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礼堂里，托伊特双手接过那件纪念瓷器——温润的白瓷上，高曾祖父嘉约翰眉眼温和，目光坚定。他的指尖沿着瓷面缓缓摩挲，像是在触摸自己最思念的家人，也像是在触摸一条穿越了160载风雨的河流。

就在半年前，托伊特还以为，高曾祖父嘉约翰在广州建设的博济医院和博济医学堂，早已只剩断壁残垣。“我们甚至做好了只找到一片废墟或是一点点痕迹的准备。”

今年4月，当他第一次踏上广州的土地，看到的却是和想象中完全不同的景象——这里已成为日接诊逾万人次的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和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山大学医科。

一场跨越160年的寻根，终在珠江之畔，迎来圆满重逢。

01/

与高曾祖父创建的医院重逢

今年4月，当托伊特夫妇第一次站在广州的街头时，心里并没有底。

他们无数次想象过这个场景：曾曾曾祖父嘉约翰160年前建设的医院，还在吗？那所中国最早的西医医学堂，还剩下什么？经历了战火、迁徙、一个多世纪的时局变迁，托伊特夫妇对此并不乐观。

“我们甚至做好了只找到一片废墟或是一点点痕迹的准备。”托伊特后来回忆。

然而，当他们走进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看到院史馆展厅里嘉约翰的画像和事迹介绍，看到医院里川流不息的人群时，夫妇俩愣住了。

这里绝不是仅供凭吊的历史旧址。

从博济医院落成，到日接诊逾万人次的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一条医脉，穿越160载春秋，澎湃依旧。

从博济医学堂挂牌，到与广东公医、光华医脉交汇融合，再到1957年更名“中山医学院”、2001年并入中山大学，成为响当当的中山大学医科，一条学脉，穿越160载风雨，未曾断流。

“下次，我们要把家里珍藏的嘉约翰书信带过来。”离开时，托伊特夫妇说。

02/

与曾祖父的震撼境遇重逢

回到美国后，托伊特带着激动的心情重新翻阅家族信件。在嘉约翰家族中，除了嘉约翰外，还有多位亲属从事医疗事业。其中一位就是托伊特的曾祖父，他曾帮助嘉约翰，在广州行医。

1941年，托伊特的曾祖父离开中国。此后数十年，他与中国几乎断了联系。曾祖父一度以为，当年创办的医院和医学堂，可能已经变成了废墟。

然而，托伊特这次找到了一封曾祖父的信件，原来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岁的曾祖父曾最后一次回到中国。

他报了一个旅游团。在餐厅里，老人用依稀还记得的几句粤语和服务员攀谈，打听起医院的情况。

“我知道那家医院啊，就在江对面，它一直都在那里。”

曾祖父顺着服务员手指的方向望过去，缓缓坐下，潸然落泪。

“我完全读懂了曾祖父当时的心情。相隔近半个世纪，我们拥有了这份同样震撼的际遇。中国早已日新月异，但先辈开启的这份事业从未中断，一代又一代中国医者接续守护、薪火相传。”托伊特说。

03/

与信件里的“嘉约翰医生”重逢

11月9日，托伊特夫妇将家族珍藏的232封嘉约翰书信带到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展出，其中与博济医院直接相关的有68封。

这些信，让历史的细节从宏大的叙事中浮现，也让我们与嘉约翰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重逢。

1866年秋，博济医院新院落成，其中的博济医学堂正是中国近代西医教育的肇始之地——在新院落成前十日的信中，嘉约翰写下忙碌的日常：多数时间花在新院营建上，在前院铺石径、平整填土，清点整理药品，反复斟酌医院内部布局……

博济医院的口碑，最早从手术台传来。十九世纪的广州，能开刀的地方不多，愿意为穷人免费做手术的更是罕见，一天的诊疗落幕之后，嘉约翰常常给妻子写信，聊起思念，也聊起诊疗的点点滴滴：

1862年1月，一位结石病人去世，他在尸检后取出一块很大的结石；1879年4月，院内事务繁忙，既要手术又要照料急症；1879年5月，院内病床几乎饱和，他在餐厅安置了一位老年患者；1880年12月，一位患者来复诊时还带着送他的苹果；1881年1月，一位在去年接受颌下肿瘤摘除术的男孩已痊愈，面容也没有明显损毁……这些细碎琐事不会写进院史叙事，却被留在了一封封信函里。

新院落成后，博济医学堂的教学逐步展开，1865年正式开课，1869年课程体系已涵盖解剖、生理、化学、实用医学与药物学，教材大多由嘉约翰亲手翻译，他没有照搬西方课堂，而是在病床旁、实验桌前将西医教育一步步落地。

在1866年8月3日的信中，他记下“魔灯”幻灯片的使用场景和一台微小异物取出手术，一位学生在旁观摩。而使用“魔灯”学正是现代影像教学手段的雏形，手术台旁的观摩同样是临床带教的基本形态。

博济医院从来不是仁济大街上一座孤立的建筑，以它为母院，一条条根系正在向华南大地蔓延——佛山、肇庆、连州、阳江、桂平、琼州……至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二十余处诊所陆续设立；到1887年，累计诊治约一百万人次，织成了近代西医在华南最早的医疗网络。

嘉约翰的信里也藏着这些远方的回响，他写下在石龙、沙湾、大良、桂洲义诊、宣讲的日常，远在琼州行医的女婿也来信希望提供一批牛痘疫苗……一座医院的种子就这样被一封封家书、一箱箱药品、一次次出诊带到了更远的地方。

04/

与深爱的中国“家人”重逢

1901年8月10日，嘉约翰在广州长眠。这位老人把自己三分之二的生命，献给了他热爱的中国。他去世后不久，就有几千人去拜祭他的墓。有人问，为什么中国人这样爱戴他？一位广州人回答得朴素而有力：“因为嘉约翰医生爱中国人。”

如今，这份爱跨越了世纪，回到了它出发的地方。

11月9日，托伊特夫妇向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赠送了一件特殊的家族文物——130年前，嘉约翰的学生和广州社会名流为纪念他从医50年而赠送的贺幛。

“百余年来，由我们家族保管着这份来自中国民众的厚礼；今天，我们送它回家。”托伊特说，“交付的对象，不是陌生人——是家人。”

他接着说：“我们在中国的家人，早已不只家谱之上的族人。它包含当年与先辈并肩行医的中国医护、学子与同仁；包含历经战乱与时代变迁，守护两所医院一路走来的一代代人；也包含今天在场的每一位，接续这份医者仁心的传承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并非初次相逢的陌生人。我们是跨越岁月，再度重逢的一家人。”

而托伊特夫妇也收到了来自医院的回赠——一件印有嘉约翰肖像的纪念瓷器。

手捧瓷器，夫妇俩禁不住落下泪来。托伊特面向现场所有嘉宾，用中文郑重说了一句：“谢谢。”

跨越160年，嘉约翰家族与这所医院、这间学堂的缘分一次次被时代冲散，又一次次循迹归来。这不只是因为命运的助推，更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逸仙人，在动乱中坚守、在变迁中接续，让博济的种子从未停止生长——这才有了这样美丽的重逢。如今，他的后人跨越重洋，带回了232封家书，带回了一段被时光封存的历史，也带回了一个家族对这片土地的深情。而逸仙人则用160年的坚守回应了这份深情——学脉未断，医脉不息，薪火相传。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王诗琪 通讯员 陈牧天、刘文琴、房诗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