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集末尾那个镜头，拍得很有讲究。

张国焘站在队伍里，面色阴沉。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结束，可他脸上没有半点喜色。几个月前他还当着"临时中央主席"，这会儿连话都没人接了。

这场面，跟他一年前在卓木碉台上宣布另立"中央"时的样子，隔了不到四百天。

百丈关：他手里那把牌，打废了

红一、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那天，兵力差得悬殊。中央红军从江西一路走到川西北，只剩下一万多人，衣衫褴褛，连草鞋都凑不齐；张国焘手里的红四方面军是八万余人，军装整齐，迫击炮、重机枪摆得满山都是。

有兵就有底气。两河口会议上，北上方针定了，他举手赞成的动作挑不出毛病；可会议一散，风向就变了，他先是借口"组织问题没解决"按兵不动，接着要周恩来让出红军总政治委员，再往后要求在政治局里增补红四方面军的人。

这套流程走完，他仍然觉得不够。1935年10月，他在卓木碉开会，宣布另立"中央"，自任"临时中央主席"，头一条就是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职务，开除党籍，下令通缉。

支撑这份名单的，就是他身后那八万人。

可他给这八万人指的方向是南下，目标是打进川西平原、拿下成都。刘湘坐不住了，急调主力加上李家钰部，凑出八十五个团、九个独立营，二十多万川军压在名山、百丈关一线。红军这边集中到百丈关及东北的，满打满算十五六个团。

1935年11月16日拂晓四点，战斗打响。开头打得很漂亮，很快击溃川军一个旅，拿下百丈关，接着占了鹤林场、黑竹关。第二天，川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从三面反扑，双方在河谷、烂田和松林里反复争夺。

要命的差别就在这里。红军擅长山地战、隘路战，百丈关却是开阔地、水田、村落。敌机一来，无处可躲；炮火一压，三面受敌。打到子弹光了，就拼刺刀。

七昼夜。红军歼敌一万五千余人，自己也伤亡近万人。账面看着不算输，可它没能打开川西平原的门——此后一路减员，八万余人掉到四万多。南下方针，在实践中已经失败了。

剧里有个细节：朱德看着战士们脚上破烂的草鞋，恳切劝张国焘应当休整部队。话说得很软，被拒绝了。徐向前多年后在《历史的回顾》里复盘这一仗，用的词是"口张得太大"。

1936年6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任弼时、贺龙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7月，张国焘被迫撤销另立的机构。10月会宁会师，他站在队伍里，权力被架空，前线的指挥权也交了出去——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里写得很清楚："前线部队统交你指挥，可放手去做。"

西路军：压在他身上的第一块石头

会师之后，一个更重的担子落下来。

1936年10月，按中革军委的宁夏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任务是打通国际路线、向苏联靠近，取军事援助。这支队伍后来叫西路军，下辖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共两万一千八百余人。

黄河以西是河西走廊，马家军的地盘。那地方南北皆山、中间一条窄道，无粮无援，冬天冷到骨头里。西路军从1936年10月打到1937年3月，在古浪、高台、倪家营子一次次硬拼，损失惨重。高台一役，红五军军长董振堂以下三千余人几乎全部牺牲。最后，两万一千多人里，活着回到陕北的不到四千。

1937年3月，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批判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会上，西路军的问题被摆到台面上。

他后来写了一篇《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里头有句话被反复引用——他承认自己"犯了很大的错误"，可紧接着又强调"我还是坚信西路军一般的政治路线，是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打得败了，是人不行、地形差，跟路线没关系。

会开完，他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1937年春，批判张国焘路线的运动搞了三个月，红四方面军三十多名将领密谋集体出走，为首的是许世友，后来被公开审理。到了8月洛川会议前后，他和中央之间那层纸，已经薄得快要破了。

祭陵那天，他没回头

1938年4月4日，清明节。

黄帝陵在陕西中部的桥山，国共两党商定每年清明各派代表一起祭扫，向国人昭示团结御侮。1937年派的是周恩来和叶剑英，这一年，中共方面派的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

按当时的规矩，他去之前先求见毛泽东，说这有利于统战工作。毛泽东起初不许，说轩辕黄帝又不是共产党，派个秘书就够了。他坚持要去，理由一条接一条，最后毛泽东松了口："好吧，你去扫完墓就立即回来。"临走还专门叮嘱他的警卫员张海：一是保证安全，二是扫完墓就立即回来。

他答应了。

4月4日，他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同祭黄帝陵。祭毕，他把秘书和警卫班的人打发走："你们先坐卡车回延安吧，我要去西安办事。"说完钻进蒋鼎文的小轿车，车开得飞快，眨眼就没了影。

第二天到了西安。4月7日，国民党方面安排他乘火车去汉口。

就在上火车前，他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林伯渠打了个电话，请林到车站见面。林伯渠劝他回心转意，先回办事处再商量，他不听。林伯渠回办事处就给中央和长江局发了电报。

当时武汉是周恩来坐镇的长江局所在地。他看完电报，立刻把李克农、邱南章、吴志坚几个人叫来，交代了任务："你们立即打听西安来武汉的火车到站时间，一起到火车站去，一定要把他接到办事处来，不要让特务接去。"

李克农他们在车站守了三天，十八个车次，都没见着人。4月11日晚，邱南章在最后一节车厢里找到了他——穿着便服，面带愁容。李克农上前说，张副主席，我们是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来接您的。他脸色一变，说我自己走，你们不要管了。李克农把话顶了回去：我是奉中央之命来接您的。

当晚，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赶到旅馆找他谈。周恩来提出了三条办法：一，改正错误，回党工作；二，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段时期；三，自动声明脱党。

他挑了第三条。

延安那边，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刘少奇开会商议后，一致认为他这次出走是有计划的，回头的可能性很小；但也一致决定，为了做到仁至义尽，集体发出一封挽留电，希望在悬崖边上把他拦下来。电报里写的是："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

他到底没有回来。

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4月22日在《新华日报》上公开。他面谒蒋介石时说的第一句话，被人记了下来——"兄弟在外，糊涂多年！"

军统里的冷板凳

投过去之后，蒋介石对他防得比用得紧。表面上给得很风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一个空头衔；又在军统局里给他安了个"特种政治问题研究所"主任，少将军衔。

军统局里只有戴笠和郑介民是中将，其余顶多少将。所以他去军委会开会时爱穿军装、挂中将领章；可见戴笠的时候，他又换回便服。

戴笠一开始是真看得起他。每逢宴请，总把他请出来当招牌，对客人炫耀："你明天来吃饭，就能见到共产党里坐第三把交椅的人了。"他要办训练班，戴笠马上从各训练班挑最优秀的人送过去；他说要在边区设策反站，戴笠照批。

他办的那个班叫"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课程是蒋介石言论集、中共问题、马列主义之批判、情报学。他亲自挑大梁讲"马列主义之批判"，把当年在党内学的那套理论反过来讲。结果学员不买账——同样是讲反共，另一个教官讲"武力剿共"那套，学员听得津津有味，他讲的理论没人要听。第一期结业聚餐，别人互相招呼着入席，谁都没请他，他站着不是、坐着不是，最后是戴笠看见了，才过来把他叫进席。

策反站办了几处：汉中的特别侦察站、榆林的陕北站、洛川的延安站。投了钱、派了人，几个月过去，一个人没策反过来，派出去的反倒有几个一去不回。

他出的最要紧的一个主意，是建议把特务伪装成投奔延安的"进步青年"，混在青年学生里打进去。军统照这个思路，在陕西、甘肃一带公开办"战时游击干部训练班"，招牌是免费吃住、结业分配工作。1939年到1941年，汉中东郊十八里铺一个大院开了整整九期，后来确实有人混进了延安。这就是那桩被定名为"戴案"的渗透。

可他自己，位置却一年比一年低。军统里半年几个月见不到戴笠一次，见着了不是挨讽刺就是挨训斥。沈醉在回忆里讲过一件事：他打电话要车，值班员报"张主任要车"，沈醉说，派辆三轮车给他，就说小汽车都出去办事了。那天他淋得浑身湿透，坐着三轮车回到汽车间，跳下来冲着中队长发火：有这么多小车为什么不派，偏偏派一辆破三轮给我？

一个当过红军总政委的人，在别人的衙门里，值一辆三轮车的分量。

香港那几年，他怕的是什么

1949年，他跟着去了台湾，在那边待不住，1950年冬天带着一家人转到香港。

刚到香港，手上还有点余钱，靠写时局评论、卖点文章，日子勉强过得去。抗美援朝那几年，国际金价一路疯涨，他把能凑出的五千美金全砸进黄金，盘算着翻一两倍，后半辈子就不愁了。结果停战协议一签，金价掉头往下，他没及时止损，一路扛，扛到血本无归。

屋漏偏逢连夜雨。妻子杨子烈出去做手工活，摔断了骨盆，落下终身残疾，不但不能挣钱，还得花钱看病。家里几个孩子还在念书，全靠长子教书那点工资，根本撑不住。

走投无路，他第一次想到了北京。

1953年，他托人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新闻工作的金尧如，请对方帮忙向中央反映自己回大陆的愿望。金尧如让他写一封正式的信。他连夜写了一封，抬头是"毛泽东主席并刘少奇书记、周恩来总理"，大意是：在你们和党中央领导下，党取得了胜利，我感到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愧疚；经过这两三年的思考，我决心回到党的身边，尽一点绵薄之力。

信送到北京。两三个星期后，刘少奇以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名义传下话来：张国焘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中央是欢迎的，但他必须先写一个报告，深刻检讨自己在历史上坚持错误路线的问题，作出改过自新的保证。

一句话的事，换个安稳的晚年，怎么算都划算。可他把这件事搁下了——只回了一句身体不好，慢慢再说。他不肯在那张纸上落笔。1956年中共八大之后，他注意到国内形势宽松了些，又托人转达过一次请求，得到的答案还是那一个：承认错误。他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没有回去。

1958年10月，他又托人向政府表示，愿意为国家做点事，同时希望能给他一些生活补助。这份情况以简报形式送到毛泽东案头，毛泽东在上面批了一句："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

他没能做到。那时他已通过美国亚洲研究中心和中情局有往来，对方自1953年起先后二十多次登门，向他了解中共领导人的情况，他也从中拿了些报酬。要他断掉这条线，等于断掉一笔收入；这笔账，他算得很清楚。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1961年前后，美国堪萨斯大学的人找上门，请他把回忆写下来。他花了四年时间，写成三册、约一百万字的回忆录，中文版后来叫《我的回忆》。堪萨斯大学那四年每月只给他两千港币，等他交稿时，这点钱已经所剩无几。

多伦多的那个冬天

1968年，长子、三子都已到加拿大工作，他和杨子烈也过去了。他在那边又待了十一年。

1979年12月3日，他在多伦多一家养老院里去世，终年八十二岁。

关于他最后那一刻，流传最广的版本是：老人翻身时毛毯滑落，已经没力气把毯子拾回来，就这么冻着了。这个故事传得很广，也讲得很惨。但更稳妥的表述是他在多伦多病逝——"冻死"这两个字，与其说是医学上的死因，不如说是世人对他晚年处境的一种概括：客居异国，疾病缠身，身边没有人。

他早年跟毛泽东在北京大学红楼里照过面，一个是学生运动里一呼百应的领袖，一个是月薪八块大洋的图书馆助理员。四十年后，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多伦多。起点相近，终点相隔半个地球。

剧里的张国焘，还停在会宁会师那天那个阴沉的脸上。他大概不会想到，自己后半生的每一封求人传话的信、每一笔舍不得放手的钱、每一次不肯签下的检讨，都是从那一天开始往后排的。

说在最后

回头看，张国焘这辈子的每一次选择，看起来都像是"算过账"的。

会师时他算兵力，觉得自己兵多就该说话算数；另立中央时他算席位，觉得名单在自己手里就赢了一半；南下时他算地形，觉得川西平原比陕北富庶；叛逃时他算前途，觉得旧资历能换一个新位子；到了晚年，他算的还是那点面子——一句检讨能换一个安稳，他偏不换。

他唯一没算准的，是这些人、这些账，都不认他那一套。

《伟大的长征》把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出发那一段和会宁会师放在相邻的两集里，对照着看很有意思：贺龙路过自己家门口，说家里没人了，转身继续走；张国焘站在自己的队伍里，手下还有几万人，却已经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了。

一个人手里有多少兵，跟他心里装着多少东西，从来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