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面对“飞刀”投诉，卫健部门多倾向患者，大多以医院或专家退钱、涉事医生被处理收场。39健康梳理近五年的媒体报道，类似的剧情反复上演：

2019年9月，山西洪洞县某医院因条件所限，建议脑梗患者自付万元请北京天坛医院专家手术，家属同意了。但患者手术成功后，家属却反手举报，医院退费、神外主任被停职。

2020年11月，黑龙江大庆第五医院经患者同意邀请哈尔滨专家前来手术，患者支付3700元“飞刀费”后不满手术延后，举报医院违规收费，费用最终退回。

2021年7月，上海专家前往河南滑县新区医院为患者做斜颈手术，术后家属向媒体曝光专家收取3000元“红包”，费用退回；同年9月，河北衡水武邑县医院，一名子宫脱垂患者家属支付了13000元外院专家会诊费，出院后投诉，同样全额退回。

转折出现在2025年7月。有网友在“问政江西”平台投诉丰城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乱收费”，称术中被要求私下支付5000元专家劳务费。这一次，丰城市卫健委没有沿用“惯例”。调查确认，争议费用实为“外请专家费”，系患者及家属主动要求聘请“飞刀”医生、自愿承担费用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外请专家参与会诊手术不违反法律规定。

官方罕见地为“飞刀”医生撑腰，医疗圈一片欢呼 ，“终于看到了一丝光亮”。网友们的留言也颇为直白：

“飞刀的存在，本身就是给大部分普通人更好医疗资源的一个途径。”

“只要消费者知情，没有隐瞒，我觉得都是合理的。”

“能飞刀，才5000，偷着笑吧，自己去外地求医，车费食宿都不止5000。”

家住安徽的肺癌患者家属林冬（化名）算过一笔账：“父亲第一次肺癌手术，请上海专家来县医院做，花了1.5万；复发后带他去北京做手术，算上交通、住宿费花了三四万，来回奔波，折腾得够呛。”

风险在上升，飞刀需求为何从未消退？

39健康观察到一个奇怪现象：近三五年，私下外出手术引发纠纷、医生受到追责的情形“比过去更常见”，但需求端从未降温。

业内人士表示，说到底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区域医疗资源的分布不均衡。

《2024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全国三级医院仅占医疗机构总数的0.35%，却集中了45%的医疗设备和53%的高级职称医师。2024年全国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达89.5亿，其中三级医院占比高达52.3%，基层医疗机构仅占26.7%。

神经外科、胸外科、肝胆外科、心血管外科等科室有“绝活”的高等级专家，永远是稀缺资源，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

正如一位河北网友所说：“飞刀的本质，是你这个医院甚至这个地区的医疗水平不行，没人能做这个手术，是去求人家来救场的。”

对患者而言，“飞刀”省下的是异地就医的交通、住宿、陪护成本和漫长的排队时间；对基层医生来说，专家上台时做助手配合，是难得的学习机会；对基层医院，名家“飞刀”能留住本地患者、促进院际技术交流。一名不愿具名的肿瘤科主任医师总结得很直白：这是一个患者、基层医院、专家三方共赢的市场自发安排。

但共赢的另一面，是责任、风险的重重压力。

按现行规定，合规的外出会诊应当是邀请方发函、会诊方医务部门安排派出、费用机构间结算。但这套程序“没做到的比例，远远大于做到的比例”。

一旦出事，代价远不止赔偿：私下邀约会让责任认定复杂化，邀请方与医师可能被认定为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若存在超执业范围、未亲自诊查、病历缺失等情形，行政乃至刑事责任都可能独立落在医生头上。

河南某县级医院就曾因手术记录无外聘专家签字，在患者死亡的诉讼中举证困难、被判赔偿。

需求很真实，正式渠道却未必好用，正式会诊报酬无法体现专家的往返时间、技术经验与承担的风险。这，正是“飞刀”屡禁不止的底层逻辑。

21年首次大修规定，“飞刀”能否阳光化？

制度层面对“飞刀”的态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1999年《执业医师法》出台后，“飞刀走穴”一度被定性为非法执业；2005年施行的《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规范了会诊流程，但会诊费仅“在当地规定基础上酌情加收”，主任医师外埠会诊不过三四百元；2022年《医师法》实施，“多点执业”获得法律地位，“飞刀”行为至此“转正”，但收费标准与流程，仍无统一规范。

直到今年6月15日，国家卫健委公布第15号令《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部门规章的决定》，对施行21年的《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进行首次大修，并同步修订《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飞刀费”终于迎来全国统一、权责清晰的规范：不仅费用“公对公”，多点执业明确手续，还给紧急救治留出空间。

多位外科医生对39健康表示，新规让医院、医生、患者三方利益都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郑雪倩也指出，医生从此不必再担心因收取合理报酬而被举报为“收红包”。

在政策出来之前，地方定价已开始试水。2025年10月，河南明确“院外会诊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医疗机构自主定价并备案；今年3月，浙江温州市中心医院公示，省外专家来院做四级手术的会诊费自主定价为1.5万元/学科/次。这些自主定价项目均为自费，由患者自愿选择。

当然，从纸面到一台手术的结算单，仍有距离。有医务科人员向39健康透露，费用打到医院账上后，“不知道该以什么名目、按什么比例发”，索性不发，几年下来账户上“趴”着几百万元；差旅费标准与票据合规性也仍有一定灰色地带。新规落地，还有待各地配套细则的细化。

围绕“飞刀”到底该怎么管，新规公布后，业内的讨论集中在三个点：

争议一，“公对公”会不会流于形式？

支持者认为，费用经医院对公结算后再发给医生个人，收入合法纳税，本身就是对医生的保护，“万一出了事故或并发症，医生所属医院也能及时为医生提供保护”。但担忧同样真实存在：有医生指出，公立医院“什么钱能发、怎么发、发多少，都有一系列行政制度要求”，若分配制度不落地，“公对公”只有一个结果——飞刀消失。还有从业者直言，“公对公”流程繁琐且破坏了定价体系：“要高了上级医院不同意，要低了专家没动力；开得少了专家挣不到钱，开得多了领导觉得你不务正业。”更有人追问：如何让医生收入与市场行情基本持平，同时明确医院管理费的上限和发放时限？否则难逃“趴账”宿命。

争议二，定价权该交给谁？

一种颇具代表性的建议是：由当地医院自主定价、报当地政府备案，逐步形成当地乃至全省相对统一的价格；请“飞刀”减少患者奔波之苦，本质上是高于基本医疗的品质消费，不宜按基本医疗服务收费，但医保可适当报销。毕竟患者没有外出就医，医保基金也没有流出本地。也有人补充，政府可以出一个足够宽松的价格区间建议，与当地医院协商、动态调整，“但一定不要参与具体定价”。

争议三，有没有更简单的管理模式？

上海一位资深医药从业者提出，借鉴互联网医院的问诊结算流程：平台接单、收费、担责，按事先约定比例扣税后结算给医生。但随即有医生泼冷水：公立医院医生想注册社会属性的网上医疗，必须经过医院领导同意、备案审批，“后面就不需要多说了”。

更根本的争论，在于医生的身份定位。

业内人士指出，多点执业制度设立之初的共识，是医生职业具有独立性强的特性、可以与所在医院适度分离，如今把管辖权重新交回医院，“等于再次将医生退回到医院附属劳动力的角色”；也有人回应，顶级专家的成长离不开所在医院的长期扶持，指望医院主动放弃管辖并不现实，必须从制度设计上把这种管辖权剥离出来。而一位贵州网友的提醒最为直白：“你越搞越严，人家大不了不做飞刀就行了，那些大主刀医生从来不差你的三瓜俩枣。最后折腾的，还是病人和家属。”

目前，方向已经非常明确，给“飞刀”一个名分，让医术价值在阳光下兑现。这不仅是对医生劳动价值的尊重，更是对患者生命健康权的保障。过去那个“术前求专家、术后告大夫”的荒诞循环，本质上是制度缺位让医患双方互相提防：患者担心被乱收费，医生担心被“过河拆桥”。当收费明码标价、责任有法可依，信任才不必再从制度的缝隙里艰难生长。

《小城良方》热剧里，一次失败的“飞刀”毁掉了一位医生的职业生涯；而现实中，一次成功的制度转身，或许能成全千万小镇患者的求医之路，和无数医生在周末赶往另一座城市时，那份不必再躲躲闪闪的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