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武只是起点，库尔德和解进程能走多远取决于土耳其的政治包容度

土耳其议员1日证实，被土政府监禁的库尔德工人党（库工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厄贾兰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已被转移至一处新建监舍。亲库尔德人的议会政党呼吁土政府以此为契机，加速推进与库工党的和解进程。

其实，自2024年10月土耳其执政联盟向库尔德政治力量释放破冰信号以来，这场官方称为“无恐怖主义土耳其”、旨在终结政府与库工党四十二年流血冲突的和解进程已经推进两年有余。从在押的厄贾兰号召弃武，到库工党宣布解散，再到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框架法案，和解进程取得历史性突破。然而，随着重心转向政治善后，真正的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

多重因素逼库工党弃武

土耳其政府与库尔德政治力量的和解，源于国内政局与地区环境的双重驱动。国内层面，在2024年3月地方选举中，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借库尔德选民支持赢得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等主要城市，动摇了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的执政优势。与此同时，土总统埃尔多安力推在2028年大选前制定新宪法，而执政联盟在议会600席中仅占316席，未达到将修宪案提交全民公投所需的360票。因此，争取拥有57席的亲库尔德政党的支持，成为推动和解进程的重要政治考量。

作为跨界民族问题，库尔德问题的演进与周边地缘格局休戚相关。2024年3月，在土耳其的推动下,伊拉克正式将库工党列为“被禁止组织”，大幅收紧了其生存空间；在叙利亚方向，随着亲土过渡政府掌权，叙利亚库尔德人的自治空间急剧萎缩。加之美国逐步放弃对叙库尔德武装的扶持，库尔德力量作为大国地缘筹码的价值显著贬损，客观上倒逼库工党走上弃武和解之路。

对库工党而言，接受和解也是长期军事压力下的现实选择。近年来，土耳其依托国产无人机、电子情报系统和前沿基地，持续压缩库工党的活动空间，大幅削弱其山地游击战能力。在此背景下，厄贾兰于2025年2月提出的“和平与民主社会”倡议，为该党从武装斗争转向政治参与提供了方向。

弃武作为后续安排前提

与正发党政府主导的“第一次和平进程”不同，本轮和解由执政联盟中的民族行动党主席巴赫切利率先提出。这位向来对库工党态度强硬的政治人物提议，若厄贾兰公开呼吁解散组织并放弃武装，可允许其向议会党团发言，并为其获得推动解除武装的法律角色留下空间。这一安排既降低了正发党调整政策的政治成本，也确立了本轮和解的基本路径：不进行对等谈判，而是以先行解除武装作为后续政治安排的前提。

在土耳其国家情报局协调下，2024年12月，亲库尔德的人民平等与民主党议员获准登岛探视厄贾兰，重启了中断近十年的政治沟通渠道。2025年2月27日，厄贾兰发表书面声明，指出武装斗争模式已过时，要求库工党召开代表大会并自行解散。5月，库工党在伊北部召开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告决定解散组织架构。

在库工党实质性弃武基础上，今年8月10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加强民族团结与社会融合法》。该法案允许对未参与暴力犯罪的库工党成员暂缓起诉或暂缓执行刑罚，为其重返社会提供了法律框架。8月下旬，由副总统耶尔马兹牵头，外长费丹、防长居莱尔及情报局长卡林等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下设四个工作组推进落实，标志着和解转入制度化运作阶段。

和平下半场问题更棘手

今年8月，框架法案通过后，和解进程并未全面铺开，反而一度陷入技术性停滞。究其原因，在于双方对和解性质的认知存在偏差。土耳其政府旨在消除恐怖主义威胁，8月的立法仅是一部聚焦安全受降与人员遣散的治安法案，全文甚至未提及“库尔德”一词。而库尔德政治力量则将弃武视为换取民主权利的契机，而恢复地方民选治理、改革《反恐法》及保障族裔文化与语言权利等议题，至今未被纳入立法议程。

跨境分支的处置构成了另一重掣肘。土方要求库工党在叙利亚和伊朗的衍生组织一并弃武，尽管叙利亚民主力量已于今年8月宣布完成整编，但伊朗分支“库尔德自由生活党”仍拒绝缴械。鉴于新法实施须以国家安全委员会确认所有关联组织彻底弃武为前提，伊朗分支问题可能制约法案落地。

纵观和解进程，双方已跨越多个关键门槛，为终结持续四十余年的流血冲突带来了契机。但解除武装只是结束冲突的必要条件，并不意味着问题随之解决。如何回应库尔德群体在语言文化、地方治理与政治参与等方面的诉求，更考验土耳其的政治包容度。和平下半场面临的问题，比前期更为复杂棘手。 

（作者系上海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