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10 月 30 日，耶鲁大学斯特林讲席教授、201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诺德豪斯与世长辞，享年 85 岁。《比较》曾刊发他的文章，也曾出版其环境经济学著作《绿色经济学》。本书译者、复旦大学李志青教授专门撰文缅怀诺德豪斯教授，我们特转发此文，谨致缅怀。
2026年10月30日，耶鲁大学斯特林经济学讲席教授威廉·道布尼·诺德豪斯（William Dawbney Nordhaus）在纽黑文去世，享年85岁。耶鲁大学发布的纪念材料里，保留了他的一句名言："好的政策，只能落在毁掉经济与毁掉世界之间的某个地方。"（Good policies must lie somewhere between wrecking the economy and wrecking the world.）这句话几乎概括了他一生的学术立场：既拒绝"什么都不做"，也拒绝"不计成本地做"，而是在两者之间寻找一条可以被计算、被检验、被辩论的路径。从1970年代在无人区里写下第一篇气候经济学论文，到2024年发表最后一版DICE模型，他为气候变化经济学奠基的五十年，恰好也是人类气候政策从无到有的五十年。一、生平：从阿尔伯克基到纽黑文
诺德豪斯1941年5月31日生于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父亲罗伯特·诺德豪斯是耶鲁学院和耶鲁法学院的毕业生、当地知名律师（后来还与人共同创办了桑迪亚峰缆车）。1959年他进入耶鲁本科，后来把这段经历称为"我一生中最大的意外之财"，称耶鲁是"心智进入抽象理性年龄的天堂"。他在耶鲁修读经典课程项目（Directed Studies），受教于文森特·斯库利等名师；1962年获巴黎政治学院证书，1963年获耶鲁学士，随后赴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师从保罗·萨缪尔森与罗伯特·索洛两位诺奖得主，1967年以《内生技术变迁理论》获博士学位，同年即被耶鲁聘为助理教授——此后56年再未离开。在耶鲁，他于2001年获授斯特林讲席（Sterling Professor，耶鲁教师的最高荣誉），1986—1988年任耶鲁教务长，1992—1993年任主管财务与行政的副校长。他也是深度参与公共事务的学者：1977—1979年任卡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是联邦经济分析局顾问委员会首任主席，2014—2015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董事长，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01）。获奖方面，除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外，还有2017年BBVA基金会"知识前沿奖"等。他同时是一位教学大师：自1985年起接手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从第12版写到第19版，使这部1948年问世的经典进入全球17种语言、数以千万计的课堂。2018年10月8日诺贝尔奖公布当天，这位新科诺奖得主照常走进本科生宏观经济学课堂，学生们向他献花——那张照片成了"教学 mattered"最好的注脚。晚年间，他致力于让这部教材免费向全球学习者开放。据耶鲁大学发布的讣告，诺德豪斯于2026年10月30日因侵袭性脑癌去世，身后留下妻子芭芭拉（耶鲁儿童研究中心临床社工）、子女与孙辈。二、不止气候：一位"广谱"经济学家
今天人们把诺德豪斯与气候变化画上等号，但他的学术版图远比这更宽，而且先有"增长与测度"，后有"气候"——这个顺序决定了他处理气候问题的方式：把气候当作增长问题的一个约束条件，而不是一个孤立的道德议题。他与老师托宾合作的《增长过时了吗？》（1972）提出"经济福利尺度"（MEW），把休闲、家务劳动、城市化不适与环境损害计入国民福利——这是后来绿色GDP核算的思想源头之一。他在1975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周期》是宏观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奠基之作，指出执政者会利用政策工具在选举前刺激经济，六千余次引用至今无人超越。1996年他研究自巴比伦时代以来的照明经济史，发现传统价格指数严重低估了长期实际收入的增长；2002年他在伊战开打之前发表研究，预测战争总成本可能高达2万亿美元——后来被证明惊人地准确。他主持的G-Econ项目首次给出地球物理格网尺度的经济活动测度，并与陈曦合作用夜间灯光作为经济统计的代理变量（PNAS，2011）。这条"测度"主线一直延伸到气候：气候经济学本质上首先是一个测度问题——损害如何计价、福利如何跨代折算。三、四次跨越：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形成
第一次跨越（1977—1991）：把气候请进经济学。1977年，他在《能源》（Energy）杂志发表《我们能否控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在增长模型里首次引入碳排放，并提出两个沿用至今的设定：以工业革命前浓度两倍为上限的政策情景，以及对排放收费——日后发展为碳税。这是经济学界第一份严肃的气候政策分析，比《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早了整整十五年。1991年他在《经济学杂志》发表《减速，还是不减速？——温室效应的经济学》，把问题表述为标准的跨期权衡。第二次跨越（1992）：DICE模型的诞生。1992年11月20日，《科学》杂志发表《控制温室气体的一条最优过渡路径》，DICE（气候—经济动态综合模型，Dynamic Integrated Model of Climate and the Economy）正式问世。模型把五个环节连成一个闭环：经济产出→温室气体排放→全球碳循环→升温→经济损害→反馈回经济增长，并在新古典增长框架内求解最优路径。他给模型取名"骰子"（DICE），用意正是提醒人类：我们在拿地球的未来做赌注。DICE的开创性结论是：一条温和递增的碳税路径优于刚性的排放量控制或气候稳定化目标。此后他持续扩展这一框架：1994年《管理全球公域》、1999年与博耶合著《使世界变暖》给出区域版RICE模型。综合评估模型（IAM）这门学科，就从这十几页论文里生长出来，后来成为IPCC历次评估报告中经济部分的标准工具。第三次跨越（2007—2013）：贴现率之争与面向公众的两本书。2006年《斯特恩报告》以约1.4%的极低贴现率得出"立即采取激进行动"的结论。诺德豪斯在2007年《经济文献杂志》发表书评，认为贴现率应当与可观察的市场实际回报一致——这是"描述性"而非"规定性"的立场；他测算，若按市场参数，最优碳税将下降约一个数量级。这场争论持续至今，其实质是"我们如何对待未来世代"的伦理分歧，而非技术分歧。争论没有赢家，却让碳定价的每一个假设都暴露在阳光之下。同期他出版了两本面向公众的书：《平衡的问题》（2008）与《气候赌场》（2013），后者把气候变化比作我们正在进入的赌场——可以下注，但没人知道骰子会停在哪个格子。第四次跨越（2015—2024）：气候俱乐部与最后的模型。针对《巴黎协定》"自愿承诺、缺乏强制"的软肋，他在2015年《美国经济评论》提出"气候俱乐部"：成员国内部统一碳价，并对非成员征收统一关税以惩罚"搭便车"。模型显示，仅2%的关税即可在25美元/吨的碳价下吸引多数国家入盟，50美元/吨需要约4%关税；而不设任何制裁时，合作永远无法达成——这解释了《京都议定书》的失败。2021年他进一步在PNAS发表动态气候俱乐部研究，同年出版《绿色精神》（中文版《绿色经济学》）把环境问题纳入一般经济学框架。2024年3月，他与巴拉德奇在PNAS发表DICE-2023——这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个模型。四、方法论：为什么偏偏是"小模型"
DICE只有十几条方程，却影响了世界。诺德豪斯的哲学是：与其建造一个谁也看不懂的黑箱，不如造一个透明、开源、可复现、参数可替换的小模型——让所有假设（贴现率、气候敏感度、损害函数）都摊在桌面上接受攻击。正是这种"可争论性"，使DICE成为美国跨部门工作组估算碳的社会成本（SCC）的三大模型之一（另两个是PAGE与FUND），也使"碳的社会成本"成为全球政策语言：它把"一吨碳"从物理量变成价格，使碳税、碳市场、碳边境调节机制有了共同的度量单位。这条政策链条的演化清晰可见：2010年美国跨部门工作组给出2020年排放约21美元/吨（2007年美元）的官方SCC；2023年美国环保署采用新一代模型将其更新至190美元/吨（2020年美元）。一个学术参数，最终写进了联邦法规的成本收益分析——这是经济学影响政策最具体的形式。五、争论与自我修正
诺德豪斯一生伴随三大批评，而他晚年的回应方式，本身就是一堂学术品格课。其一，贴现率之争。斯特恩批评他的贴现率"把未来世代打了折扣"，他反问：若按斯特恩的伦理参数，当代人要为几百年后的微小改善承担巨大牺牲，这样的"紧急行动"在政治上不可持续。这场争论没有标准答案，但他坚持一个重要区别：贴现率不是技术参数，而是价值判断，应当摆在明处辩论。其二，损害函数低估。DICE的损害函数长期被批评以少数行业研究外推、忽略临界点与灾难性风险。汉塞尔等人（2020年，《自然·气候变化》）用更新的碳循环与损害估计重跑DICE-2016R2，发现最优升温从3.5℃降至1.77℃、2020年碳社会成本从39美元升至119美元——气候目标在诺德豪斯自己的模型里也能成立。诺德豪斯的回应写在DICE-2023里：损害系数几乎翻倍（3℃升温的损害从占GDP的1.2%上调至1.6%），碳循环模块改用DFAIR，并首次引入不可分散风险与确定性等价贴现。结果，成本收益最优路径下2100年升温从2016版的3.5℃降至2.6℃，2020年碳社会成本升至66美元/吨（基线），替代损害函数情景下达124美元——距离主流估计不再遥远。模型会错，但改得足够快、足够诚实，这就是他给学界的示范。其三，气候俱乐部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用关税惩罚非成员的设想被批评可能侵蚀UNFCCC原则、沦为保护主义工具。但2025年《计量经济学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诺德豪斯式气候俱乐部可实现全球最优减排的33%—68%。现实也在给出自己的回应：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已于2026年1月1日进入正式期——它不是诺德豪斯设计的俱乐部，但思想谱系一望便知。六、留给中国的问题
诺德豪斯离世之际，正值全球气候政策的多事之秋，他的遗产对中国至少有四重提示。碳定价仍未完成。全国碳市场扩围后已覆盖约65%的碳排放，CEA价格约98元/吨——与DICE-2023给出的50—66美元/吨相比仍有距离。让碳价由总量约束与市场交易形成，而不是由行政预期锚定，正是"诺德豪斯议程"的中国篇。碳的社会成本需要中国版本。中国尚缺乏官方SCC用于政策与投资评估。诺德豪斯的方法论提醒我们：SCC是科学假设与价值判断的合成体，中国需要基于本国损害函数（农业、健康、沿海、生态）的自主估计，而不是简单借用别国的数字。综合评估模型需要本土化。DICE是全球单区域模型，RICE才有区域结构。中国的省级异质性、行业结构与新质生产力约束，要求CGE与IAM的耦合模型，这是自主知识体系可以着力的方向。气候俱乐部时代的外部环境。出口企业面对的碳边境成本，本质上是"非成员关税"。中国的应对不是拒绝俱乐部，而是在国内碳价做实的基础上，争取碳价互认与规则制定的发言权——这与诺德豪斯"以普遍碳价为入盟条件"的原始设计，仍有谈判空间。七、结语
诺德豪斯没有留下一份"标准答案"——他的最优升温从3.5℃一路改到2.6℃，他的碳社会成本从30多美元涨到百余美元，他一生都在修正自己的模型。他留下的，是一套让人类可以继续争论下去的语法：碳要有价，贴现率要摆在明处，损害要被计算，搭便车要付代价。半个世纪前，当气候变化还只是少数科学家的隐忧时，是他把这件事变成了经济学能够处理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所有气候政策的讨论方式。"好的政策，只能落在毁掉经济与毁掉世界之间的某个地方。"在这两堵墙之间，他修了一条窄路，并且提醒每一个后来者：这条路要一直修下去。- Nordhaus, W. D. (1977). Can We Control the Carbon Dioxide in the Atmosphere? Energy, 2(3), 227–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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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鲁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FAS）诺德豪斯纪念与荣休致词；耶鲁大学新闻网（2018年10月8日）诺奖报道；《不列颠百科全书》诺德豪斯词条。
书名：绿色经济学
作者：威廉·诺德豪斯
书号：978-7-5217-4031-8
译者：李志青（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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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6-11-01 21:4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