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宏观 2026-11-14 11: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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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郭树清再提遗产税与赠与税,离岸信托个税10月入库超1200亿元。增量税源放缓、土地财政承压之下,房地产税会成为存量财富征税的下一步吗?本文分析政策信号与普通家庭可能面临的影响。
一、该来的总会来:郭树清再度建议尽快启动遗产税与赠与税,新增税收补助基本养老金。
中国的遗产税、赠与税,距离真正进入立法程序还有多远?
11月6日,郭树清在《社会保障评论》2026年第5期发表文章,建议尽快启动遗产税和赠与税立法。这位曾任证监会主席、银保监会主席,现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金融界重量级人物,再次把这个敏感话题摆上了台面。
他的建议不只是征收遗产税,还涉及整个收入分配和税收制度改革。
首先,所得税征管应体现量能负税原则,真正做到收入高的人多纳税、收入低的人少纳税或不纳税。其次,要正视部分企业家不领取工资、不缴纳个人所得税,却通过公司报销家庭生活开支的问题,要求企业经营成本真实合规。
更值得关注的是,他明确建议尽快启动遗产税和赠与税立法,并提出新增税收可以部分或全部用于基本养老金补助。
这意味着,遗产税的政策讨论不仅涉及财富传承,还与养老金缺口、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筹资联系在了一起。
事实上,中国财政部早在2017年就回应过遗产税提案,表示当时尚需研究征税范围、资产估值和征管条件,并未否定其研究价值。
郭树清此次再次提出建议,至少说明遗产税、赠与税已经重新进入值得关注的政策讨论范围。
二、向存量资产收税,是因为增量税不够,用存量税来补吗?
理解这次遗产税建议,不能只盯着一个税种,而要放在中国财政收入结构变化的大背景下观察。
过去,地方财政很大程度上依赖土地出让收入,企业经营、房地产开发和经济增长带来税收增量,构成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但现在情况正在变化。房地产市场调整,土地出让收入持续承压,企业盈利和居民收入增长也面临压力。依靠经济扩张不断创造新增税源,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容易。
与此同时,养老金、医疗、公共服务和地方债务化解等支出需求并没有同步减少。财政收支之间的压力,自然会促使决策者重新审视税收来源。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当增量税源增长放缓,能否通过完善存量财富相关税制,增加财政收入并改善收入分配?
这里需要区分两个概念。增量税主要针对经营、交易和收入形成过程中产生的新增税基;存量税则更多涉及已经积累的财产及其持有、转移和传承。
遗产税、赠与税和房地产税,正是这一方向上最受关注的税种。
不过,不能把所有存量财富相关征税都理解为直接对资产存量征税。比如离岸信托个税,主要针对财产转移环节的所得以及信托收益,仍然是在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下征税。
更重要的是,存量税不一定能够弥补全部财政缺口。OECD数据显示,成员国遗产、遗产继承及赠与税收入平均只占税收总收入的0.36%,即使只计算开征此类税种的国家,平均也只有0.51%。
因此,开征遗产税的意义,可能首先在于完善税制、调节财富分配和堵塞避税漏洞,其次才是增加财政收入。
三、10月离岸信托收益征税超1200亿元,增加了决策者从存量财富相关税源中寻找收入的兴趣和信心。
11月11日,国家税务总局披露了一组引人关注的数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90天过渡期平稳结束,累计申报税款超过1600亿元,其中10月当月入库超过1200亿元,带动全国10月份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近90%。
这个数字相当惊人。
2026年7月24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第21号公告,明确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通过离岸信托取得收益,都应按照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其中,居民个人将股权、股票、房产等财产装入离岸信托,涉及财产转让所得的,按照20%税率征税;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股息、红利和财产转让收益,也要依法申报。
公告还明确,不能通过境外实体、未分配收益或者改变名义持有人等方式简单规避纳税义务。
这次征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主要依托现有个人所得税法,并非新设一个税种。税务部门通过明确规则、设置过渡期和加强申报辅导,使政策得以较快落地。
但必须注意,1600亿元是累计申报税款,10月入库超过1200亿元,并不意味着未来每个月都能获得同等规模的收入。这也不是遗产税已经开征。不过,它确实释放了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随着跨境资产信息和税收征管能力增强,过去较难识别的境外财富及其收益,正在逐步纳入税收监管。
从这个角度看,离岸信托征税不仅是堵住一个税收漏洞,也为未来完善资本所得、财产所得和财富传承相关税制积累了经验。
四、如果遗产税与赠与税启动后仍然不够用,房地产税会成为针对存量财富的下一刀吗?
相比遗产税和赠与税,房地产税可能才是更值得普通家庭关注的存量财富税种。
原因很简单:中国家庭财富高度集中于住房和房地产,而房地产又曾经是地方财政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
过去,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获得一次性收入,房地产开发和交易又带来契税、土地增值税等税收。但随着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期,土地财政的旧模式越来越难以持续。
房地产税的潜在意义,就在于把部分税收从房地产交易环节延伸到持有环节,为地方财政提供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
当然,房地产税并不是新话题。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但2022年3月,财政部明确表示,当年不具备扩大试点城市的条件。此后,房地产市场调整,也使改革推进更加审慎。
未来如果推进房地产税,至少有几个问题绕不开。
第一,如何设置免税面积和免税住房套数?如果不区分基本居住需求与投资性持有,可能增加普通家庭负担。
第二,如何确定房产估值?房价波动较大,不同城市、地段和房屋品质差异明显,评估标准直接影响税负公平。
第三,如何处理房产价值高、家庭现金收入却不高的情况?尤其是老年家庭,可能拥有一套价值不低的住房,却缺乏足够现金缴税。分期缴纳、延迟缴纳等安排值得研究。
第四,房地产税收入如何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分配?如果主要用于地方公共服务和财政支出,其征收规则、预算使用和监督机制都必须明确。
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并没有遗产税、赠与税或房地产税即将全面开征的正式时间表,不能把政策讨论直接等同于征税决定。
但从长远看,土地财政难以回到过去,直接税体系需要完善,财产信息和征管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围绕存量财富完善税制,确实是一个值得持续观察的方向。
说到底,税收改革真正需要回答的,不只是向谁收税,还包括如何合理划定税基、保护基本生活和经营需求,以及让税收收入真正用于公共服务。
增量税源放缓,并不意味着存量税可以简单填补所有缺口。未来中国税制改革的关键,恐怕不是税种越多越好,而是让不同收入和财富群体承担与其支付能力相匹配的税收责任,同时建立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征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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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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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6-11-14 09:4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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