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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讨好式教学”:评教压力如何传递到课堂|圆桌对话
南方周末 2026-11-21 06:22:41

2026年10月下旬,湛江科技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冯志红在《中国教育报》发表文章,谈及“讨好式教学”,引发公众对于大学课堂这一现象的关注。

冯志红在文中提到,面对学生评教纳入考核的现实压力,少数教师可能会降低课程认知负荷、放宽评价标准,更顾及学生当下的课堂感受,以换取更好的评教反馈。

促使他写这篇文章的,是一位好友的经历。

这位好友在一所公办高校教授工程制图实训课程,已有二十多年教龄。课堂上,他习惯用电脑演示软件命令和绘图过程,有时也会分享自己参与设计项目的经验。

近几年,他发现,学生上课常常只带手机,不带纸和笔。约30人的班级中,有20多人不做笔记,实操时却反复询问操作步骤。还有学生评教时提出,“老师不做PPT,只在电脑上演示命令和绘图过程”。

连续3个学期,这门课的评教成绩都排在学院倒数位次。教研室主任和督导接连上门,要求整改。他很困惑,这本是一门实操课,讲PPT只会压缩实操时间。

后来,他删减部分定位图、大样图等专业训练,只保留相对简单的总图和尺寸绘制。课程难度下降后,学生学得轻松了,评教分数也有所提高。但他认为,这偏离了原本的教学目标,便不再教授这门课程。

2026年11月中旬,冯志红向南方周末记者讲述这个故事时,颇感无奈。

邢磊是上海交通大学教学发展中心主任助理,曾任北京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的培训师,长期从事高校教师教学能力培训、教学咨询与课程评估工作。2022年,他发表《满意度说明了什么——学生评教视角下“教”和“学”的关系》一文。

周继良是江苏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学部教授,曾从事高校教学质量评估、本科教学改革等管理工作,长期研究高校学生评教制度及其行为偏差。

“讨好式教学”究竟是怎样发生的?给大学课堂、学生和老师各自带来怎样的影响?围绕这些问题,南方周末记者与邢磊、周继良展开对话。

2024年9月28日,浙江农林大学《文化产业新媒体功能应用》课程的大三学生来到直播间,现场学习实践新媒体运营、带货直播等方面的技能。(视觉中国|图)

“相关性并不强”

南方周末: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留意到“讨好式教学”这一现象的?具体有哪些表现?

邢磊:三四年前,我接触过一位刚入职不久的年轻老师。他担心学生评教时出现负面评价,临近评教的前几周,就不给学生布置作业了。因为他认为,评教结果会影响后续的职称评定。

从我接触的情况看,“讨好式教学”大致有三种表现。

第一种是给分交换型,教师降低课程难度、减少作业、放宽考核要求,以此换取更好的评价。

第二种是直接示好,也可以称为程序干预型。比如,教师在评教前送礼物、发零食,或暗示学生给好评。

还有一种是指标顺应型,也是更为隐蔽的一种。教师更多讲授轻松的知识,回避认知上的困难,课堂氛围融洽,学生也很开心,但课程核心的能力训练并未完成。

最后这种方式尤其值得注意。表面上,课程难度并未明显降低难度,课堂形式甚至更丰富;但如果学生始终处于被动听讲的状态,没有经历深入思考、练习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最终也难以真正形成所需的能力。

南方周末:“讨好式教学”的前提,是老师降低要求或提高考试分数,从而换来理想的评教结果。实际情况真是这样吗?

邢磊:这其实是一种误区。教师对评教的很多判断来自经验,不一定有实证依据。比如,有的教师认为,少布置作业、降低考试难度能够提高学生满意度。但我们做过一些实证研究,也参考过国外相关研究,发现放宽给分、降低难度、减少作业与学生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强。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学生满意度与学习成效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满意度高低不能可靠反映学生实际学到多少。

南方周末:既然如此,为什么仍有不少教师相信降低要求能够换来好评?

邢磊:教师有时会放大个别学生的负面反馈,并形成一种经验判断,比如“我要求高,所以学生不喜欢我”。但学生对一门课的评价其实受很多因素影响,课程性质、学习动机、课堂氛围和教学设计都会产生作用。

这种放大之所以常见,是因为个案容易被记住。比如,某位老师减少作业后,学生评教结果有所提升;或另一位老师放宽考核要求后,收到不错的反馈。教师容易据此将前后变化归因于教学要求的调整,却忽略了评教中的其他影响因素。这其实是一种归因偏差。

周继良:其实,教师放宽要求、降低难度,与学生对教师教学的满意度相关性并不大。可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和面临职称晋升的教师,知道学生评教结果与职称晋升、教学考核、评奖评优等挂钩,特别希望获得很高的学生评教结果。由于他们不敢,也难以期待领导、督导或同行听课给出更高评价,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学生评教上,进而相信降低课程考核要求就能换来好评。在我看来,这或许是教师的无奈之举。

南方周末:学生评教的形式在这些年发生了哪些变化?

周继良:我最早接触学生评教是在1990年代末。当时,高校主要使用纸质评教卡,评教完全匿名,学生填完后由读卡器读取数据。那时,能获得90分以上的老师大概只有10%到15%,有些高校还会给他们发放约两千元的奖励。

2000年以后,高校逐渐实行网上评教。学生需登录教务系统,输入学号方能完成评教。虽然不填写姓名,但学号对应着姓名、专业和班级,学生担心评教结果会被识别,也怕给老师打低分影响自己的课程成绩。为保证参评率,高校还通过教务系统设置相应限制,学生不完成评教,就不能查询当学期课程成绩,也不能选择下学期选修类课程。

因此,在学生看来,评教成了一项强制性的教学评价任务。强制要求叠加对评教结果可能被识别的担忧,导致学生产生“不愿得罪老师而尽量高评”的评价心态。

评价由此偏离对教师教学质量和效果的客观判断。实行网上评教后,教师得分普遍上涨,90分以上的教师越来越多,评教结果也愈发缺乏区分度。

虽然学生评教结果失去了原有的区分度,但老师尤其是纯教学型教师,还是非常担心学生评教结果影响其职业发展。另外,尽管教师的得分普遍为90多分,但学校、学院公布结果时,仍会按分数高低排序。相对排名靠后,可能让教师感到失去尊严、难堪;知识分子似乎尤其在意职业尊严。

纳入学院考核

南方周末:学生评教原本是为了帮助教师改进教学,为何会成为教师的压力来源?

周继良:问题的关键在于,学生评教的结果被用于教师考核。教师自然会在意这个分数意味着什么。

不同教师在意的程度并不相同。科研为主或教学科研并重的教师,通常只希望教学评价不要拖后腿。纯教学型教师,或准备申报教学类职称、奖项的教师,可能会更加在意。不能说所有老师都会因为学生评教而改变教学方式,但只要评教结果进入了职业发展评价,部分教师难免受到影响。

不过,我不认为“讨好式教学”已经普遍存在于教师群体之中。在我看来,真正会采取明显的“讨好式教学”的,只是极少部分人。有些老师并不在意学生如何评价自己,甚至不会主动查看评教结果。

南方周末:评教结果不仅影响教师个人,也会纳入学院考核吗?

周继良:是的。我做博士论文研究时,访谈过教师、学生、辅导员、教务秘书和学院分管教学的副院长。他们明确告诉我,学生评教不只是师生之间的事,学院也会关注,因为本院教师评教结果可能纳入学院教学工作的考核,影响排名和年终绩效。

有些指标在整个考核体系中占比并不高,可能只有1%到2%,但学院仍然会重视。各项指标最终要加总形成考核结果,每一项都可能影响排名,管理者不会只盯着权重最高的指标。

我记得,有少许学院分管教学的副院长会通过辅导员或者教学秘书提醒学生,给本院老师打分时“手松一点”,尽量打高分。

有些教师也会用比较隐晦的方式应对。学生评教通常安排在期末前两三周,有的老师知道要评教了,就会在课堂上提起平时对学生的照顾,或者说自己布置的作业已经比较宽松,希望学生理解。他们不会直接说“你们给我打高分”,但学生能够听出这层意思。

这样一来,原本用于了解教学情况的评价,就不再只是学生表达意见的渠道。学校把其纳入考核,学院要维护考核结果,管理者希望本院教师的分数不要太低,教师也开始考虑怎样获得更好的评价。压力沿着管理链条传递,最后落到课堂上。

教育影响的滞后性

南方周末:在你看来,“讨好式教学”会带来哪些影响?

邢磊:如果一位老师认为“讨好学生”是正确的教学策略,他的教学理念以及后续的课程设计、教学安排都会受到影响。尤其是年轻教师,如果在职业生涯初期就形成这样的信念,往后可能按这一思路教上二三十年,影响深远。

对学生来说,讨好型的课程难以带来真正有价值的学习体验。如果一所学校里这类课程越来越多,整个培养方案和学生的在校体验都可能被“注水”,高等教育的含金量也会随之稀释。

学生毕业后要进入劳动力市场,或继续深造。如果大学期间没有掌握真正的知识和能力,面对工作岗位和更高层次的学习时,就会缺乏竞争力。

南方周末:学生当下可能并不会意识到这些问题。

邢磊:这恰恰是问题所在。学生当下的感受,并不总与真正的学习收获一致。

研究中,我们会区分不同层次的评价。学生能够比较准确地告诉你,这门课上得舒不舒服、老师对他好不好、课堂氛围怎么样,但未必能准确判断自己到底学到了什么。

有一个说法很有意思:你没法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

比如一门课,学生以为自己听懂了,实际上却没有掌握真正的知识和能力。反过来,有些课程要求高,学生起初不满意,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反复练习、思考甚至经历挫折,但最后确实学到了东西。

我们做过一些课程评估,也观察到一些很好的课程。比如工科院校的数理基础课,内容抽象、难度较高,但学生经过努力真正掌握后,会产生很强的获得感。这类课程不是靠降低要求换取学生满意度,而是通过高投入带来高产出。

当然,也有另一种情况,教师布置大量作业,学生花了很多时间,却收获甚微。这种高负荷、低收益的课程,同样会带来负面评价。

因此,关键在于学生投入之后是否有所收获。

南方周末:不过,学生真正的收获其实很难用短期的评教情况来衡量吧。

周继良:是的,学生在大学期间,虽然身体上已经成年,但价值观和处理社会关系的能力仍在成长。老师讲的一些内容,也许当时看不到效果,却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刻对学生产生影响。

问题在于,现在的考核往往注重短期绩效且可量化。教师一年发表了多少论文、获得多少课题、学生评教得了多少分……这些都能被纳入年终考核。至于教学对学生的长期影响,则很难被统计和量化,也难以进入教师的绩效评价。

南方周末:这是否意味着,“讨好式教学”的危害不只是让学生少学了一些知识?

邢磊:更深层次的影响,是学生和家长可能逐渐失去对大学教育的信任。

如果大学课程很轻松,考试也不难,毕业后却发现真正需要的能力还得重新学习,他们对学校乃至高等教育的认可就可能受到影响。

科研成果能够奠定一所大学的学术声誉,吸引优秀科研人才,本科教学质量同样是学校办学声誉的重要基础。只是,这种声誉的形成和损耗都比较缓慢,不像一学期的评教分数那样很快显现。

满意度不等同于教学质量

南方周末:学生评教存在一定局限,如何更全面、有效地评价课堂效果?

邢磊:我们现在推动的方向,就是在职称晋升等环节增加教学质量认定,将专家同行评价与学生评价结合起来,对两类数据加权,也可以交由教授委员会综合判断。

对有些课程,学生评价不高,但专家认为教学设计合理,学生的能力也确有很大提升。这时,应允许教师作出解释,并以学生作品、学习成果和能力进步作为证据。

南方周末:还有其他方式吗?

周继良:我曾在学校提出,教学和科研严格来说都需要基于学术标准进行评价,而不是基于单一的行政管理或教师考核标准给予评价。很多人会反问,不进行工作考核和评价,老师会不会躺平?这其实反映出一种预防性的管理思维:我们总是担心每个人不努力,就必须设计一套指标来约束。

教学和科研各有规律。研究需要允许“长周期”和“慢产出”,甚至要允许和接纳失败,教学也应给教师一定的探索和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空间。

当然,我并不是说学校完全不需要了解教学情况,而是不能把评价当作唯一的管理手段。

邢磊:教师自身教学能力的发展也很重要。

中小学教师有比较成熟的师范教育和教研体系,包括集体备课、公开课、听课评课等环节。相比之下,高校对教师教学发展的投入相对薄弱,很多时候更依赖教师自己摸索。

所以,学校需要通过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开展教学咨询、课堂观摩等方式,帮助教师理解什么是有效教学。不能只告诉教师评教分数不理想,还要帮助他们找到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比如,学生反映作业太难,教师不能简单地减少作业,而应判断是不是知识台阶没有搭好,学生的基础能否支撑他们完成这些任务。如果任务确实超出了学生能力范围,就应该调整教学设计;如果只是学生不愿意投入,也不能因此放弃教学目标和必要的训练。

南方周末:要改变“讨好式教学”这种情况,最重要的改变应先从哪里开始?

邢磊:还是要从课程评价的指挥棒开始。评价什么,教师就会关注什么。如果学校只看学生的即时反应和满意度,教师就容易围绕学生感受调整教学策略。

如果评价体系同时关注教师怎么教、学生学到了什么,以及学生的能力由此发生了什么变化,教师就会更有动力研究教学本身。这不是说学生意见不重要,而是要让它回到应有的位置。满意度是教学质量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

周继良:我想强调的是,大学教育最终要落实到人的发展。

一个学生毕业十年后,仍记得老师讲过的一句话,甚至因为当年课堂上的某个知识点以及老师对其的拓展与分析,改变了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这些影响也许无法进入当年的教学考核,却恰恰是大学教育最有价值和意义的部分。

如果我们总用当下的分数判断一位教师教得好不好,就可能忽略那些需要时间才能显现的教育成果。有些教学效果当下看不见,不代表它没有发生。大学教育需要给学生成长的时间,也要给教师探索和坚持的空间。

南方周末记者 魏翠翠

责编 杜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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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6-11-21 02: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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