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校长丁奎岭说，现在的大学课堂，能维持50%的抬头率已属难得。

正好《人物》做了个质量很高的长报道，采访了各地老师和学生。说现在大学的教室是满的，人也在座位上，就是不抬头，不听课，也不交流。学校派督导听课，装摄像头，手机入袋，抬头率、互动率、前排就座率，三率全做成指标压给老师，指标越做越细，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形式全部合规，课堂死一般寂静。

另外看到一篇0.01分保研被举报的文章，里面的保研季是另一副面孔。

方媛在一所211读本科，专业保研名额五个。她以0.01分的优势压过室友，拿下最后一个名额。公示第二天，室友坐到老师办公室的地上，当着师生的面哭着举报她走后门。材料查了个遍，什么问题没有，室友当天搬离宿舍，毕业典礼也没参加。

保研的连夜设防，落选的当场举报，防举报成了大学里的一门显学。有学生大一进校就开微信小号，把所有同学隔离出去。有学生不敢发朋友圈，把吹风机寄回家，怕被举报用违规电器，保研上了岸，公示期还梦到自己被举报。有个年级断层第一的学生，三年独来独往，上课吃饭自习全一个人，回宿舍就拉床帘，同学聊热点从不接茬，他怕录音，耳机、手表、手机都能录。他仅有的两三个朋友，要么不同届，要么别的学院，标准就一条：没有利益冲突。

辅导员李砚说从2020年起，学生举报突然变多，以前几年一次，去年十来次。大到评奖评优，小到晚归，举报一路能递到省教育厅。他处理了几十起，绝大多数没证据，也没成功，举报的多是落选者，冲着赢了的人去的。他的总结，学生从小被培养成资源争夺者，竞争到了激烈处，就要与所有人为敌。

课堂里一片死寂，保研场上互相举报，一体两面。

1970年，赫希曼出过一本不厚但很精彩的书，《退出、呼吁与忠诚》，讲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时候，成员可以呼吁，提意见逼它改。或者退出不玩了，走人。

书里写的是企业和组织，放在今天的大学身上，严丝合缝。

呼吁在大学里已经绝迹，对学校没意见，您随便搞啥都行，逆来顺受。那么这样的学生在课堂上当然也不会争论，一个问题抛下去，有诚意的请老师再念一遍，没诚意的直接说我不知道。下课后的教室鸦雀无声。

忠诚当然也没有，师生关系始于论文，结束于论文，研二开完题人就消失，预答辩前回来一次，送了匿审再消失。有位教授尽心带过的本科生，毕业直接把老师微信删了，我猜，是因为老师没用了。

呼吁没有，忠诚没有，只有静静的退出，退出生活，如果这不是个别现象，那么这就是一个“大退出时代”。

学生现在根本不逃课，考勤全勤，缺课还规规矩矩去辅导员那儿开纸质假条。但除此之外，社团，恋爱，好奇，冲动，友情，全多余。有栋教学楼的过道摆满小桌子折叠椅，桌上贴着字条，考公必胜，谁搬我椅子谁挂科。

宿舍里，四个人可以一学期不讲一句闲话。床帘从床顶垂到离地半米，白天也不掀，人人自觉把存在感缩到最小，耳机不离耳，有个学生管这叫叙利亚风格，灾难一来，人可以迅速消失，无影无踪。

网上流行过活人微死这个词，现在该叫死人微活。活着的部分只剩呼吸、打卡和绩点，其他人类活动全部关机。

这即使不是做题家的终极形态，怕也差不多了。

只剩生存，那么生存之战就惨烈了。你拿到，我就没有，这是零和博弈，你死我活。标准的流民博弈，没有共同体，没有忠诚，只有眼前的口粮，人人对人人，人人防人人。方媛备考那一年，走到哪都觉得同学装了雷达，有人把书放在二楼，人转到四楼，眼睛盯着她的电脑。她去找老师写推荐信，出门撞见一个端着水杯的女生，站在根本没有饮水机的拐角。

大学生不再有生活，只剩生存，他们人在现场，却也不在任何现场。

写这些不是要指责谁，学生只是挑了个看上去成本最低的路走，只是这种路走的人多了，人人无路可走。有个四川大学的学生在采访里引了46年前的《潘晓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

大三的汪琪，保研名额就五个，她卡在第五名。经验贴刷多了，刷出被迫害妄想症，情绪上来，在图书馆坐不住，只能去阳台给妈妈打一小时电话。评优之前，她鼓起勇气，找到班里唯一跟她关系不好的男生，先道歉，再把准备好的蛋糕塞进他手里。

她心里还是没底，也实在想不出来，还能怎么对他好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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