的一股新力量。中国的药物研发企业非常擅长工程化，加上AI的加持，再叠加中国药企的规模化制造、药物筛选等能力，让中国的药物发现走在了世界前沿，尤其是注射类生物药。

他也指出，中国的对外授权交易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这些交易大部分涉及很早就被发现、甚至已经有药物上市的靶点，中国药企能够显著提升这些药物的性能。但未来，改良型新药的机会将越来越少，因为容易实现的性能改良几乎都已完成。

“中国下一步需要在靶点选择上承担更大的风险。这会推动企业进入风险更高的领域。科学能力不是障碍，关键在于资本市场能否容纳这种风险。”Verdine说，“现在中国企业正在整合，较弱的企业退出，强者变得更强——它们应该能够开发风险更高的产品，也会逐渐接近美国优秀生物科技企业的风险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