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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1931年，张国焘从苏联回国后，被党中央派往了鄂豫皖苏区，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

而鄂豫皖根据地，正是我红四方面军的发源地。

红四方面军成立于1931年11月7日，在湖北黄安的七里坪正式成立。下辖第四军和第二十五军，兵力三万人。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为政治部主任。

红四方面军成立初期，战果累累，所到之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张国焘乐极生悲

占领黄安县城的战斗中，红四方面军就歼敌一万五千多人，其中还俘虏了近一万人，缴获枪支7000支，迫击炮10余门。

两个月后，红四方面军又在黄安以东的苏家埠，与蒋军进行了一场历时48天的大战。

红四方面军此战共歼敌三万余人，俘虏敌人一万八千余人，枪支一万五千多把，机枪250多挺，还有山炮四门，电台五部以及大量军用品，这也是红四方面军成立以来，取得的空前胜利。

红四方面军以战养战，部队迅速发展为四万五千多人，根据地人口也由原来的百余万人扩张到了三百万人以上，由此，鄂豫皖根据地进入了鼎盛时期。

然而我红四方面军的连续胜利，却使得鄂豫皖苏区的最高领导人张国焘有些兴奋过头了，他开始错误地判断敌我双方的实力。

夸张到什么程度呢？张国焘居然认为蒋军主力只剩下7个师，其余的都是杂牌部队。我军凭借目前的力量，已经可以忽略敌人的威胁了。

接下来，鄂豫皖根据地与红四方面军的遭遇，彻底将张国焘的“幻想”击了个粉碎。

蒋军对红四方面军开启了连续八个月的围剿，张国焘的作战风格与共产国际来的李德差不多，都是不顾及红军战士的实际情况，一味地要求战斗，战斗，再战斗。

由此带来的恶果就是：红四方面军在极其疲惫的情况下，强行与蒋军主力展开决战，致使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失利，被迫从鄂豫皖根据地撤离。

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撤离到川陕根据地，这中间的2000公里，蒋军一直在疯狂追击，其艰难程度，完全不弱于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1932年正是四川军阀开始大混战的年代，军阀们都纷纷往富饶的成都盆地去，川北贫瘠的连绵大山以及民众时常发起的暴动，恰好给了红四方面军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条件。

经过数次战斗后，红四方面军很快就建立起了包括23个县，500万人口在内的川陕根据地，继而川陕省委和政府也成立了，红四方面军历史上又一个革命的高峰期来了。

红四方面粉碎川军的围剿

1933年9月，川军在老蒋的连续催促下，停止了内战，开始集结兵力，大举围攻我川陕根据地。

老蒋这次是下了血本，出了200万军费，一万条枪以及数百万发子弹，支援川军对红四方面军发起进攻。川军在刘湘的号召下，几乎动员了全省的兵力，集中了110多个团，总兵力达到了20多万，还配了18架飞机。

当时，红四方面军的兵力连同游击队在内约为八万人，无论人数还是武器装备，都处于劣势。

可想而知，保卫川陕根据地的战斗，注定是空前惨烈的。

川军的进攻分为六路，刘湘放出大话：要在三个月之内全部肃清入川的红军。

面对数倍于我军的强敌，红四方面军决定采取“收紧阵地”和“积极防御”的方针，在节节抗击的过程中，争取大量消耗敌人，进而创造最后反攻敌人的战机。

不得不说，红四方面军针对这次川军的“围剿”，反制的战略战术是相当正确的。

而且我军收缩阵地的行为，还引起了川军将领的错觉，他们认为我军马上就要全线崩溃了，还发起了更为猛烈的进攻。川军哪里知道，红四方面军是在以退为进，寻找战机。

1934年3月4日，川军发起了第二轮进攻，红四方面军依旧是节节抗击，致使川军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时间到了1934年6月，刘湘为了尽快消灭我川陕根据地，调集了20万大军向万源发起了进攻。此时，红四方面军已经退出了大约90%的根据地，几乎已经退无可退了。

徐向前领导了“万源保卫战”，这是关系到红四方面军生死存亡的最后一战，这一仗一直打到了8月，无论刘湘是用金钱还是大棒，都无法让川军再进一步。

接下来，红四方面军的总反攻就开始了，最终让川军对川陕苏区形成的包围圈全线崩溃。

到8月23日，刘湘在给老蒋的电报中，报账：川军“围剿”红军，耗资1900万，官损5000，兵折80000，难以为继。

红四方面军嘉陵江战役大胜

就在红四方面军正在庆祝这场艰难的胜利时，张国焘和徐向前都陷入了一种迷茫的状态，因为他们得到消息：远在江西的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了。

1935年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接到中革军委的电报，要求红四方面军派出一个师南下，接应从贵州进入四川的中央红军北渡长江。

收到这封电报后，红四方面军很是难办：因为一个师无法完成这个任务，而全军出动，又意味着将放弃川陕根据地。

最终，红四方面军决定：先去把刚接管广元，昭化地区防务的胡宗南部吃掉，寻找机会向甘肃南部拓展根据地，这样就能牵制住敌人的大部分兵力，进而配合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

可惜的是，无论是中央红军攻打土城的战役，还是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发起的广昭战役，都没有取得预想的战果，被迫撤离了战场。

当时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设想是：红四方面军全力向西进攻，中央红军也转入川西，如果我军这两支主力方面军能够在四川腹地会合的话，那么我国革命的历史都将会重写。

但中央红军因为北渡长江受阻，不得不改变了原定计划。

可红四方面军根据中革军委电报指定的西渡嘉陵江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了。而且由于川陕根据地的部队向西压缩后，导致川军刘湘的主力部队占领了万源，正向通江，巴中推进。

之前的川陕根据地已经被压缩得很小了，对于红四方面军而言，几乎无法返回，只能执行西渡嘉陵江的作战计划。

用徐向前的话来说，那就是：箭在弦上，非进不可。

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在嘉陵江沿岸与邓锡侯统一指挥的川军，发生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战役。

从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开始，到一路追击敌人，一共历时24天，歼灭了敌人12个团约10000人，攻克了南部，阆中，剑阁，昭化，梓潼，平武，彭明，北川八座县城，控制了大约300里的地区。

乐不思川陕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占领了川北地区之后，才第一次体会到了丰衣足食的滋味。

川北真是一个好地方啊！物产丰富，粮食充足，仅是在中坝筹到的粮食就有900多万斤，还有大量的盐巴，腊肉，豆瓣酱，辣椒面等。

而且这里扩充红军的工作进展也很顺利，仅江油地区参加红军的贫苦农民就高达6000多人，这让红四方面军在嘉陵江战役中受到损失的各师团，都得到了兵员补充。

就在红四方面军官兵，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享受大米和腊肉时，总指挥徐向前却是心急如焚。

徐向前不断给位于作战队伍后方的张国焘打电报，反复请示同一个问题：是否能把南边的部队收缩回来，集中力量向北进攻甘南？

可是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张国焘都没有给予明确的回复，由此也导致了徐向前向北发展根据地的计划，很快因为没有了战机而落空。

其实还在嘉陵江战役还在进行的时候，由陈昌浩率领的东线部队已经开始向西转移了，而且采取的还是坛坛罐罐都带走的大搬家模式。

嘉陵江战役结束后，红四方面军位于嘉陵江以东的所有机关和部队都撤到了嘉陵江以西。

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4月21日，川北腹地苍溪北川军占领，川陕根据地从实际上来看，已经不复存在了。

作为川陕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张国焘放弃川陕根据地的决定是他自行作出的，并没有向中革军委报告。

但实话实说，张国焘作出这样的重大决定，是有着一些客观原因的。

从建立川陕根据地到发动嘉陵江战役的两年多时间内，根据地处于战争状态的时间就长达16个月，在川军的反复“围剿”之下，根据地内部支持战争需要的各种条件，已经不再具备了。

尽管中央红军的行动计划一直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红四方面军还是在不顾一切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否则红四方面军即便是要向北发展，也没有必要强渡嘉陵江，直接从川陕根据地进入陕南会顺利得多。

但不可否认的是，川陕根据地的丧失，带来的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

当这块红色根据地不复存在之后，标志着我党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以来，所有的大型根据地全部丧失了，此后我军的武装，全都处在了没有根基的移动中。

而且川陕根据地的丢失，还导致了红二十五军没能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后记

张国焘在江油主持召开了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会议。

对于放弃川陕根据地的原因，张国焘的解释是：为了迎接中央红军北上，在与中央红军会合后，一起开辟川西北新苏区。他建议红四方面军西出，占领北川，茂县，理县，松潘，背靠西康地区作为立足点。

对于张国焘的建议，与会者没有提出异议。

就当前的严峻形势来看，红四方面军已经没有第二种选择了。

当然，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的张国焘，对于这样的决定，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此时的张国焘，已经从过于乐观转化成了过于悲观了，他还曾私下询问徐向前：将来怎么办？如果刘湘发起新的进攻，该怎么个打法？去汉中行不行？

其实从张国焘没有向中央报备，就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就看得出来，他个人早就有了撤离的倾向了。

正是这种心态，让张国焘即使占领了川北新区后，也没有留下部队坚持斗争，而是让全军西进，进而开启了红四方面军的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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