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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教万教教人求真,与汪品先院士共勉
科学有温度魏科 2026-11-16 15:12:52


从本学期开始,海洋地质学家汪品先院士开始在同济大学讲授《地球春秋》。周末“中国科协之声”公众号推送了一篇题目为《90岁,我在B站上公开课》的文章,报道逸夫楼一楼350人报告厅座无虚席,还有近50万人B站网友在线同时上了这堂课。


汪院士生于1936年11月14日,今年正好满90岁,90岁了依然思维敏捷,声音洪亮,全程“不曾停下来喝半口水”,敬佩老先生为教育事业的奉献,也为老先生硬朗身体而高兴。


汪先生是我国古海洋学的奠基人,南海深海科学研究的开拓者,研究成果在国内外海洋与地质科学以及石油勘探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然而,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传播越广,误解越严重。笔者从B站上找到相关视频,看了第一讲,越看越感觉不对劲,内容上硬伤错误太多,夹杂太多不严谨的内容。考虑到这些内容可能会使网友和同学对气候科学产生误解,进而影响人生三观和对国家“双碳”战略的认知,需要给高呼“爷爷好”的同学们说明一下。


以下进入正文。


1. “新仙女木事件现在证明是撞击成因”


“需要验证,有没有淡水,一打钻就知道,没有”,“现在证明是撞击成因”


这里汪品先院士提出:1)新仙女木事件的淡水注入理论被地质钻探所否定;2)北美发现的富碳黑色层、陨石球粒和超微金刚石等显示有撞击事件发生;3)撞击事件是冰后期新仙女木事件的成因。


这里所述的新仙女木事件(YD)是末次冰期结束后、全球回暖途中一次持续约1200年的急剧回冷事件,时间大约在1.17万年前。格陵兰冰芯记录显示,气温在数十年内骤降,北大西洋周边年均温下降5—10℃,冰川重新推进、森林退化为苔原。


这里有好几个事情需要证实:


1)有没有北美冰川融冰后形成的巨型湖泊?


当然有,甚至都不需要打钻去证明,今天去北美旅游,在明尼苏达、北达科他、曼尼托巴的原野上能看到一条条高出地面的古湖滩,这一系列古湖滩的年代完全对得上。


当时北美大陆上巨大的劳伦泰德冰盖在冰后期开始消融,形成了阿加西湖(Lake Agassiz)、麦克康奈尔湖(Lake McConnell)、易洛魁湖(Lake Iroquois)等大量冰堰湖。


其中阿加西湖是末次冰消期北美中部最大的冰堰湖,曾经覆盖美国和加拿大中部大面积区域,现在的温尼伯湖、温尼伯戈西斯湖、伍兹湖等都是其遗迹,留下多段古湖岸线与阶地,其中的坎贝尔岸线在加拿大曼尼托巴省西南部绵延数百公里。


阿加西湖溢流与爆发性排水进入海洋的总体路径图[1]


加拿大曼尼托巴省莫登附近赫尔曼(Herman)、诺科罗斯(Norcross)、廷塔(Tintah)坎贝尔(Campbell)、麦考利维尔(McCauleyville)古湖岸线的遥感图及现场照片[2]


2)撞击是否存在?是否引起了新仙女木事件?


已经被证否。


关于2007年研究提到的富碳黑色层、超微金刚石、铱与镍富集、含地外氦的富勒烯等标志物等,该研究发表在《PNAS》杂志上[3]。这篇文章提出在1.29万年前有一次地外撞击/空中爆炸,并把它与新仙女木降温、北美巨型动物灭绝等捆绑在一起。


这是一个假说,文章是真的,但结论不见得是真的。


2009年,同样在《PNAS》刊物发表了另一篇文章进行了验证研究[4],发现铱浓度低了一个数量级、落到地壳水平,他们还指出原文的镍—铱呈负相关,而这两种亲铁元素在已知撞击体中一律正相关;作者们在7个地点(含原作者两处)进行重采样,无一项可复现。2010年《PNAS》又有一篇文章发表[5],指出2007年研究所说的超微金刚石实际上是石墨烯/石墨烷聚集体的误识。富碳黑色层本身是全球湿地中常见的、跨越多时代的沉积物,并非撞击专属。


很明显,2007年的事实认定很有问题。2023年,还有一篇关于该研究的综述文章[6],发表在《Earth-Science Reviews》杂志上,对2007年PNAS文章“撞击事件和新仙女木假设”给的评价是“方法有缺陷、假设不当、结论可疑、事实陈述错误、误导性信息、不可复现的观察、逻辑谬误、选择性忽略反面信息”,并明确判定该假说应被拒绝。


事已至此,那篇2007年的文章已经被捶死了,但是PNAS目前还没撤稿,但是同一话题的其他论文确实有撤稿,例如2026年2月《PLOS One》杂志撤回两篇关于该理论的支持性论文[7]。其实从作者的专业领域就能看得出专业度,2007年这篇PNAS文章的作者Richard Firestone 是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核物理学家,擅长的是γ谱与同位素数据表,而不是地质学家或者气候学家。


3)新仙女木事件的形成机理


目前关于新仙女木事件科学界共识是回暖期北美劳伦泰德冰盖崩解,阿加西湖(Agassiz)等巨量融水注入北大西洋,导致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AMOC)减弱,中断了低纬向高纬的热量输送,从而导致北大西洋周边降温。


1989年著名气候学家华莱士·布勒克(Wallace S. Broecker)在《Nature》杂志发表文章[8],提出劳伦泰德冰盖融水(主要来自阿加西湖)从原本向南经密西西比河排入墨西哥湾,突然改道经圣劳伦斯河进入北大西洋,导致表层水淡化、密度降低,抑制北大西洋深层水(NADW)形成,从而削弱大西洋温盐环流(AMOC),引发新仙女木冷事件。


后来因东向出口的地貌证据存在争议,Broecker本人也曾对路径细节表示过怀疑,后续很多研究对路径与地质证据做了重要更新,例如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团队[9]和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团队[10]分别在《Nature》和《GRL》杂志发表文章,通过地貌特征分析和水力模型估算,提出西北向(马更些河)地貌特征、时间吻合度和对AMOC的影响更为稳定。目前多数研究者认为,西北向泄水(或东向+西北向的组合)更可能是新仙女木初期淡水扰动的主要来源,共识度非常高。


目前已经有大量耦合气候数值模拟工作,证明阿加西冰湖改道带来的淡水注入,能够抑制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AMOC),在北大西洋周边产生与新仙女木事件匹配的千年尺度降温。1995年真锅淑郞(Syukuro Manabe)在《Nature》杂志的文章[11]是最早一批耦合模式经典试验,向北大西洋施加淡水通量,温盐环流(AMOC 前身)快速减弱,北大西洋周边出现剧烈降温,复现了冰芯记录里突变式冷暖翻转,奠定这套机制的模拟基础。


2026年,德国阿尔弗雷德・魏格纳极地与海洋研究所研究团队在《Science Advances》杂志发表新研究,进一步细化相关理论,提出“两阶段淡水强迫”假说,指出除了在YD早期有大量阿加西冰湖淡水注入,在中期还有暖水入侵诱发冰山消融形成第二波淡水,从而把弱AMOC续上,形成持续长达一千多年的YD冷态,这与北美大陆观测到的多次洪水记录相互印证。


2. “我们现在的变化画在这张图里,那就是底下那一点点,非常小的一点”


这句话属于“真话说对了一半”。


在地球已知的历史上,过去自然的温室气体变化幅度确实非常大,在过去,变化幅度达到1万ppm确实属实;人类活动导致温室气体从1750年约278ppm升到2026年中期约430ppm,增幅确实不超过200ppm。


然而需要区分时间尺度,也就是花多长时间变化了多少,既要考虑变化幅度,也要考虑变化速率。例如一只乌龟一天跑3千米和博尔特用9.58秒钟跑100米,代表的含义完全不同。不能因为乌龟跑了3千米而博尔特才跑100米,就否认博尔特天纵奇才跑得最快。


在大约5.4亿年前的早古生代,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峰值大概能达到10000+ ppm,在约3亿年前的晚古生代最低值接近200ppm,这段自然变化可以看做是振幅极大的变化,用时约2亿年,平均算下来的变化速度约为每年0.00005ppm;与之对比,在2023和2024年,全球大气CO₂浓度增加值超过3ppm,是自然变化的6万倍以上,速度如此悬殊,绝对相当于人从100楼磨蹭走下来和从100楼跳下来的区别了。


差这么大的数量级,完全就是不同的物理事件了。自然气候变化相当于“人活百岁会死”,人为气候变化相当于“你还有半天”,对于前者相信大多数人不会过于担心,不会早上起来为此而忧愁,而对于后者,怕得马上想办法了。


还可以把现在的气候变化和地球历史上一次极端事件进行比较,距今5600万年的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PETM)是研究非常多的一次“突发性”快速增暖事件,这里的突发性是针对地质时间尺度而言的。根据2021年IPCC的估计[12],在PETM期间,在大约3000-20000年里,大气中的CO₂浓度从约900ppm(误差范围800-1000),飙升到约2000ppm(误差范围1400-3150),在这一过程中,全球温度升高4-8℃。


即使是这么极端的变化,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增加速度约为每百年4-42ppm,平均而言,每年增加值约为0.04-0.42ppm,这距离现在人类活动引发的温室气体增加速度(>3ppm/a)还差着一两个数量级。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说人类活动的作用已经超过了自然的过程有什么错呢?



3. 1972年,在布朗大学举行国际会议,讨论下一个冰期的降临,会后致信尼克松总统:“假如人类不加干涉,现在的暖期将很快结束,全球变冷……可望在几千年、也许几百年后降临”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汪品先院士既然讲到了这个故事,就需要把故事讲得完整一点。


关于1972年布朗大学的学术研讨会,召集人是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地质学家乔治·库克拉(George J. Kukla,后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拉蒙特-多尔蒂地质观测台)与布朗大学地质学家罗伯特·马修斯(Robert K. Matthews)。研讨会的主题是“当前的间冰期:它将如何及何时结束?”[13]


会议没有宣布冰期将至,与会者讨论的是另一件事:这段温暖的间冰期已进入后半段,而人类对它的终点几乎一无所知。美国气象学家詹姆斯・默里・米切尔(J. Murray Mitchell Jr.)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议论文集(《Quaternary Research》1972年专刊)中单独撰文[14],明确指出,人类活动(包括大气二氧化碳的增加)对未来气候的净影响很有可能是变暖,从而有利于维持当前间冰期的延续。


1972年12月3日,乔治・库克拉与罗伯特・马修斯联名致信美国总统尼克松,转述会议的研判,提请美国政府重视气候风险。信里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话:“若当前降温速度持续,其速率似乎已快到足以在约一个世纪内将气温推向冰河期水平”,紧接着还有一句“理解气候变化机制所必需的知识,令人痛惜地不足,终极原因仍然未知。


总统科学顾问办公室(PSAC)的Edward David在18天内复函,要求美国商务部、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与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跨部门评估气候风险”。


这封信被转给国务院国际科技事务局,再交由跨部门大气科学委员会(ICAS)评议。ICAS随即组建了一个临时特设小组——间冰期专题小组承接评估工作,该小组1973初启动,在当年完成评审与报告提交后解散。


针对库克拉与马修斯的信件,临时特设小组指出当时的古气候证据不足以支撑“冰期近期到来”的判断,气候系统同时存在气溶胶冷却与CO₂温室变暖两种反向人为强迫,二者博弈的结果尚不清晰。专题小组呼吁美国启动全国性气候研究计划,这份建议成为美国联邦气候研究体系建设的重要推手。


1974年8月,美国商务部设立“气候变化委员会”(CCB),由NOAA首任局长罗伯特·怀特(Robert M. White)任主席,成员包括NSF、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国防部、农业部等部门专家。CCB的职责不仅是监测,而是“每半年向国会提交评估与政策选项”,从而把科研需求转为法定任务。


1977年CCB向国会递交报告,提出“降温与升温信号并存,亟需权威科学判断”,遂根据《联邦咨询委员会法》正式致函美国国家科学院(NAS),请求NAS进行独立评估。


1977年7月,NAS组建“二氧化碳与气候”评估委员会,由著名气象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朱利·查尼(Jule G. Charney)担任主席,委员会里还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华莱士·布勒克、美国NOAA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实验室的真锅淑郞等知名科学家。委员会还得到NASA戈达德空间研究所的詹姆斯·汉森(James E. Hansen)等人的支持。


1979年7月,美国科学院发布报告《二氧化碳和气候:科学评估》[15],报告估计,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翻倍(从工业前水平约 280ppm 增加到 560ppm)可能导致全球温度上升1.5℃至 4.5℃,最佳估计为3℃。


报告强调需要进一步研究和监测,并警告如果二氧化碳排放持续增加,可能导致显著的气候影响,包括海平面上升和生态系统破坏。这份报告成为气候研究的重要基石,清晰地反映出当时科学界对全球变暖的关注与担忧,而非所谓的全球变冷。


科学家在上世纪70年代有没有形成关于全球变冷的共识?2008年,美国NOAA的研究人员在《BAMS》杂志发表文章[16],他们回顾了从1965年至1979年发表的所有关于气候预测的文章,分析发现,在这段时间内,科学文献中关于全球变暖的文章数量远多于全球变冷的文章。在调查统计的文献中,仅有7篇文章倾向于全球变冷,44篇文章倾向于全球变暖,20篇文章持中立态度。这充分证明当时科学界并未形成全球变冷的共识,温室效应及全球变暖才是研究的主流方向。


事实上,在50-70年代,全球变暖的研究方兴未艾,50年代,美国物理化学家汉斯·休斯(Hans E. Suess)提出后来著名的“Suess效应”,指出化石燃料燃烧会稀释大气14C,并与美国著名地球化学家罗杰·雷维尔(Roger Revelle)合作,明确工业革命以来化石燃料燃烧释放的CO₂不能完全被海洋吸收,首次明确警告人类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地球物理实验”[17]。1960年,查里斯·基林(Charles D. Keeling)在《Tellus》发表文章[18],首次报告观测到了大气CO₂逐年上升的趋势;1967年,真锅淑郞通过数值模拟,明确指出,大气中CO₂浓度翻番将导致地球表面温度上升约2.4℃。


1975年8月8日,美国气候学家华莱士·布勒克在《科学》杂志首次提出“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的概念[19],指出自然降温趋势不可能无限抵消二氧化碳增加带来的增温效应,“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指数级增长,将逐渐成为主导气候的关键因素,到下个世纪初,全球平均气温或将突破过去一千年间的历史极值”。


所以在这段完整的故事里,气候科学家从来没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们一直在衡量人类活动的各种影响,比较其与自然过程贡献的大小变化。在复杂的物理过程中,准确地抓住了目前气候变化的主导因素,那就是人类持续排放温室气体导致的温室效应增强。



4. “我记得2001年在爱丁堡召开了一个国际大会,请了一个Keynote Speaker,是一个老教授,他说你们这些人30年前讲要冷了是你们,30年后讲要热了还是你们,你叫我们怎么样建立对科学的信任呢?”


这里所述的“老教授”确实很知名,是科学怀疑主义运动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人物弗雷德·塞茨(Frederick Seitz,1911—2008)。


弗雷德·塞茨是固体物理学和凝聚态物理领域的重要人物,早年参与过曼哈顿计划。他曾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并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在职业生涯中,他先后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1962—1969年)和洛克菲勒大学校长(1968—1978年),参加了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是美国科学政策的制定者之一,并深度介入冷战时期科学与国家安全之间的联系。


作为一位具有极高学术声望的物理学家,塞茨无疑属于20世纪美国科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塞茨对核战、冷战有强硬的偏好,支持越战,支持台湾(1979—1994年担任“台湾行政院”科学技术顾问团主席,1995年获得紫色大绶景星勋章),反对核裁军,这与科学界普遍支持核裁军呼吁和平的立场相反,这使他在社会和知识界逐渐孤立,并在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中屡遭反对,这被他认为是美国科学界变得“僵化”——同事们既教条又封闭。


弗雷德里克·塞茨1979年退休,退休之后开始放飞自我,公开质疑科学,以下观点都是他曾经支持的:


  • 没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表明吸烟对健康有害;

  • 氟利昂破坏臭氧层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

  • 全球变暖的自然原因被忽视,人类活动的影响被夸大;

  • 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科学依据不充分;


1984年,塞茨联合创立了乔治·马歇尔研究所,成为美国著名保守派智库。通过马歇尔研究所,塞茨公开质疑“工业排放导致酸雨”的主流科学结论,将相关环保呼吁斥为“政治正确的夸大”。塞茨还强烈反对禁用DDT等强效杀虫剂,声称禁令会导致农业减产和疾病传播。


1990年塞茨与贾斯特罗、尼伦伯格合著《全球变暖:科学告诉我们什么?》[20]和《温室效应问题的科学视角》[21],质疑“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的科学依据,为老布什政府的气候不作为提供“理论支持”。


1994年马歇尔研究所发表塞茨撰写的《全球变暖和臭氧层空洞争议:对科学判断的挑战》[21],否认氯氟烃(CFCs)是臭氧损耗的主因,主张“火山卤素等自然因素更关键”,坚称臭氧洞是“自然现象”,与人类工业活动无关。


1998年,他策划了震惊学界的“全球变暖请愿书”事件(俄勒冈请愿书),他制造了一篇格式酷似《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的文章,声称有超过1.7万名科学家联署反对《京都议定书》,误导公众认为主流科学界对气候变化存在重大分歧。事件曝光后,1998年4月20日,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罕见声明[22],声明指出该请愿项目刻意误导科学家和公众,强调该请愿书不反映美国科学院的专家结论,从此与塞茨彻底划清界限。


塞茨与产业界的合作本质是利益交换,企业提供资金,他提供学术背书。塞茨作为雷诺烟草公司)的长期顾问(约1976/1979年至1988年),累计获得约58.5万美元咨询费。塞茨做为乔治·马歇尔研究所的联合创始人并长期担任主席(1984年起,至约2001年),1998–2008年间,该机构从埃克森美孚获得约71.5万至86.5万美元(不同统计口径略有差异,包括基金会和公司直接捐赠),从科赫家族基金会获得约62万–66万美元,从其他保守基金会(如Bradley、Scaife等)获得数百万美元。


但随着科学证据日益充分,公众环保意识提升,塞茨与产业界的合作关系逐渐难以为继。1989年,塞茨已经79岁了,跨国烟草巨头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公司内部备忘录显示,公司员工评价塞茨“年纪已大,且不够理性,无法提供有效建议”。在能源与化工领域,随着《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生效和气候变化证据的累积,企业发现塞茨的极端立场反而会引发公众反感,不利于企业自身形象。


进入21世纪后,即使是曾支持他的化石能源企业,也开始与气候否定论保持距离,塞茨逐渐被产业界“抛弃”,后期相关言论鲜有企业响应或资助。2008年,当97岁的塞茨去世时,除了少数保守派智库表示哀悼,主流科学界与产业界均保持低调。世界铭记的不是他的学术成就,更多的是他晚年的荒唐事,及其留下的争议性言论。


这样一个人参加会议作为Keynote Speaker,能有什么信用?


难以置信,这样的争议性言论汪院士还铭记得这么久。


5. 导致4.6亿年前大冰期是因为瑞典南部一次撞击事件


这里汪品先院士提出:发生在瑞典南部的撞击事件引发了4.6亿年前的大冰期和生物大灭绝事件。


这里好几个事情需要证实:


1)4.6亿年前的奥陶纪末大冰期


这里存在事实性错误,大冰期一般指的是晚奥陶世赫尔南特冰期(445.2—443.8 Ma),距今约4.45亿年前,而非4.6亿年。这次大冰期伴随着奥陶纪末大灭绝,也被称为第一次生物大灭绝。


在4.6亿年前确实也有一次中奥陶世冰室时期(约4.67—4.60亿年前),有海平面下降和氧同位素降温记录,但冰盖规模与范围一直有争议,属于“冰室状态”而非确凿的大陆冰盖。


2)瑞典大撞击的气候影响


2008年,瑞典隆德大学地质学系等的研究人员在《Nature Geoscience》发表研究[23],提出了一个假说:约4.7亿年前(中奥陶世),小行星带中L型球粒陨石母体在太空中发生大规模解体,产生了大量千米级小行星碎片,在随后约1000–3000万年间频繁撞击地球。这些中等强度、持续发生的撞击通过中等强度的扰动促进了生态位分化和生物多样性增加,即发生奥陶纪生物大辐射(GOBE),而并非造成大规模灭绝事件。


关于这个小行星解体,2019年,还是瑞典隆德大学的研究人员,他们在《Science Advances》杂志发表研究[24],进一步推测,这个小行星在太空解体后释放出大量尘埃,使内太阳系在数百万年内变得更加“尘埃弥漫”,从而削弱到达地球的太阳辐射,促使全球降温,推动中奥陶世冰室气候形成。

注意以上说的都是4.6亿年前的冰室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增加,而不是4.45亿年前的大冰期和大灭绝事件。


然而,以上假设在2021年遭遇巨大挫折,2021年丹麦团队在《Nature Communications》发表研究[25],他们利用天文年代学方法,对中奥陶世早期地层建立了高精度时间框架,发现陨石轰击比冰室状态的开始晚了80万年,而GOBE的启动比轰击早了60万年,换言之,哪怕有小行星解体,“撞击”既没有触发冰期,也没有触发奥陶纪生物大辐射事件。


3)奥陶纪末大冰期和大灭绝事件的形成机理


关于奥陶纪末大冰期和大灭绝事件的形成机理,学界其实有很多研究。例如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地球科学系Lee R. Kump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经典教材《The Earth System》作者)在1999年提出风化假说[26],认为塔科尼克造山运动(北美东部阿巴拉契亚山脉第一期主要造山事件)增强了硅酸盐风化,长期消耗大气CO₂,使pCO₂降至阈值后触发冰期。


2017年,美国阿默斯特学院和华盛顿大学团队在《Geology》杂志发表文章[27],他们在我国华南和劳伦大陆的晚奥陶世海相地层中发现异常高的汞浓度,这些汞异常被解释为大型火成岩省多期喷发的产物。作者认为火山活动(而非单纯冰期)是奥陶纪末大灭绝的重要触发因素。


当然,这次大冰期和大灭绝还有其他的解释,包括冈瓦纳大陆漂到南极+低纬弧陆碰撞增强硅酸盐风化、降低CO₂,大陆弧岩浆活动减弱导致CO₂排放下降等,海洋中有机碳大量埋藏等假设。这方面有不少的综述文章,例如2024年英国杜伦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戴维·哈珀(David A. T. Harper)在《National Science Review》杂志系统回顾了奥陶纪末大灭绝的现状、机制与争议[28],比较而言,作者认为火山活动是更深层的驱动因素。


比较下来,撞击/星际尘埃说属于非常边角的假说,并非科学共识。



6. 关于3400万年前南极冰盖的形成


汪品先院士提出:是宇宙尘埃环引发了3400万年前的大降温和南极冰盖的形成。

这里好几个事情需要证实:


1)是否有撞击坑?时间能否对得上?


答案是:存在,时间对不上;


西伯利亚和北美出现~100km的撞击坑,两个事件均发生在晚始新世,彼此时间非常接近,其中俄罗斯西伯利亚北部的波皮盖(Popigai)撞击坑直径~90–100km,撞击时间约35.7 Ma [29];


美国弗吉尼亚州切萨皮克湾地区的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直径约为85 km,撞击时间约35.5 Ma [30]。


它们发生时间比南极冰盖形成(34 Ma)早了约150万年,无法解释为何冰盖要等到150万年后才扩张。


2)铱异常存在,但是弱1-2个数量级


晚始新世铱异常确实存在,但幅度通常比引起恐龙灭绝的K-Pg界线低1–2个数量级、剖面间一致性较差,不同钻孔/剖面之间铱峰值的幅度、层位精确对应存在差异,且常多个因子影响,信号不如K-Pg清晰稳定。


2024年,国际知名古气候专家布里奇特・韦德(Bridget S. Wade)在《Communications Earth & Environment》发表论文[31],选取墨西哥湾 DSDP 94站位,时间跨度35.85–35.49Ma,对浮游、底栖有孔虫的氧同位素数据进行分析,在撞击层没有检测到同位素漂移、气候异常信号,简言之,就是没有同步的降温、升温或者碳循环扰动,也没有海洋生产力突变。


3)尘埃环假说,过时的假说


尘埃环假说是美国天文学家、地球物理学家John A. O’Keefe于1980年提出的[32]。这个假说认为在大撞击之后,部分被抛射出的玻璃陨石和微玻璃陨石未落入地球,而是被地球捕获,在近地轨道上形成类似土星的环系统,遮挡太阳辐射,从而影响地球气候。


然而这个假说逻辑错误比较多,主要是纯弹道抛射物无法留在轨道上,会在一两个轨道周期内再入大气(大多数抛射物达不到第一宇宙速度7.8km/s),另外哪怕形成近地环,也会很快被月球潮汐力与太阳摄动所迅速破坏,撑不起“百万年级”的持续遮光。


还有一点很重要,撞击喷出物很快会被拉平到接近赤道面,对极地气候影响很有限。2002年,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和桑迪亚国家实验室研究人员,假设可以形成尘埃环,模拟了地球气候[33],明确指出热带和副热带会显著降温,全球变干变冷,但是南北温差减小,不具备驱动南极大陆冰盖启动的条件。


4)关于南极冰盖的产生


与南极冰盖形成有关联的是始新世-渐新世转变(EOT)事件,关于该事件有不少比尘埃环假说更有竞争力、更合理的机制解释。


其一是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持续降低,从始新世>1000 ppm降到渐新世约560 ppm[34],其驱动因素之一是印度次大陆漂入低纬,德干玄武岩风化增强;另外是青藏高原造山运动,大规模地形崛起也加强了岩石风化,都大规模耗大气CO₂。


另外的解释和南大洋通道开启有关[35],这是CO₂降低驱动的辅助。由于板块运动,澳大利亚与南极洲之间的塔斯曼海道,南美洲与南极洲之间的德雷克海峡相继打开,环南极洋流因此形成,从而使南极处于被热隔绝的状态,导致温度降低。


目前学界对3400万年前南极大陆冰盖的形成原因共识度比较高,大气CO₂长期下降并越过临界阈值是首要控制因素,南大洋海道开启形成环南极洋流起到热隔离、放大冷却的作用,另外,米兰科维奇轨道强迫提供了冰盖快速爆发的时机,最终依赖冰雪-反照率的正反馈机制推动冰盖扩张。


5)天体驱动假说出圈但认可度低


20世纪80年代,在白垩纪末撞击导致恐龙灭绝假说的带动下,一系列天体驱动假说(尘埃环假说、涅墨西斯(死星)假说、彗星阵雨)集中冒了出来,都在80年代掀起过一轮很高的研究与讨论热潮,属于当时非常出圈、争议极强的“热门非主流假说”,但是有“热烈研究高潮”≠“得到认可”,科学界最终认可看得还是证据,还需要理论计算和模拟的证实。


除了O’Keefe的尘埃环假说,物理学家兼天文学家理查德·穆勒(Richard Muller)提出“死星假说”[36],这个假说认为,我们太阳有一个叫做“涅墨西斯”的伴星,是一颗距离地球1.5光年的红矮星,每隔2700万年穿越奥尔特云,对太阳系内的彗星轨道产生影响,导致彗星撞击地球并引发类似于K-Pg撞击事件的大规模灭绝事件。另外穆勒还提出“穆勒和麦克唐纳德”假说,这个假说认为地球气候的10万年周期是因为地球轨道平面每隔10万年会倾斜到一团星际尘埃云中,从而影响到达地球的太阳辐射。


1996年,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气候学家华莱士·布勒克看不下去了,在拉蒙特多尔蒂地球天文台举办了一个研讨会,邀请了该领域的主要专家参加了一场激烈的辩论,理查德·穆勒也受邀参加介绍了他的理论和依据,事后,相关专家的评论一致整齐——忒不靠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全球变化科学中心创始主任、冰川均衡调整(GIA)理论奠基人迪克·佩尔蒂尔(Dick Peltier)评价“论点毫无说服力”,布勒克的评价直截了当:“地球的气候和米兰科维奇周期……二者之间至少有一些物理联系,而里奇·穆勒连这点物理联系都没有。”


7. “人类已经超过自然了,这句话是了不得的危险,这就是人类中心论”


这一部分汪品先院士主要批判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下一代的地球系统科学》中一句话“人类……在驱动地球系统的行为方面,已经变得相当、甚至超过自然过程”(However, today, the expansion of human technologies and activities have come to rival and even exceed the magnitude of natural processes in driving the behavior of the Earth’s systems.)


这个报告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与医学院(NASEM)受美国科学基金会委托编写的,其中的论点实际上是有硬数据支撑的。可以比较的维度非常多,最简单也是最核心的是看碳、氮、磷、硫等关键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人为通量与自然通量的对比。


1)碳循环

全球人为活动化石燃料排放约11GtC/a,比较而言,全球火山CO₂排放约0.1–0.3GtC/a,人类为火山的数十倍。


另外,全球陆地与海洋光合作用/呼吸交换约200PgC/年,光合作用与呼吸作用数值大,但是几乎相互平衡。


人为排放虽小于总自然交换量,但持续打破自然平衡,导致大气CO₂持续上升。在“净扰动”意义上,人为活动已主导碳循环失衡。


2)氮循环

目前人为活性氮(哈伯-博施工艺制造氮肥+豆科作物种植+化石燃料燃烧)约210-230TgN/a;自然固氮(生物固氮+闪电)约65TgN/a,人为活性氮产量已大幅度超过自然固氮总量。全球氮循环被人类活动放大约3倍以上,这是“超过自然过程”最明确的例子。


3)磷循环

目前自然风化过程的磷释放量约10–20TgP/年,人为开采与施用量约40TgP/年(磷矿开采+化肥),人为磷采用量已大幅超过自然风化通量,导致陆地-水体磷通量显著增加。


4)硫循环

人为活动(燃煤、冶炼、航运)的硫通量约为40–55TgS/a,自然过程(海洋生物、火山、土壤和植被)的硫通量约为25–40TgS/a,人为硫通量大于自然总通量,虽然近年因全球控硫(尤其是全球航运IMO限硫),人为排放下降,但总体还是大于自然总通量。


5)人类中心论

人类中心论(Anthropocentrism)认为人类是宇宙的中心,认为人类的利益、价值与需求应当优先于其他物种和非人类自然。


与人类中心论相提并论的还有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这是环境伦理中的标准三驾马车。各种理论分头发展,到了上世纪80年代,环境伦理学教材开始把三者并列。


从定义上来看,汪院士这个“人类中心论”标签贴的不是很好,目前从中国到美国到欧洲,科学界更多是在反思人类活动对地球环境造成的影响,主张“有序人类活动”,努力减少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尤其是减少全球变暖、空气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承认人类活动已经超过自然过程,不是“了不得的危险”,与之相反,反倒会促使全人类走上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发展之路,这不是“人类中心论”,也不是三驾马车中任何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系统,同时兼顾人的发展权与生态保护,超越了普通环境伦理学中的二元对立框架,是更为宏观、独立的、整合性的人地观。


8. 总结


关于教学,教育学家陶行知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求真”是教学的基本。青年学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在形成的关键时期,需要学习求真务实的科学家精神,将准确的科学认知传递给年轻人本身就是一种言传身教。


著名化学家徐光宪院士有一句关于教学的话,也与大家共勉:“对我们教师来讲,就是上课比天大,科研比天大。这是一种基本的敬业精神”


孔子晚年修订的《春秋》,遵循“笔则笔,削则削”,孔子一方面删繁就简,运用春秋笔法寓褒贬,同时他治学不喜“怪力乱神”,对纷纭歧异、不经的杂说有所裁汰。这门课的名称为《地球春秋》,削掉了气候科学的精髓,保留了太多过时和已被学界所证伪的观点。例如,新仙女木事件的撞击成因、南极冰盖形成宇宙尘埃假说等,都是来自上世纪80年代的假设。有些观点不能反映学术全貌,例如70年代全球变冷说。


值得关注的事,还有一些观点是受全球科学质疑运动的影响,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围绕二手烟致癌、臭氧洞、酸雨、DDT与杀虫剂、全球变暖等环境议题,相关产业通过少数有学术背景的人强调“不确定性”、放大争议、攻击科学家等,释放出数百个质疑科学共识的观点和相关材料,持续影响全球学术界和舆论,例如70年代全球变冷说、科学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气候规律不可知等。


相关内容请参照之前的文章


在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术业有专攻,学者的认知主要集中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一旦跨界和发挥,容易将未经查证和道听途说的知识内容误以为是科学共识,将不准确的知识传递给公众和学生。


学者的治学是否严谨,在自身领域内只有同行看得出来,但同行因为各种原因引而不发;而一旦走出小圈子走向公众,当迈过自身专业领域时,容易被其他领域专家一眼就看得出来。在前互联网时代,很多事情需要其他领域专家来识别,在AI时代,同学们自己认真学习当能有所识别。


当然,课程的硬伤不止以上这些,笔者只是在熟悉的领域随便抓几个而已,其他的内容网友们自己识别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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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6-11-15 20: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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