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至2023年，自然科研（Nature Research）受委托开展的一系列问卷调查覆盖了亚洲、欧洲、北美和大洋洲的20个主要城市，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观察角度。这些调查在设计上并不追求覆盖全部学科、地域与职业阶段的全球代表性科研人员样本，其结论也应据此审慎理解。尽管如此，它们仍提供了一种难得的、以科研人员为中心的视角，用以审视城市创新环境。结合关于科技人才流动和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更广泛研究来看，这些调查表明，科研人员评价城市的关注点，不止局限于科研基础设施本身。

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是，衡量城市科研实力的常规指标与科研人员自身看重的条件之间存在错位。受访者高度重视城市生活的宜居性与可负担性、充足的收入、国际连接性、文化开放程度以及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其重要性排序甚至高于是否拥有顶尖大学和科研机构、是否容易获得科研经费。这并不意味着科研基础设施无关紧要，实验室、仪器设备和经费对科研工作始终不可或缺。更确切地说，调查表明，这些资源是在更广泛的制度环境和城市环境中发挥作用的，而这些环境决定了科研人员能否建立起稳定、高产和国际化的职业生涯。

这一区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科研人员是在多层次的环境中体验城市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影响着实验室、经费、学术指导和职业机会的可及性。城市则塑造了住房、交通、公共服务、更广泛的劳动力市场、社会网络，以及跨机构、跨部门互动的机会。这些环境相互依存：一个经费充足的实验室起初可能吸引某位科研人员，但周边的城市环境会影响其是否选择留下。城市层面的条件对科研人员可能尤为重要，因为科研生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超越单一雇主的网络。科研人员能否接触合作者、参与学术研讨、使用共享设施、开展国际交流，以及能否在大学、科研机构、医院和科技企业之间顺畅流动，都会直接影响其职业发展和科研产出。

上海的情况印证了这种互动关系。上海在科研经费和基础设施方面已形成显著优势，但对青年科研人员的调查也发现，他们在独立主持研究的机会、参与国际学术交流、跨学科合作获得的支持，以及收入、工作与生活平衡、职场关系等方面存在关切。这些发现不是上海独有的问题，也不应被当作科研基础设施投入成效不足的证据。相反，它们说明，雄厚的科研实力可以与制度层面和城市层面的摩擦同时存在，而这些摩擦会影响科研人员的体验，以及他们在城市中建立长期事业的意愿。

这些发现的政策含义并不意味着城市应当把资源从科研基础设施转向城市宜居条件。更准确地说，城市创新能力应当被理解为由三个互补的维度共同造就：科研资源、制度环境和城市环境。希望吸引和留住科研人员的城市应当继续投资于实验室和科研机构，在此同时也应关注职业稳定性、学术自主权、跨机构合作、可负担的住房、高效的交通、可及的教育与医疗、国际连通性和社会开放度。

总之，创新的理想之城并不简单地等于科研预算最高或实验室最密集的城市，它应该是一座把科研资源嵌入制度环境和城市环境之中的城市，使科研人员能够在此建立可持续的事业与生活。科研人员对制度环境和城市环境的体验感并非只是个人偏好问题，它们为理解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韧性提供了往往被常规绩效指标所忽略的补充视角。那些以更为宽广的视野理解科学竞争力的城市，或许更有条件同时保持科学卓越与长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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