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一场犯罪出生的无辜孩子，有一群人在努力为他实现长久托底

图片来源：摄图网

北京市平谷区档案馆里

两名检察官焦灼地等待着

这是他们奔走的第三个地方

前两次，村干部表示没留存相关材料

派出所民警查询系统后也说找不到

这次在档案馆

工作人员终于翻出一张泛黄的宣纸

这是1951年1月由平谷县人民政府

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

记有李小梅祖辈的名字和宅基地范围

而这张纸

关系着李小梅之子小齐的落户问题

……

一个坠入深渊的家庭

这张地契为什么如此重要？故事必须从一场罪恶说起。

2024年6月，平谷区一家医院的产房里，23岁的李小梅诞下一名男婴。新生命的到来，没有鲜花与祝福，因为他的诞生源于一场犯罪。2023年的夏末秋初，53岁的高如强在李小梅家中，明知她智力存在严重缺陷，仍与她发生了性关系。

李小梅出生在一个本就摇摇欲坠的家庭里。她与母亲均为智力残疾二级，平日无法与人正常交流。父亲李南冬是家中唯一的劳动力，却常年患有过敏性哮喘，发作期内几乎无法正常工作。2023年麦收时节，李南冬遭遇车祸受伤。正是在家庭唯一劳动力倒下之后，厄运接二连三地到来。

罪恶最初被发现，是因为李小梅日渐隆起的腹部。李南冬带她到医院检查，才发现她已经怀孕数月。李小梅表达困难，说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李南冬立即报了警。由于怀孕的月份已大，李小梅最终产下一子。经司法鉴定，孩子的生物学父亲正是高如强。而李小梅被诊断为中度精神发育迟滞，遭受性侵害时，受其智能障碍影响，被评定为无性自我防卫能力。

2024年7月4日，高如强经民警电话通知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接受讯问，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同年7月25日，案件移送平谷区检察院审查起诉。8月1日，检察院以涉嫌强奸罪对高如强提起公诉。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与无性自我防卫能力者发生性关系，无论是否‘自愿’，均构成强奸罪。”办案检察官说。

平谷区法院认为，被告人高如强无视国家法律，在明知被害人系智力残疾的情况下，仍与之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且造成被害人怀孕产子的严重后果，故酌予从重处罚。2024年9月3日，法院以强奸罪判处高如强有期徒刑四年十个月。

“事实孤儿”由谁抚养

虽然判决落下，但一个更沉重的问题已从纸面走向现实——那个因罪恶而来的男婴小齐，该由谁抚养？

“小齐的到来，让这个本就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检察官说。案发后，李小梅怀孕、检查、生产花费了高额费用。李南冬要同时照顾智力残疾的妻女和襁褓中的外孙，根本无法正常工作，这个家庭的经济链条彻底断裂。

更令人揪心的是孩子的未来。父亲入狱，母亲无抚养能力，小齐一出生就成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这个专业术语背后，是一个孩子从降临人世就开始承受的生存困境。根据相关规定，认定“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需父母双方符合重病、重残、服刑等情形。

小齐的生父高如强系服刑人员，而且身患重疾、无赔偿能力；生母李小梅因智力残疾被认定为“无抚养能力”。外公李南冬成了他唯一的监护人，但这位年近六旬的老人，自己也在生活的夹缝里挣扎。

转机来自平谷区检察院的大数据筛查系统。通过国家司法救助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将刑事案件数据与低保户、残疾人信息库碰撞，检察官发现了被害人李小梅等3人的司法救助线索。

经初步审查，李小梅等3人符合国家司法救助条件。检察官及时引导李南冬提交申请，正式启动救助程序。随后，办案团队在详细审查原案卷宗、村委会情况说明、医院门诊票据等书面材料的基础上，第一时间前往村委会、村妇女联合会和申请人家中，实地调查核实家庭状况和主要困难。

在充分调查核实后，检察官第一时间向主管院领导汇报，召开检察官联席会，最终在受理案件7个工作日内作出予以救助的决定，并将司法救助金发放到申请人手中。

但检察官心里清楚，司法救助不是转账了事。距小齐到成年还有十六七年，尚需大笔开销。为此，平谷区检察院联合该区民政局、区妇女联合会、区残疾人联合会、区红十字会、区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村委会、属地派出所，成立联合帮扶小组，协调各单位介绍帮扶政策，推动新生儿户口登记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并建立了长期跟踪帮扶机制。

“对于遭受犯罪侵害的困难妇女，尤其是残疾妇女、未成年人，需要充分考虑其特定群体的身份，更需要持续跟踪关注申请人后续生活及心理状态。我们要让每个救助对象看到持续的希望，确保救助效果可持续。”检察官强调。

然而，所有这一切帮扶的落地，都绕不过一道最基础的门槛——户口。

落户在村委会集体户口

没有户口，小齐就无法办理医保，无法接种疫苗，无法申请任何政策性补贴。但这个孩子的出生证明上，母亲是智力残疾二级的李小梅，父亲是正在服刑的高如强——一个连他自己都说不清家在哪儿的人。

联合帮扶小组启动后，检察官做的第一件具体的事，就是帮小齐办户口。按照常规流程，新生儿落户需随父或随母，提供父母的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出生医学证明。可小齐的情况几乎每一条都对不上：李小梅名下没有独立房产，她的户口和父母在一起，地址是一栋20世纪80年代的自建房，从未办理过产权登记，在户籍系统里根本查不到对应的门牌号。

“没有门牌号，系统里就建不了户籍档案。”户籍民警解释道。

检察官没有放弃。农村的老宅，当年土改时每家每户都应该有一份地契。他先去村委会问，村干部摆摆手：“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东西了，村里早就没有留存了。”

于是，就有了不久前档案馆里的那一幕。检察官终于在泛黄的纸页上找到了李小梅祖辈的名字，以及那块宅基地的准确描述。地契的复印件，为他提供了“历史居住事实”的证据。但派出所的系统依然需要一个实打实的门牌号，才能把这条证据链变成户籍系统里的一行数据。而村里的门牌号，是由村委会统一向派出所申报、集中办理的。小齐家所在的片区，上一批门牌号刚刚办完，他们已经错过了。下一批什么时候启动，还没有确定的时间表。

这意味着，如果按部就班地等，小齐的户口可能要拖上很久，甚至一年以上。

检察官没有“干等”，他开始琢磨能不能把小齐的户口落在别处？他查阅相关政策，发现村委会作为一个法人组织，拥有集体户口簿，可以接收符合条件的户籍挂靠。

检察官带着这个想法，再次来到村委会。他把地契复印件铺在桌上，把遇到的困难和自己查到的政策依据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村党支部书记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这条路我没听说有人走过，但孩子的确符合条件，我们可以试试。”

接下来，村委会启动了村民代表大会程序，经集体表决，高票通过了小齐落户村委会集体户口的决议。检察官带着村委会出具的接收证明、小齐的出生医学证明、地契复印件，又一次走进了派出所，顺利解决小齐的落户难题。

2026年1月19日，小齐的户口页打印出来了。户籍地址那一栏，写的不是某条街某号楼，而是村委会的地址。这个孩子终于有了一个被承认的户籍身份。

一份迟来的认定与长久的托底

户口办下来了，但日子还得一天一天地过。

李南冬算过一笔账：一罐奶粉100多元，一个月至少三四罐；尿不湿又是一笔开销；孩子有个头疼脑热，去一趟医院就是几百元。他自己年近六旬，体力渐衰，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几亩地和偶尔打零工的收入。

检察官心里也清楚，司法救助金是一次性的，花完就没有了。小齐才一岁多，必须找到一个能长期、稳定兜底的保障。

2026年2月，在检察机关的推动下，村委会为小齐填报了困境儿童认证申请。当月，认证申请获批，每月2800元的困境儿童生活补贴开始按月发放。

“我们要让这个孩子知道，他的生命值得被尊重。”帮扶小组成员、平谷区妇联工作人员说。此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它不仅实现了对犯罪的严惩，更通过创新机制，解决了被害人家庭——尤其是智力残疾被害人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长远困境。国家司法救助不是孤立的“发钱”，而是与民政部门、妇联、残联、红十字会、未保委等多单位编织成一张网，从紧急救助到心理疏导，从户口登记到身份认定，从一次性救济到长达十余年的托底保障，每一个节点都有人接棒。

如今，小齐的户口页登记在村委会的集体户口簿上。李南冬家那个没有门牌号的老宅，因为一张1951年的地契，有了可以查证的历史居住记录。这张地契不仅证明了一块土地的存在，更帮助一名新生儿童进入了户籍管理体系，使其能够享受各项社会保障。这个始于一场罪恶的生命，在法律与社会的守护下，正逐步获得正常成长的条件。

（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8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