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朱元璋诛杀功臣，受牵连而死的文武臣僚达四万人之多。翰林典籍孙蕡也受到诛连，罪名是为将军蓝玉题画。孙蕡临刑，口占一绝云：“鼍鼓三声急，西山日又斜。黄泉无客舍，今夜宿谁家。”孙蕡死后，朱元璋听说有这首诗，说：“有如此好诗，不覆奏，何也？”（《玉堂丛话》）于是将监斩官一并诛杀。

从这件事可以看到朱元璋何其草菅人命，还可以看到孙蕡面对死亡如何从容镇定——倘若乱了方寸，是不可能吟出如此好诗的。其实，这首诗并非孙蕡原创。五代王审知割据福建，建立闽国，死后国乱。建州（今福建建瓯）人江为有故人在福州（闽国都城）做官，惧祸逃亡，将投奔江南（南唐），间道拜访江为。江为留客数日，并为其起草投江南表。其人尚未出境，被闽国边吏捕获。役吏从其行囊中搜出江为所撰表章，于是连同江为一并收解，后又一同处死。江为临刑，词色不挠，说：“嵇康之将死也，顾日影而弹琴，吾今琴则不暇弹，赋一篇可矣。”乃索笔为诗曰：“衙鼓侵人急，西倾日欲斜。黄泉无旅店，今夜宿谁家？”（《五代史补》）听到的人无不为之悲伤。

江为所赋，与孙蕡所吟显然是同一首诗，而江为很可能是这首诗的原创。诗中虽然不无告别这个世界的哀伤，以至于连草菅人命的朱元璋也受到感染；却也仅仅是哀伤而已，刀架在脖子上还能写出这样的诗，可见作者在死亡面前真的无所畏惧。孙蕡因“无书不读”而知道这首诗，难得他在屠刀之下还能吟诵自如，且有所润色，也称得上大勇不惧了。他这一吟不要紧，监斩官因而送命，也陷朱元璋于孤陋寡闻。

吟诗作文并非易事，即便文人墨客，也需要具备一定的精神状态，失魂落魄就不用说了，便是心烦意乱，也难以落笔成章。由此可见，那些刀架在脖子上还能文思泉涌的人，必定具有超强的心理素质，而归根结底还缘于在死亡面前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唐朝凤阁侍郎刘祎之，以私议武后应归政而为人告发，“临诛洗沐，神色自若。命其子执笔占为表，子号塞不通书，祎之乃自捉笔，得数纸，词恳哀到，人皆伤之。”（《新唐书》）其子面临丧亲之痛，故“号塞不通书”；而他面对自身的死亡，却能自捉笔，不仅得数纸，而且“词恳哀到”，可见其神志清楚，死亡并没有将他吓倒。

古代志士在死亡面前大勇不惧，较之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有过之而无不及。三国时，魏国司马氏将篡，大肆屠戮异己，嵇康与夏侯玄等人均无辜被害。夏侯玄遭陷害，“考掠初无一言，临刑东市，颜色不异”（《世说新语》），在死亡面前保持了尊严。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顾视日影，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说：“袁孝尼（袁准）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同上）他们面对屠刀的勇气，被视为典范而千古称道，以至于连实际上缺乏这种勇气的人也思效法，如南朝范晔成为死囚，在狱为诗云：“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但这显然不是可以效法的，范晔临刑，“妹及妓妾来别，晔悲涕流涟”，以致与他一道受刑的外甥谢综讥讽他说：“舅殊不同夏侯色。”

对于嵇康之死，史家以一句“《广陵散》于今绝矣”表示叹惋，后世有人对此颇感不平，如宋人何薳在《春渚纪闻》中评论：“惜哉！史氏不能逆彼心寄，表示后人，谓其拳拳于一曲，失士多矣！”平心而论，史家所记，已相当富于表现力，内涵十分丰富，后人也正是通过他们笔下的寥寥数语了解嵇康之死的，而决不仅仅惋惜《广陵散》的失传；即便惋惜《广陵散》失传，也首先是对带走《广陵散》的那个人的惋惜，《广陵散》固然是绝响，嵇康也只有一个，所以“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从“顾视日影”，可见嵇康还想知道时间早晚，离受刑还有多久，在这最后的时刻还能做些什么；从“索琴弹之”，可见嵇康自信还能弹成曲调，他深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