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7日，由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主办的“未被听见的声音：中古至近代中国下层女性的生命经验”学术工作坊，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伟长楼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香港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台湾大学、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近二十所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二十余位学者与会。

“未被听见的声音：中古至近代中国下层女性的生命经验”学术工作坊

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旭光在致辞中表示，本场会议是他近五年主持的百余场会议中唯一以女性为主题的学术活动。他认为，历史研究离不开进步信念与人道主义底色，因此他期待青年学者融合历史写作与创意写作，发掘湮没于历史角落的小人物。上海大学妇委常务副主任吴国琴向与会学者介绍了上海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的基本情况，她表示，学校妇女研究中心始终致力于搭建开放、包容的学术交流平台，也一直鼓励学者立足本土史料，聚焦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的性别议题，推动跨学科对话。本次工作坊的举办正是要耐心打捞这些碎片化的史料，复原下层女性鲜活而复杂的生命经验，让那些“未被听见的声音”重新被听见，这既是妇女史研究的前沿课题，也是妇女研究最本源的学术立场与社会关怀。

第一个专题“可见的知识与隐性的教化”由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衣若兰（线上）与《妇女研究论丛》副编审史凯亮主持并评议。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徐宁以《“且把俗言当正经”：明清平民女性的韵文教化体系》为题作报告。她通过梳理明清平民女性的教化路径，发现民间发展出一套独立于科举制度的韵文教化体系，这套体系以押韵文本为核心、唱本为传播载体。在此之上，她反思学界识字即教养的固有看法，提出《女儿经》并非固定的单一典籍，而是持续衍生流变的多元文本群。香港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李纪以《守贞女与晚清女性识字研究》为题展开分享。她利用巴黎外方传教会、法国遣使会的教会档案，整理出60余封晚清同光年间天主教守贞女书信，在其看来，这些守贞女没有接受传统蒙学，而是借诵读《要理问答》掌握基础读写，并把宗教语汇灵活运用于私人情感书写。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副教授马钊（线上）以《从“底层”到“基层”：妇女参政与新政权建设》为题进行报告。他观察到重要的话语变迁，民国社会学频繁使用的“下层”概念在20世纪50年代公开出版物中几近消失，“基层”成为新的主流表达。这并非简单的用词更迭，而是反映国家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治理逻辑由自上而下的启蒙教化，转向群众路线框架下的革命动员。

第二个专题“她们一直在工作”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姜进主持并评议。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吴存存以《不一样的青楼文学呈现：晚清俗曲中妓女》为题作报告。她通过对比明清士大夫和民间俗曲对青楼女子的书写，指出冯梦龙、孔尚任等人描述的青楼生活融入了过多的士人想象，而非妓女的真实心声。伊犁师范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讲师蒋梦婕以《晚清至民国上海大众媒体中婢女的形象再现与生命经验》为题展开分享。她考察了1870至1940年上海报刊中的婢女形象，尽管清末至民国法律废除良贱之别，但媒体多将婢女刻画为被拐卖的受害者，进而遮蔽了她们复杂的个体经历。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曹晓华以《隐匿的启蒙：清末女学视域下的乳母与保姆》为题进行报告。她指出《奏定蒙养院章程》颁布后，一部分下层女性为进蒙养院成为保育员，接受了有限的教育启蒙和职业培训，但实际成效待考。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冷琴琴（与程雯卿合作）以《从闺门到工厂：晚清民初〈申报〉中“女工”的形成与女性劳动空间变迁》为题作报告。她依托《申报》探析“女工”身份的诞生，即由“女红”到“女工”的概念演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公共空间与舆论议题。

下午第三个专题“谁的身体？谁的经验？”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秦方主持并评议。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于昕以《从产妇到尸魃：明清旱魃叙事中的下层妇女身体与灾异归责机制》为题展开报告。在该文中，她剖析灾荒时期民间将旱灾罪责嫁祸女性的社会现象，并由此认为，阶层与亲族庇护能力，决定了谁会成为灾异暴力的牺牲品。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讲师顾玥在《同情与焦虑：近代石女诬告案与社会公共情感》一文中以咸丰六年镶蓝旗人玉琳退婚案为中心讨论了近代石女诬告案中的公共情感，她尤其强调，公众情感的共同体并非以性别划分，在社会实践中公众更容易在情感上代入夫家视角。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助理教授刘畅以《多方的角逐场：1940年代上海中下层女性的堕胎经历》为题作报告。其通过考察上海城市内部地下堕胎网络，揭示了堕胎这一国家管控、市场利益与女性生存诉求相互博弈的特殊场域。

第四个专题“从受害者到诉讼者”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毛立平主持并评议。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张增源以《“实”与“愿”违？清代户婚成案中下层女性婚姻意愿的制度表达：基于〈刑案汇览〉〈续增刑案汇览〉的历史社会学考察》为题展开报告。他注意到，婚姻意愿能否生效，取决于身份、代理人与婚约推进程度，底层女性的差异本质上是纠错机会的多寡。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助理研究员杨洁钫以《清代女性凶杀案中的情感、同盟与诉讼策略：以刑科题本为中心》为题作分享。在其看来，刑科题本常常将涉案女性简化为悍妇、妒妇等刻板形象。清代律法对男性的义愤、女性悔过都设有相应裁量标准，但夫妻冲突里女性的愤怒与恐惧，却很难得到制度层面的接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孙聪玲以《身不由己：北洋时期北京城区“不愿为娼”夫妻纠纷中的女性、家庭与国家》为题进行报告。她不赞同将女性被迫为娼简单归因为贫困，家庭危机中妻子往往最先被牺牲，丈夫主动立约、分取妻子卖身钱财的现象常被既往研究忽略。因此，她强调，近代警察制度虽为女性提供控告渠道，但调解以维护家庭秩序为先，女性大多只是从一种依附转向另一种依附。

最后一个专题“‘处境’有性别吗？”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王燕主持评议。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薛英杰以《清代平民阶层入赘婚姻中的女性地位》为题作报告。她认为，赘婿离家是重要冲突诱因。乾隆东阳马吴氏案即是典型，寡妇招赘男子耕田养子，因不愿随赘婿返回宗族引发争执，失手致人死亡。即便是女方主导的入赘婚，底层女性仍要面对暴力与财产觊觎，部分寡妇也借招赘在夹缝中谋求生存。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博士研究生刘晋以《谁无妻女：中国流民图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文化意蕴》为题展开分享。他梳理的两三百幅流民图中过半绘有女性，《妇女救育生还绝望》以“谁无妻女”共情读者，服务赈济动员，却依旧把女性苦难框定在贞节伦理之内，限制了对女性生存诉求的表达。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历史学系本科生王璐晓（与郑俊华合作）以《清初婚姻争讼中的官府裁判与下层女性处境：以〈武林临民录〉为中心》为题作报告。她依据《武林临民录》近百件康熙年间案件，将官府基于礼教给予女性的保护称为秩序性保护，不过，这种保护虽具备实效，但边界始终服从于礼教秩序。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宋青红以《权力缝隙下的空间实践：沦陷区普通妇女的生存策略》为题进行报告。沦陷区并存殖民管控与民众生存两套逻辑，保甲、良民证、女警盘查压缩女性活动空间，妇女依靠对街巷、时间的判断规避风险。但在其看来，战时女性代夫持家只是生存催生的临时状态，并未真正改变性别权力结构。

与会学者合影

在会议总结环节，本次工作坊召集人顾玥回顾了工作坊策划的初衷和缘起，强调长时段史料彼此相隔数百年，问题却相互呼应，下层女性的生命经验从来不只是一段待补的史料，也是理解性别、阶层与制度如何相互塑造的钥匙，并对与会人员及会务组表示感谢。史凯亮则立足编辑视角，充分肯定了本次工作坊主题、发言和评议的质量，并就青年学者关注的研究成果发表问题提出了建议。至此，“未被听见的声音：中古至近代中国下层女性的生命经验学术工作坊”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