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民办高校把教师年度基本工作量，从320学时提到360。

这事不是孤立的——学校同时压缩预算、人事只出不进、严控非刚性支出。会上那句话很直白：所有节流瘦身，都是为了活下去、稳下来、强起来。

“过紧日子”早传到高校各层级了。北大今年9月发文，不去21个风景名胜区开会，会议材料尽量电子化；北京林业大学连差旅席别都卡死，能坐一等座就不买优选一等座，办会不摆花草、不上水果、不发文创。安徽建筑大学更细，横向科研餐费报销得交菜单和公务卡记录，烟酒高档菜一律不报。

另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工作量上调，教师身心负荷是否接得住？

这并非多余的担忧。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研究所教授俞国良在《新世纪以来我国教师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分析与应对》中提到，就目前仅有的一项涉及大学教师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的元分析而言，大学教师心理不健康的检出率高达56.6%，高于幼儿园和中小学教师。麦可思2018年开展的大学教师生存状况研究显示，88%的大学教师感到工作带来中重度压力，其中“科研或论文发表要求”占70%，“学校的制度和官僚主义”占60%，“工作量”一项占57%。

而比少数教师早逝更普遍的，是慢性损耗。美国健康心智联盟2022—2023年针对超千名高校教职员工的调查显示，64%的受访教师表示“因工作感到倦怠”，其中19%为“高度倦怠”、15%为“极度倦怠”；女教师倦怠率69%，明显高于男教师的57%。

教育部2026年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已明确提出“多措并举加强教师心理健康工作，强化教师心理健康支持”。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授王品玲在2026年上海两会上建议：优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体系，突出分类评价和多元考核，弱化机械性量化指标的刚性约束，精简非教学科研事项，“让教师回归本职”。

工作量标准的上调，本身是高校在经费约束下重新校准人力配置的一种管理选择。需要审慎对待的是校准的尺度：哪些工作量是教学科研运行不可压缩的部分，哪些增量对应了相应的支持与保障，哪些量化指标应当让位于分类评价和多元考核。过紧日子要压减的是非必要开支，而工作量制度的调整，最终应服务于教学科研质量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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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6-11-11 23:1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