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王朝的军队里，也少不了板子。而且，这里的板子并不是偶尔出现的非常手段，而是军队日常纪律中相当正常的一部分。《宋史·吕公弼传》记载，吕公弼任职地方时，有一名“营卒犯法当杖”。这个士兵性情强悍，不肯趴下来受刑，说：“宁以剑死。”意思很明白：宁可一刀杀了我，我也不愿意挨这一顿板子。

吕公弼回答得更加干脆：“杖者国法，剑汝自请。”于是，先按照军法把板子打完，然后再将这个抗拒行刑的士卒处死。《宋史》最后只写了四个字：“军府肃然。”

这一则史料很值得注意。它至少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军营里面打板子，是有制度依据的，所以吕公弼才会明确说“杖者国法”；第二，板子在宋代军队里并不仅仅承担惩罚功能，它同时承担着建立服从、维持等级、制造威慑的功能。那个士兵之所以“宁以剑死”，恐怕也正因为在他的观念中，被按倒受杖不仅是肉体疼痛，同时还是一种人格上的屈辱。

所以，说宋代军队“没有明确规定限制杖刑”并不准确。宋朝恰恰是一个法令繁密的王朝，军队也强调“制以队伍，束以法令”。《宋史·兵志》在介绍宋初募兵制度时明确记载，兵员来源既有募兵、营伍子弟和饥民，也包括“有罪配隶给役”者。这些人进入军队之后，再以严密的法令进行约束。

真正值得讨论的，并不是宋军有没有军法，而是宋代的军事管理为什么如此依赖杖责这一类身体惩罚。

苏轼就看到了这个问题。元丰元年（1078年），苏轼在《徐州上皇帝书》中谈到人才选拔和军政问题，提出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判断。他说，当时的胥吏、牙校为什么往往都是“奴仆庸人”？原因并不复杂，因为真正有才干、有志气的人，不愿意进入一个随时可能遭受杖责的职业体系。

苏轼写道：“今世胥史牙校皆奴仆庸人者，无他，以陛下不用也。”接下来的一句话更重要：“鞭挞一行，则豪杰不出于其间。”

于是，苏轼提出了一个原则：“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对于经过选拔、准备作为人才培养的人，他甚至建议“自公罪杖以下听赎，依将校法”。

这句话放到“杖政史”里看，分量其实很重。苏轼并不是一个现代人，他当然不会提出什么“军人人格尊严”之类的现代概念。他也没有反对军队使用刑罚，更没有主张取消军法。但是他已经敏锐地发现：一个组织如果长期依靠杖责来管理人，就会反过来塑造这个组织中人的身份。

今天打十板，明天打二十板，犯错便按倒受刑，长官居高临下，士卒伏地受杖。时间久了，在社会观念中，这些人的身份就越来越接近可以被随意责打的奴仆。而真正有才干、有志气、有自尊的人，又何必进入这样的队伍？

所以，苏轼说得极其直白：“鞭挞一行，则豪杰不出于其间。”板子打下去，打痛的当然是一个人的皮肉，但它最终影响的，却可能是整个军事职业的社会吸引力。

这正是宋代军中杖政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宋史·兵志》记载宋代兵源时，把“有罪配隶给役”明确列为来源之一。也就是说，在宋代军队中，相当数量的士卒本身就带有刑罚性的身份背景。与此同时，军队内部又普遍以严格法令约束士卒。于是，军人与罪犯、服役与惩罚、军法与杖责，在制度上便产生了一种非常微妙的交叠。

当然，我不能因此简单地下结论，说宋军打不过辽、西夏、金，就是因为军营里的板子太多。宋代军事问题涉及募兵制度、将兵关系、财政负担、战略环境、文武体制等复杂因素，不能让一块板子承担全部历史责任。

但是，苏轼留下的这句话至少证明：宋人自己已经意识到，过度使用身体惩罚，会影响军队的人才结构。

这就在“板子”与“战斗力”之间建立起了一条可以看见的链条。一个军队要真正有力量，不仅需要粮饷、武器和训练，还必须让优秀的人愿意进入，让进入其中的人保持荣誉感。可是，如果军人在社会上首先被看成一个可以随时按倒挨打的人，那么这个职业的尊严自然会不断下降。

宋朝当然知道军队必须“束以法令”，吕公弼甚至可以用一顿杖刑加一次斩首，使“军府肃然”。可是这种“肃然”究竟能够维持多久，却是另外一回事。

恐惧能够制造服从，却未必能够制造勇敢。板子能够打出一个暂时鸦雀无声的军营，却未必能够打出一支真正愿意拼死作战的军队。所以，两千年杖政史中，苏轼那句“鞭挞一行，则豪杰不出于其间”，值得特别记上一笔。

因为他已经看见了板子的另一面：它不仅是在惩罚犯错的人，也可能把真正的“豪杰”挡在军营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