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ll Stem Cell：解读中国干细胞临床转化监管新框架，从“双轨单出口”迈向

为什么传统“药品或医疗技术”二分法面临挑战？

传统药物监管体系建立在相对稳定、标准化的产品基础上，但活细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静态产品。干细胞干预的效果可能受到细胞自身状态、微环境以及生产过程等多种因素影响。尤其对于自体细胞治疗，每位患者本身都可能成为不同的“起始材料”，因此批次之间存在天然的生物学差异。对于高度个体化、医院开发的疗法而言，完全按照传统药物模式进行标准化可能面临较高的现实门槛。

但另一方面，干细胞治疗也不能仅作为普通医疗技术管理。细胞进入人体后可能产生长期甚至延迟出现的生物学效应，因此需要持续的安全监测和系统的数据积累。作者认为，这种双重属性意味着监管的重点不应只是界定“它究竟是药品还是医疗技术”，而是建立一个既能为个体化临床需求保留合理空间，又能确保可追溯性、风险控制和持续证据生成的体系。

从“双轨单出口”到“双轨双出口”

过去十年间，中国干细胞临床研究实际上已经存在两条路径。2015年《干细胞临床研究管理办法（试行）》出台后，一些项目可以按照药物研发模式通过IND路径开展临床试验，另一些则可由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开展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nvestigator-initiated trials, IITs）。但无论从哪一条研究路径出发，如果希望进入广泛临床应用，最终原则上都需要通过药品注册审批，因此形成了作者所概括的“双轨、单出口”模式。

对于可以实现标准化和规模化开发的细胞治疗产品，这一路径具有明确的监管逻辑；但对于高度个体化、自体来源或主要由医院开展的疗法，则可能面临转化困境。截至2025年底，中国已经启动超过200项干细胞IIT研究和IND试验，但当时真正实现上市批准的比例仍然较低。

2026年实施的第818号令改变了这一结构。新体系在传统药品监管路径之外，正式建立了一条卫生健康行政管理路径。新型生物医学技术既可以进入传统IND药物开发路线，也可以通过第818号令规定的路径开展临床研究；在满足严格条件后，部分技术还可获得可撤销的临床转化应用许可，在指定的三级甲等医院中应用，由此形成“双轨、双出口”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个“出口”并不意味着降低监管标准，更不是绕开药品审批的捷径。卫生健康行政路径下的临床应用被严格限定在特定情形，例如技术具有高度个体化属性或用于罕见病，同时国内不存在基于相同作用机制已经获批或进入确证性临床试验阶段的药物。只有满足相应条件，技术才能获得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授予的可撤销临床应用许可。换句话说，新的“双轨双出口”并非以宽松路径替代严格的药品监管，而是在保持监管边界的同时，为一些难以完全标准化和规模化的生物医学技术提供有限且受到持续监管的临床转化空间。

从“一次批准”走向全生命周期动态治理

此次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监管不再将“获得批准”视为治理终点。

在新的卫生健康行政路径下，获准进入临床应用并不意味着获得永久资格。指定医疗机构需要定期报告相关临床应用数据；如果在全生命周期监测过程中发现预期获益没有实现，或者出现新的安全性信号，授权可以被撤回并停止临床应用。作者将这一强制退出机制形象地比作监管体系中的“trapdoor”。

监督管理同时覆盖临床研究开始之前以及研究期间。相关研究需要经过科学和伦理审查，并按要求提交材料进行监管审查或备案。在获得充分临床验证和监管授权之前，相关新型生物医学技术不能开展临床应用或商业化。

这意味着监管逻辑正在从一次性的准入判断转向更加完整的全生命周期治理（life cycle governance）：从初始研究、临床转化授权，到应用后的持续监测、重新评估乃至必要时撤回，一项技术需要通过持续产生的证据来证明其安全性和临床获益。

“双轨”之后，关键是让证据流动起来

建立两条路径并不是终点。作者认为，新框架未来能否真正实现预期目标，一个重要因素是两条监管路径能否有效连接。

如果卫生健康行政路径和药品监管路径彼此独立，可能形成新的“证据孤岛”：医院开展研究获得的真实临床信息可能停留在院内，难以成为后续产品开发所需的规范证据；药物开发也可能无法充分利用已有的人体研究数据。因此，未来需要建立具有互操作性的证据接口，使卫生健康行政路径产生的核心数据尽可能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要求兼容，让医院来源的证据在符合相应标准的前提下，为后续IND开发提供支持。

不过，这样的“证据连续体”目前还没有完全制度化，第818号令本身尚未建立两种监管路径之间正式的转换机制。对于尚未形成成熟IND标准的新技术，卫生健康行政路径未来还可能发挥类似“监管沙盒”的作用，在受控环境中积累关键质量属性和临床表现数据，并随着科学认识成熟，为更加标准化的监管要求提供依据。

因此，这一新框架值得关注的并不仅是“增加了一条临床应用通道”，更在于它尝试回答先进疗法监管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面对干细胞、基因治疗、类器官和异种移植等快速发展的新型生物医学技术，如何在科学证据仍在不断积累的情况下，为创新及个体化临床需求留下合理空间，同时确保这种灵活性不会演变成监管放松。

作者认为，监管灵活性并不必然以牺牲科学严谨性为代价。如果未来两条路径能够通过共同的证据和质量标准真正连接起来，中国的“双轨、双出口”探索有望形成一个从研究、临床应用到持续证据积累的动态治理体系，也为先进疗法在患者可及性、科学证据、安全监管和创新转化之间寻找平衡提供新的思考。

相关论文刊载于Cell Press细胞出版社

旗下期刊Cell Stem 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