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8年的第一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到2026年第九届进博会，一组数字标记出“四叶草”的分量：首届按一年计累计意向成交额578.3亿美元，第八届升至834.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前八届累计意向成交额超过5800亿美元。第九届，162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参与，4142家境外企业参展，整体展览面积首次突破44万平方米，全球首发、亚洲首展、中国首秀的代表性展品超过480件。数字之外，更值得琢磨的是展会功能的位移。早些年，参展商忙的是介绍新品、对接客户；今年，展台之外，与供应商讨论排产、走访上下游、参加行业研讨，成了“日常”。从“把最好的产品摆出来”到“把最难的问题拿出来一起解”，再到“把全球的伙伴链起来一起干”。

以分工视角看，第九届进博会通过持续降低创新协作的成本，从商品贸易的市场型分工，走向知识共创的关系型创新分工，从本土产业协同走向更高水平的全球链接。这既是进博会不断演进的内在逻辑，也是开放条件下我国推进产业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条现实路径。

2026年11月8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由中国团队自主研发、与中国骨科专家深度共创的美敦力康辉全新骨科手术导航定位系统，是一位赋能医生的“全能选手”。澎湃新闻记者 朱伟辉 图

一、从“首发”到“共生”，进博会展会功能的底层逻辑变化

斯密在《国富论》开篇即提出，分工的深度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展会作为介于纯粹市场与一体化企业之间的临时性中间组织，最基础的功能就是把分散在全球的供给与需求在几天内高密度地“折叠”进一个空间，扩大彼此可及的市场范围。这一阶段展会的核心功能是依靠面对面沟通、同台比价、平台信用背书，节约搜寻成本。这也解释了“展品首发”阶段的经济学性质，它仍属于产品交易分工，交易对象是物化在商品中的成熟技术，产品贸易多对应市场型治理，价格是主要信号，双方合作链条短，价值创造局限于贸易环节。

技术条件的变化，倒逼展会的功能发生第二次跃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产业的重构，原有产品交易分工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前沿技术研发投入规模更大、系统复杂度更高，创新的不确定性高、信息不对称强，其关键知识多为难以编码的默会知识，无法靠一次交易完成转移。此时，展会降低的不再只是搜寻成本，而是联合研发的匹配成本、缔约成本和试错成本。于是，展会的功能有了第二次位移，展会从“交易场所”变为“关系型治理”的孵化器。创新共生则向关系型治理演进，信任、声誉、互补性和长期预期成为协调机制。

二、从“交易”到“共享”，创新分工的合作模式与收益分配

创新分工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复杂场景提供的创新需求。中国有14亿多人口、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之一，区域发展梯度明显，产业门类齐全，同一项技术可以在不同工况、不同支付能力、不同监管条件下并行测试，相当于为技术原型准备了“多版本并行实验场”。这解释了一个常被误读的现象：跨国企业把前沿技术放到中国联合研发，看重的不仅是销量，更是“市场作为实验室”的功能。二是成熟配套决定的转化速度。2025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34.7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定在25%左右，制造业规模有望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已超过3.93万亿元，占GDP比重达2.8%，该比重首次超过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10位。从精密零部件、工艺工装、中试产线到检测认证、工程服务，链条完整意味着“原型到量产”的距离被显著压缩。

围绕着重点“赛道”，双方以互补关系进入分工，共同分享创新收益。在生物医药领域，跨国药企提供分子骨架与器械平台，本土三甲医院、合同研究组织提供真实世界数据、临床路径与审评经验，双方共同完成适应症开发和方案优化的“临床场景共研”模式。阿斯利康宣布对华投资超千亿元人民币，在张江、临港布局细胞疗法创新中心与生产基地，并与本土企业共建研究实验室；GE医疗在华研发团队约1800人和4个研发创新中心，把中国医疗场景直接接入其全球研发链。在高端装备领域，外方提供主轴、控制系统、精密光学等核心模块，本土整机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完成整机集成和工艺二次开发，再带动零部件配套同步提升，双方共同形成“工艺适配协同”模式。德国通快借第四届进博会签约，在深圳宝安建设大湾区激光应用研发中心。在绿色低碳领域，外方提供储能、氢能、碳捕集等底层方案，本土能源集团与园区提供电厂、电网、园区场景，共同搭建“综合场景方案”。

三、从开放到自主，在共生中完成能力升级

从市场型商品交易走向关系型创新共生，开放合作带来技术外溢与增量收益，但同时也提出一道现实命题，深度嵌入全球创新分工网络，是否会陷入全球价值链理论所警示的俘获型治理困境，长期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环节，形成对外来技术的路径依赖。在俘获型治理结构下，主导方掌握核心技术与标准，合作方仅仅承担加工、应用等末端环节，知识流动是单向的，本土主体难以积累核心研发能力，开放便容易演变为依附。

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同时表明，一国的产业比较优势并非先天给定，而是在开放参与分工、持续学习积累当中动态塑造出来的。分工本身并不必然带来依附，在产品贸易中，知识转移是一次性、物化在商品内部，本土企业只做采购使用者，缺少参与创新过程的通道，反而更容易形成技术依赖。而在创新共生中，合作内容不再局限于成品买卖，本土主体深度参与场景定义、工艺调试、二次开发等创新全流程，这恰恰构成了 “干中学、用中学” 的实践载体。外部技术不再只是拿来使用的工具，而是本土企业积累知识、迭代能力的源泉。

要实现开放与自主的动态平衡，需要建立三条清晰的合作边界，把能力建设内嵌到创新共生的制度安排当中。一是实施分类分工策略。对于成熟通用技术、配套解决方案，充分依托进博会平台扩大开放合作，用好全球创新资源；对于底层基础技术、“卡脖子” 关键环节，坚持自主攻关为主，国际合作作为有益补充，守住产业链的安全底线。二是坚持以我为主设定分工目标。场景需求、产业发展目标、安全底线由本土产业与政策框架确定，避免由外部主体定义我国技术路线，牢牢掌握创新合作的需求发起权。三是将本土能力建设作为合作的约束条件。在联合研发项目当中，把共建联合实验室、知识产权合理共享、本土研发团队培育等内容纳入合作框架，避免单纯设备采购置换掉本土研发投入，确保分工合作过程伴随本土知识与技术能力的持续沉淀。

四、从本土到全球，进博会的溢出效应和枢纽功能

要把已经形成的本土创新分工网络向外延伸为稳定的全球合作，不能仅仅依靠展会上的偶遇式匹配，必须构建一套制度化溢出承接机制，推动进博会由短期展示交易平台升级为链接本土产业与全球创新资源的枢纽。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时代节点，培育新质生产力、夯实制造业基本盘，对这一枢纽功能提出更高的要求。

首先，平台定位向前沿源头延伸，推动合作从产业化环节向基础创新环节前移。过去进博会更多聚焦成熟成品、已落地技术的首发展示。面向未来，应当进一步跳出单纯商品展销的定位，主动对接未来产业、底层科学技术、前沿技术原型。吸引跨国研发机构、海外高校、前沿科创初创团队进场，打通其与国内科研院所、未来产业园区的对接通道，让创新分工不止落地在产业化应用阶段，也能够渗透至基础研究与原型开发环节，为新质生产力培育导入源头活水。

其次，完善适配创新分工的制度供给，把展期临时合作转化为常态化协同机制。创新共生不同于普通货物贸易，联合研发会涉及知识产权权属划分、跨境数据合规流动、国际标准协同、跨境成果转化等一系列现实堵点。需要围绕创新合作的现实痛点打造专项服务包，理顺知识产权共有、数据流动、标准互认等规则体系。鼓励中外主体依托进博会溢出平台共建联合实验室、公共中试基地，把展会上签署的合作意向固化为常年运行的实体平台，破解 “展热后冷” 的转化鸿沟，持续降低全球创新协作的缔约成本与试错成本。

最后，参与主体结构向下沉拓展，拓宽中小企业参与全球创新分工的通道。当前不少创新合作集中在大型龙头企业之间，而新质生产力的活力大量蕴藏在细分赛道的专精特新、科技型中小企业与产业集群之中。要进一步完善对接通道，让本土配套中小企业同样能够接入进博会搭建的全球共生网络，与海外技术方开展对接协作。当大量市场微观主体参与到创新分工网络，本土产业集群的整体升级才具备扎实的微观基础，进而实现由单点项目合作走向产业集群层面的全球协同。

（作者汤蕴懿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杨欣晨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