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岁伊朗女子多次参加反伊朗政府游行，如今被丹麦限期离境遣返伊朗

作者简介：中东问题学者，常驻以色列与阿联酋的一线观察者。

｜本文首发于腾讯新闻

24岁的伊朗女子加扎莱赫，把欧洲人权政治的一处裂缝摆到了台前。她参加过声援女性权利、反对伊朗当局的示威，却在丹麦遭到庇护拒绝，被要求于2026年10月21日前离境。活动人士埃迪·瓦林公开向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求助，警告她回国可能遭遇迫害。10月下旬，支持者称遣返已被推迟，但截至11月2日，尚无可独立核实的官方信息确认她已获准居留。

暂缓遣返，只是推迟危险。一个被赞扬勇敢发声的伊朗女性，仍要依靠舆论争取留下的机会。欧洲可以在外交声明中支持伊朗人的自由，却未必愿意在自己的国境内承担保护他们的责任。这种落差，正是加扎莱赫事件的政治意义。

欧洲对伊朗人的承诺并不含糊。今年9月16日，欧盟对外行动署再次赞扬伊朗女性和男性的勇气，支持他们追求人权与基本自由的愿望，并谴责任意拘押、恐吓和死刑。这样的表态建立了一种明确的道义关系：欧洲声称站在受压迫者一边，也借此确立批评伊朗政权的立场。

问题出在承诺兑现时。丹麦难民上诉委员会今年1月曾因伊朗局势高度不确定，暂停相关案件审理，推迟部分人员的离境期限。8月27日，该委员会决定解除暂停措施，其中涉及约108宗离境期限案件。9月17日，丹麦移民局宣布恢复审理。公开说明援引时间推移和更新后的国情信息，却没有充分展开：究竟哪些变化，足以支持重新要求这些人返回。

与此同时，迫害风险没有从欧洲自己的叙述中消失。伊朗人权组织网站截至11月2日显示，今年已记录至少690人被执行死刑，其中包括23名女性。该组织10月10日的报告还记录了至少36宗与抗议有关的处决。人权组织对酷刑、性暴力及不公正审判的调查，则进一步说明，政治异议者面对的危险远不止监禁。

这些记录要求准备实施遣返的国家，认真解释风险、充分说明保护决定的依据。当欧洲在外交场合把伊朗描述为镇压异议、系统性侵犯女性权利的国家时，这套判断就应进入具体保护决定。不能在谴责伊朗时强调危险的普遍性，到了承担保护责任时，又把危险压缩成申请者必须独自证明的例外。

更值得追问的是，欧洲如何使用伊朗人的反抗。在有关制裁、孤立和军事打击的政治论述中，伊朗民众遭受的压迫，为对伊强硬政策提供了道义背景。受迫害者的故事让政策显得关乎自由，也让强制行动更容易被包装成对一个压迫性政权的回应。

这种战争正当化语言有具体例子。2025年6月，德国总理默茨曾将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称为替“我们所有人”做“脏活”。欧洲强硬派由此把打击伊朗政权与维护更广泛利益联系起来。伊朗人的苦难，在这套叙事中成为施压的理由；但当真实的伊朗人要求安全落脚，保护责任却未必随之而来。

这里存在一种明显不对称：讲述他们的遭遇，可以获得道义上的说服力；接纳他们，则需要承担住所、法律援助、就业融入和国内政治压力。前者服务于对外立场，后者触及国内成本。当两者冲突，受迫害者很容易从值得赞美的反抗者，变成需要控制的移民数量。

欧盟自己的文件，把这种矛盾写得相当直白。今年3月19日，欧洲理事会在同一份中东局势结论中，一方面要求伊朗停止镇压，尊重人民选择未来的权利；另一方面强调吸取2015年移民危机的教训，动用外交、法律、行动和财政工具，防止失控移民流入欧洲。声援与设防，同时出现在一套政策框架里。

这意味着，欧洲愿意承认伊朗人的处境具有政治意义，却对由此产生的跨境保护责任保持距离。自由的愿望可以得到远程支持，战争和镇压的后果最好由当地社会及邻国消化。对当事人而言，这种安排的实际效果就是：反抗时获得掌声，逃离时遭遇门槛。

加扎莱赫的处境还提出了另一项现实要求：公开参与示威、出现在社交媒体和国际报道中，都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回国风险。庇护审查必须评估她今天的公开身份，以及曝光之后可能出现的新威胁。把人权表达视为值得鼓励的行为，就必须认真对待这种表达可能带来的后果。

“决定由独立机构作出”不能终结政治追问。政府必须通过合法程序履行保护义务，也必须说明制度如何确保这些义务得到落实。公众要求的是充分的风险审查、有效的救济和在审查期间免于被强制送返的保障。国家对外作出的人权承诺，需要国家内部的制度共同兑现。

禁止把人送往存在真实酷刑风险的地方，本来就是保护制度的基本要求。要求当事人等到危险成为确定结局，保护便失去了意义。对于公开反对伊朗当局、具有可识别身份的申请者，至少应有能够回应现实风险的实质复核，以及复核期间清晰、可预期的法律保障。

据支持者披露，加扎莱赫获得的只是一次暂缓，距离稳定安全仍有差距。她的案例之所以刺眼，就在于它把欧洲宏大的人权表态，压缩成一个极其具体的问题：这个年轻女性，今晚能否安心留下，明天是否仍需担心被送走。

欧洲若不断借伊朗人的苦难证明自身立场的正当性，就应承担与这些表态相称的保护责任。否则，所谓支持伊朗人民，便会沦为一种按需调用的政治资源：需要他们证明伊朗政权的问题时，他们是勇敢的人民；需要为他们提供安全时，他们又成了边境外的负担。人权承诺的成色，最终要由留下多少真实的保护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