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变天，拉动我国经济的不再是楼市和工厂，真正的底牌是它

过去很长时间，人们习惯用房地产、基建和工厂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当楼市降温、传统制造面临转型压力，这套认知是否需要更新？下一张能真正撑起增长的底牌又是什么？越来越多的政策信号和统计数据，正把答案指向同一个方向：数字经济。国家层面先出台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完成顶层设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国务院又专门组建国家数据局，集中资源、统筹推进。但很多人虽然听过这个词，并不清楚它到底指什么。直白地说，数字经济就是利用数据创造价值、获取收益。以网购为例：想买一件新衣服，打开电商平台搜索，挑中款式后下单付款。搜索结果由算法生成，商品以数字形式呈现，支付也数字化完成。整个过程就是一次数据流动，商家和平台都借助这种流动获得收益，这就是数字经济的基本形态。

一、为什么是数字经济：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

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看到数字经济的核心并不只是“上网”，而是让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过去谈增长，离不开土地、资金和人力；如今，数据确权、数据交易、数据资产质押融资等探索陆续出现，数据开始像传统资源一样被定价、流转和配置。这正是它被视为新底牌的深层原因。先看经济价值。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整体表现平平，美国却能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关键就在于它较早掌握了信息技术带来的增长动力。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曾表示，美国那一轮经济增长中有70%应归功于计算机和互联网。互联网改变了信息传输和商品交易方式，这可以看作早期的数字经济。

近些年，国际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新冠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数字经济却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了重要支撑。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占GDP比重39.8%，同比增长16.2%，比实际GDP增速高出7.8个百分点，成为名副其实的增长来源。美国同年数字经济增加值为2.5万亿美元，占GDP比重12.9%，同比增长9.8%，比实际GDP增速高出3.9个百分点。放眼全球，根据中国信通院测算，2021年47个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为38.1万亿美元，同比名义增长15.6%，占GDP比重达到45%。数字经济为什么能跑赢GDP？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降本增效。不少传统行业的损耗并非源于能力不足，而是卡在信息不对称上：生产端摸不准需求，库存不知道卖向何方，资金不清楚该投向谁。数据进入之后，供需匹配更精准，大量无效消耗被压缩，原本埋没在流程里的“隐形利润”被挖掘出来。而且，这种增长远未见顶。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不断融合与突破，数字经济在各国经济中的地位持续提升，发展空间还将进一步拓宽。谁能更早、更深地把握数字技术带来的增长动力，谁就更可能在下一轮经济周期中占得先机。

二、不只是经济账：数字领域已成大国博弈焦点

除了经济账，数字经济还关乎国家安全。在全球数字化当下，数字领域已经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叠加地缘冲突频发，未来竞争只会更激烈。中国虽然在技术创新上取得显著成就，但集成电路、中高端半导体、精密传感器，以及数据库、操作系统、中间件等基础软件，仍严重依赖进口。美国对中国的限制，已从底层硬件延伸到基础软件，不仅对中兴通讯、华为等企业实施制裁，还对国产化率较低的半导体产业链进行遏制。“卡脖子”的滋味，经历过的人都深有体会。要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解决关键领域受制于人的问题，发展数字经济是一条必由之路。

三、中国现状：产业数字化是主引擎，但“大而不强”

那么，中国数字经济目前发展得怎么样？根据“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总结，中国数字经济已取得巨大进步，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与其他产业融合不断深入。其中，产业数字化是主引擎：2021年规模达37.2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81.8%，2017年至2021年间每年增速均在10%以上。产业数字化之所以能成为主引擎，在于数据具备赋能百业的能力。传统工厂接入数据，就有机会走向智能制造，排产、质检、能耗管理都可以借助算法持续优化；农业、物流、零售等领域也在依靠数据重构效率。与其说数据创造了一个孤立的新行业，不如说它让大量传统行业获得了重新生长的空间。

不过，横向比较之下，中国数字经济呈现出“大而不强”的特点。从规模看，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达到7.1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但仅为美国15.3万亿美元的46%。美国数字经济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这个差距并不是短时间内能够抹平的，需要清醒看待。从占比看，德国、英国、美国的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比重均超过65%，而中国2021年这一比例仅为39.8%。从产业渗透看，发达国家产业数字化转型起步早、技术应用强、发展成效明显，中国在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数字化渗透上，仍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

数据开放同样是一块短板。数据要真正成为资产，离不开制度配套：确权回答“归谁所有”，交易回答“如何流动”，质押融资回答“怎样变现”。只有这些环节逐步打通，资源配置才能更多依据真实需求而非经验判断，全社会的经济活力才能被充分激活，数据的价值也才能真正释放。

四、更深层的差距：技术积累与高层次人才

更深层的差距在技术积累。美国是数字技术的先行者，20世纪几乎所有重要的相关发明都诞生在美国，比如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集成电路、微处理器等。美国的数字技术历经近一个世纪积累并一路引领至今，也是全球最早布局数字经济的国家。作为后来者，中国已实现“跟跑加快、并跑增多、领跑涌现”。另一方面，更关键的差距在于高层次人才。后来者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前提是有足够的人站得上去。

阿里研究院数据显示，全球数字科技人才总量为77.5万人，中国有12.8万人，位居世界第一，占全球17%，是第二名美国的1.5倍、第三名日本的8.3倍。但总量第一并不等于结构领先。中国数字科技高层次人才只有0.7万人，仅占全球总量的9%，仅为排名第一的美国的35%。也就是说，在真正决定前沿突破和标准制定的那一层，中国的人才储备明显不足，这正是“大而不强”在人才维度上的直接体现。

人才分布结构也存在差异。中国的高层次人才多集中在高校，美国则有更多高层次人才分布在高科技企业，比如谷歌和微软的高层次人才数量分别位居全球第二和第四。这些身处研发一线的人才拥有最前沿视角，能够把研究迅速转化为产品，有力推动美国数字技术持续创新、引领应用新趋势。人才流动的差距更值得警惕。美国是数字科技人才流动最活跃、净流入最多的国家，过去一年净流入835人，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则是全球数字科技人才净流出第一大国，流失人数达到684人。人才总量不足尚可逐步弥补，留不住人才才是更深层的隐患。此外，全球最顶尖的数字科技科研团队基本被美国机构包揽，排名靠前的团队大多来自美国顶尖高校，或谷歌、微软、IBM等科技巨头下设的研究机构。高层次人才多、企业一线人才多、净流入多、顶尖团队多，多重优势叠加，使美国在数字经济竞争中长期保持领先地位。

总体而言，中国发展数字经济，既有拉动经济增长的现实需要，也有维护国家安全、掌握国际竞争主动权的战略考量。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庞大、增长迅速，产业数字化成效明显，但在规模、占比、产业渗透率、关键技术、数据开放和高层次人才等方面，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仍有差距。楼市和工厂不会消失，但拉动增长的逻辑正在改变：数据正在与土地、资金、人力一道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工厂也正因数据而升级。发展数字经济并非追逐一时风口，而是关乎未来几十年的核心竞争力。随着规划和路径日益清晰，中国有望逐步实现自主突破，但关键技术攻关，以及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引进与留用，仍需持续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