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上学的孩子越来越多了。

米勒老师是简单心理Uni邀请「家庭治疗核心系统培训」项目导师，21年前，他刚刚来到中国，那时候拒学在中国并不严重。

今年早些时候，他对自己过去四年咨询或接触过的案例做了一次内部研究，追踪并寻找其中的模式。

结果清晰得近乎残酷：在他查看的约200个案例中，拒学成为所有主诉问题中的第一位。这种情况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

前段时间，简单心理Uni米勒老师做客直播间，分享了从家庭治疗视角如何理解孩子的「拒学」的问题。他谈论了家庭问题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手机与焦虑，以及父母最该放下的三件事。

以下内容根据米勒老师的直播分享整理而成——

什么是拒学？

偶尔逃一两次课，或者因为某次考试躲一周不去，都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拒学——每个人在学生时代都可能有过类似经历，过去它也有个名字，叫「学校恐惧症」，本质上是对学校产生恐惧和焦虑。

真正要关注的是：孩子确实存在焦虑障碍了，而且焦虑持续了较长时间。很多孩子内心其实想回学校，是焦虑拦住了他们。

家长有时会认为孩子是在装病、只是想逃学，咨询师要帮家长理解：孩子可能真的存在焦虑问题，并非装病或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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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学很少随机发生，它往往出现在转折阶段：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或者学校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

家庭中的其他压力事件也可能触发，例如祖父母去世、宠物去世，或者其他创伤性事件。

时间点本身就是线索。咨询师要像侦探一样往前追：孩子不去学校之前发生了什么？是否面临一次公开演讲、一次任务，或者要在全班面前发言？公开演讲其实是人们最害怕的事情之一，比蜘蛛、蛇更常见。

拒学没有唯一原因。米勒老师喜欢的一位学者柯尼认为，它更像一场完美风暴——几个长期因素，在同一代孩子身上汇合。

放在中国当下的情境里，这场风暴有几个同时到位的条件：

▨ 4-2-1困境

中国长期是农业国家，家庭过去倾向于多生孩子。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家庭中的兄弟姐妹子系统突然从多个孩子变成一个孩子。这一代独生子女长大后结婚，又生育独生子女。

今天出现拒学问题的孩子，大多来自这样的家庭结构。四位祖父母、两位父母，把全部的希望和梦想放在一个孩子身上。孩子感受到的压力非常巨大。

▨ 关于心理问题的文化差异

很多年前米勒老师刚来中国时做过一个研究，在街上问普通人：你认为最重要的心理问题是什么？

在西方，人们通常会说是抑郁；在中国，人们会说压力。

抑郁更接近由内向外，西方文化更强调个体；中国作为集体主义文化，更强调由外向内，外部压力会影响个体内部。

他咨询过大量拒学案例，每一个孩子都会谈到压力，谈到自己承受了多大压力。

▨ 学业成就成了衡量成功的几乎唯一标准

在其他文化中，孩子可以通过音乐、运动、写诗、绘画等多种方式展现优秀。在中国，成功概念往往被窄化为学习成绩。

《铁拳教育》

一个国家在很短时间内变得富裕，所有人都要快速适应。中国和日本都经历过这样的快速发展。

繁荣会带来竞争加剧：成年人职场竞争加强，孩子则在学业上竞争加剧；经济越发展，社会竞争越强，对孩子的影响就表现为学业要求越来越严格。

米勒老师在柬埔寨等较贫困的国家工作过，在那里几乎看不到拒学。孩子非常喜欢上学，因为不上学的替代选择更糟糕。

然后是一层更隐蔽的东西，米勒老师称之为「纵向压力源」：来自系统上方的压力，从上到下、从上一代传递到下一代。战争、社会动荡都属于此类。

米勒老师举过一个非常详细的日本案例：

▨ 第一代：日本在二战中经历了巨大创伤，战后努力重建家园，工作非常认真。他们记得战争创伤，也有重建的愿望。

▨ 第二代：没有亲历战争，但听父母反复讲述，也接受了努力工作的重要性，却缺少与战争创伤的情感连接。

▨ 第三代：社会已经繁荣，孩子看到的是富足社会，却同时从祖父母和父母那里接收到很强的压力信息。

三代人之间，对压力和努力的理解发生了断裂。祖辈父辈把不归属于这个时代的内容反复传达给了孩子，让孩子生成了厌恶的情绪，从而导致了拒学。

他们会困惑：社会已经很好，为什么还要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小欢喜》

2011年前后，智能手机在世界各地迅速普及，几乎每个孩子都能轻易获得——这带来了非预期后果。

手机上瘾与拒学关系密切。几乎所有他治疗过的拒学案例，都从手机成瘾开始。孩子通常晚上回到房间后开始玩手机，整夜刷，用手机逃避对学校的焦虑和压力，第二天早上起不来，形成恶性循环。

社交媒体制造攀比。孩子看到朋友发布完美照片和精彩经历，会觉得自己落后、不如别人，从而更焦虑。女孩的焦虑问题尤其突出。

手机使用还会让人更容易社恐。很多人以为手机会增加连接，实际上不会。

在地铁里几乎每个人都盯着手机，很少与周围人交流。纽约大学行政部门曾发邮件说，现在的难题在于让他们走出宿舍、彼此社交。年轻人对社交越来越恐惧。

《混沌少年时》

雪莉·特克尔在《一起孤独》中强调，这种现象会削弱孩子对自身能力的信心。她提出「系绳」的概念：孩子在外面时，因为手机在手，会产生一种幻觉——只要害怕或遇到困难，就可以联系父母，被救助或协助。于是他们不必自己想办法走出困境。

它造成了两类孩子：一类在没有这些设备的时代成长，另一类习惯于依恋手机，后者在世界中的耐久性和能力可能更弱。

米勒老师也非常担心人工智能的出现及其对儿童成长和大脑发展的潜在负面影响。相比互联网和手机，他认为 AI 的影响可能严重百倍。

美国研究数据显示，12岁到17岁的青少年中，约9%到10%出现过焦虑症。孩子每天被手机信息淹没。孩子每天通过手机接收数百次提示，注意力不断被手机互动吞噬，AI 出现后可能更糟。

1.拓宽对成功的定义，不要只盯学业成绩

「我不在乎孩子取得什么成绩，你们也不要那么在乎。只要孩子能坐在学校教室的椅子上，就是胜利。」

2.停止「错误激活式育儿」

很多父母都在做这件事：告诉孩子什么不要做、哪里做错了、考试哪里丢了分，而不是关注孩子做对了什么。

要反过来，关注孩子做得好的地方。没有孩子永远都是坏的，看到一点点好的迹象，就要表扬。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林博士研究过有创造力的人，他发现，创造力的产生，和大脑里负责自我评价与负面自我对话的那个区域活动被调低有关。创造性的人在做创造性工作时，负面自我对话会降低。

所以，如果父母进行错误激活式育儿，总告诉孩子哪里做错了，就是在扼杀孩子的创造力。

《小欢喜》

比如，一个孩子有手机成瘾问题，父母总说「不要玩手机」，这本身就是错误激活式育儿。

在一个案例中，米勒老师让孩子把问题外化：把手机成瘾当成一个会偷偷靠近、黏住你的小动物。孩子画了一幅画，说这个叫「黏糊猫」——猫很安静，会突然跳到自己身上，黏糊糊甩不掉。

这样谈话就转向：怎样更早发现它？怎样把它吓走？而不是不断指责孩子。后来这个问题消失了，她现在是一名成功的大学生。

3.把主控点交还给孩子

「主控点」指孩子对自身生活的掌控程度。孩子刚出生时，主控点完全在父母身上，这是应该的，因为孩子无法照顾自己。

随着孩子成长，主控点应逐渐、少量地转给孩子——先是一些小责任；进入青春期后越来越多；接近大学时，大部分主控点应在孩子身上。

但他看到的很多家庭里，主控点从父母向孩子转移的过程被干扰了，父母不敢把控制权交给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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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老师与简单心理合作共同开设《家庭治疗核心系统培训项目》。

围绕中国家庭中常见的复杂情境，比如拒学的孩子、伴侣出轨等议题，设计教学案例与练习，提升应对复杂家庭问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