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走过30年，下一步往哪走？

42.8克，这是大熊猫“成浪”出生时的体重，甚至不及一枚鸡蛋的重量。

2019年，“成浪”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出生，刷新了当时全球初生体重最轻大熊猫幼崽的纪录。

由于体重过轻，“成浪”无法自主吃奶。为帮助它活下来，基地工作人员在不麻醉母熊猫的条件下采集初乳，再通过人工育幼的方式喂给幼崽，帮助这个脆弱的小生命渡过难关。

11月3日，2026全球熊猫伙伴大会平行会议之一的“大熊猫等濒危物种保护交流合作对话”上，“成浪”的故事被提及，这也成为大熊猫保护科研技术不断进步的一个生动注脚。

据悉，该会议由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新华通讯社品牌工作办公室、新华通讯社四川分社、新华通讯社新闻信息中心、大熊猫国家保护研究中心、成都传媒集团主办。

30年来，我国大熊猫保护研究国际合作取得了哪些成果？站在新的时间节点，合作又将走向何方？此次会议上，来自国内外保护机构、科研院所、动物园等的专家学者，围绕这些话题展开交流。

跨越国界的合作 大熊猫保护成果持续扩大

“大熊猫国际合作的首要定位，是濒危物种保护的科研合作。友好交流是成果，而不是目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玉林在交流中表示。

他介绍，20世纪90年代，我国调整大熊猫对外交流模式，确立以科研合作为核心的国际合作框架。“这一机制强调中外双方在繁育遗传、疾病防控、饲养管理等领域开展联合研究，实现技术、数据和人才的双向交流。”

新加坡河川生态园的实践就是一个例子。

2012年，大熊猫“凯凯”“嘉嘉”抵达新加坡。2021年，经过7个繁育周期的努力，两只大熊猫通过人工授精方式，成功繁育出首只在新加坡出生的大熊猫“叻叻”。

“在合作过程中，新加坡科研人员不仅加深了对大熊猫繁育规律的认识，还积累了在热带气候条件下维持其繁殖周期稳定的经验。”新加坡河川生态园相关负责人表示，从日常健康检查、采血训练，到通过行为观察调整饲养方式，这些实践都成为双方科研交流的重要内容。

国际合作的意义，也不局限于科研领域。“大熊猫让数百万游客增进了对濒危物种保护的认识，也让人们看到中国在保护大熊猫及其生存环境方面付出的努力。”法国博瓦勒动物园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鲁道夫·德洛尔表示，面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诸多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机构能够独自应对，国际合作尤为重要。

截至目前，我国已与20个国家26家机构开展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69只大熊猫先后旅居海外，共成功繁育45胎73崽。

国际合作下一站：保护不止于动物园

当大熊猫人工繁育不断取得突破，国际合作的下一步是什么？

杨玉林表示，过去30年，大熊猫国际合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攻克繁育难关。如今，随着圈养种群规模稳步增长，保护工作正面临新的课题。

例如，如何做好老年大熊猫健康管理？如何防控慢性疾病、维护种群遗传多样性？这些都需要全球科研力量共同应对。

更重要的变化，是国际合作将进一步走出动物园。

“大熊猫保护的根本是野外栖息地，圈养合作不能替代就地保护。”杨玉林表示，气候变化、栖息地碎片化等问题，仍是影响野生大熊猫长期生存的重要因素。

未来，大熊猫国际科研合作将进一步向野外生态保护延伸，围绕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建设、竹林生态监测等开展联合研究，以大熊猫这一旗舰物种为纽带，带动栖息地内其他野生动植物的协同保护。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副主任兰景超介绍，近年来，基地引进了10名国际知名专家，涉及疾病防控、临床管理、资源管理等领域。未来还希望通过整合前沿科研技术与国际合作经验，将大熊猫保护形成的有效方法推广至其他濒危野生动物保护领域。

记者 魏捷仪 摄影 王逸飞 责任编辑 蔺虹豆 编辑 王钟婧玥 审核 常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