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曦教授

本中心以多学科协作、分层诊疗与全程管理为路径，推动MM的规范化诊疗。由于骨髓瘤起病隐匿、临床表现涉及多个学科、患者首诊科室较为分散，亚专科建设首先需解决早期识别、规范诊断与转诊衔接等问题。中心自2017年起牵头成立浆细胞疾病多学科协作组，与相关学科建立长期稳定联系，并持续完善专病门诊建设，将多学科协作贯穿患者诊疗全程，为MM患者提供规范的临床诊治支持^1,2。

规范化不仅体现在诊断环节，更贯穿危险分层、疗效评估与全程管理的各个环节。在治疗过程中，应以规范检测和危险分层为基础制定治疗策略，并通过微小残留病（MRD）动态监测疗效，依托造血干细胞移植、细胞治疗等先进技术平台，进一步推动分层决策、疗效评估与持续治疗衔接的流程建设，使规范化诊疗与前沿治疗能够在同一体系内落地。

全程管理还需强化维持治疗与持续随访。中心以专病门诊为载体开展慢病管理与随访诊疗，依托多学科协作与区域协作网络，衔接住院、门诊、居家管理等环节，并借助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淋巴瘤专科建设项目，牵头推动重庆市MM临床诊疗路径试点，促进中心医院与区县医院的诊疗互动及双向转诊通道建设²。

未来方向在于优化全病程治疗策略、完善证据体系与区域协作网络。随着四联方案与新型免疫治疗不断发展，临床关注点已从药物可及与使用，转向依据患者风险特征、既往治疗及疗效变化合理规划治疗路径。不同阶段治疗的衔接、利用MRD等指标进行动态管理，以及在追求深度缓解的同时兼顾长期治疗负担，均成为全程管理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³。前沿方案只有在真正进入规范的诊疗路径后，方能转化为患者的长期获益。未来一方面需积累更多中国患者的高质量临床证据，另一方面也需提升区域诊疗的同质化水平，使规范检测、合理治疗与长期随访覆盖患者诊治全过程。

张曦教授

MM临床表现涉及多个学科且常组合出现，起病隐匿，是诊断延迟较为突出的肿瘤之一，而延迟诊断往往与预后不良相关⁴。因此，提升疾病早期识别能力尤为关键，亟需强化骨科、肾内科、呼吸科等首诊科室的鉴别诊断意识，建立疑似病例的规范化诊断流程。流行病学数据显示，1993-2023年我国MM年龄标化发病率上升175%⁵，疾病负担持续加重，进一步凸显了提升早期检出率的现实需求。现阶段检测技术已较为成熟，临床工作中应有针对性地排查线索、完善评估，尽早明确诊断。

治疗方面同样需要强调规范化。目前可选治疗药物日益丰富，但并非所有药物都适合前移用于一线治疗；现阶段一线已有四药联合方案，后线治疗需要统筹布局。临床需对疗程设置及各线治疗方案的药物选择进行系统性规划，避免未经整体评估就将后线治疗药物直接前移使用。当前四药方案前移已取得良好进展，规范化治疗仍需持续加强。此外，MM应坚持全程管理，重视多学科协作照护、护理团队支持及生活质量管理，方能在长期病程中实现有效管理。具体管理目标需因患者而异：年轻及标危患者以MRD深度缓解为主要目标，高危患者更关注MRD持续时长，年老体弱患者则需充分考虑身体状况、药物不良反应等因素。

既往MM被视为不可治愈性疾病，近期国际会议已提出“可能治愈”的观点。随着CD38单抗、双特异性抗体、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疗法等新型治疗手段不断涌现，通过对治疗方案的合理组合与全程管理，推动MM向“可能治愈”方向迈进已具备现实可行性。

曾韫璟教授

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指南及中国多发性骨髓瘤诊治指南均已修订，对初诊MM患者优先推荐含CD38单抗的四药联合方案进行一线治疗^6-7。CD38单抗早期用于二线及后线治疗，随着新药不断涌现、循证医学证据持续积累，四药联合方案现已前移至一线治疗地位。以IMROZ研究⁸为例，该研究纳入接受艾沙妥昔单抗联合硼替佐米、来那度胺、地塞米松（Isa-VRd）或VRd治疗的NDMM患者，中位随访59.7个月时，Isa-VRd组60个月无进展生存（PFS）率为63.2%，显著优于三药组的45.2%，为指南推荐更新提供了关键依据。此外，四药组MRD阴性率亦优于三药组，诱导期获得MRD阴性的患者在维持期MRD复阳比例显著低于三药组⁹，提示四药方案用于一线治疗可将深度缓解转化为持久的疾病控制。

尽管以四药为代表的诱导方案已取得良好疗效，ASCT在一线治疗中的地位依然稳固，目前仍是初诊患者的推荐治疗。对于接受四药诱导后的高危患者，ASCT可进一步提升其MRD阴性率；推迟移植或不移植患者的持续MRD阴性率低于移植队列，提示对于高危患者，单纯药物治疗尚难以达到移植巩固的效果¹⁰。

曾韫璟教授

在复发难治性MM（RRMM）再诱导方案选择上，尤其针对首次复发的患者，既往多依据治疗线数选药，目前临床正转向基于患者个体特征的精准决策。主要考量以下几点：其一，患者既往使用过的药物；其二，既往治疗的缓解持续时间；其三，复发时的临床特点，若为高危复发或早期复发，可能在首次复发后即考虑更强效的治疗方案。

关于CAR-T与双特异性抗体的选择，二者并非互相排斥，在本中心实践中更多是联合序贯使用。对于病情进展迅速、肿瘤负荷较高的患者，由于CAR-T需要一定的制备时间，可先行双特异性抗体进行诱导与桥接治疗，为患者创造接受后续CAR-T或移植的机会；对于病情相对稳定、具有等待时间的患者，则可优先选择CAR-T。同时，随着不同靶点的CAR-T细胞及双特异性抗体陆续出现，不同靶点间的治疗转换也成为临床需要重点考量的问题。

此外，后线造血干细胞移植，包括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与快速发展的细胞治疗并不互相排斥。目前国内外均有大量基于CAR-T桥接移植、CAR-T联合移植、移植后CAR-T巩固，或移植后双特异性抗体巩固及维持的临床研究正在进行¹¹，为复发/难治或高危患者提供了更多治疗选择，也为这部分患者生存改善带来新的机会。对于不同靶点的CAR-T或双特异性抗体，研究亦十分活跃，如既往接受过B细胞成熟抗原（BCMA）治疗的患者，后续可考虑GPRC5D或其他更新靶点。

与此同时，我国在即用型、通用型、快速CAR-T及体内CAR-T方面的研究进展迅速，本中心正开展GPRC5D与BCMA双靶点CAR-T研究，并探索病毒载体及非病毒载体的体内CAR-T相关临床试验，短期内已取得一定疗效。但上述CAR-T在体内的存续时间仍较有限，中位PFS相对较短，有待技术进一步改进与优化。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