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本报记者 黄 浩

“没有尊重、没有信任，就谈不上真正的师道；没有被尊重、被信任，也就很难成就好老师。”日前，在第八届粤港澳大湾区师德师风建设学术研讨会的圆桌沙龙上，华南师范大学研究员吴颖民的一番话引发了在场嘉宾的共鸣。这场围绕“涵养教育家精神，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主题展开的讨论，从两个“零容忍”切入延伸至“两张清单”，多位专家学者在观点碰撞中勾勒出当下师德师风建设的真实困境与破题路径。

讨论伊始，一个尖锐的问题被摆上台面：当教师因批评学生受到家长投诉，事实尚未查明之时校长该如何处理、教师又该如何自处？

湖南省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师德建设与发展研究科科长龚明斌带来的一组数据令人警醒：2024年以来湖南查到的涉师投诉6000多起，其中75%以上不属实。“这些不实投诉对教育生态、教师职业权威构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他建议，省级层面出台涉事教师处置工作指引，建立教育、公安、网信、司法联动机制，“让诬告者必然付出代价”。

广东省珠海市第一中学党委书记张六安给出的答案是“学校要为教师兜底”。“只要教师正常履行管理职责，学校就要为他们兜底。我们不能既让教师去管学生，自己又袖手旁观。”他介绍，珠海一中设立了专业委员会集体讨论投诉事项，出台投诉处理流程和班主任工作细则，目的是“不让任何一位一线教师独自承担育人过程中可能的风险”。

这一观点得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华的呼应。她进一步区分了“法律红线”与“师德底线”：“不能把犯法的事与师德失范混为一谈，师德是在做人底线之上担当职责。”她同时剖析了家长频繁举报的深层原因：学校本应是充满信任的“熟人社会”，但人口大量流动使社会变成“陌生人社会”，权益保障只能诉诸法律。因此，学校应当充当缓冲地带，“推动陌生人社会的规则转变为基于信任的熟人社会的规则”。

香港教育大学学校协作及体验事务处总监甘伟强从教师培养的角度提出，保护学生与保护教师“不应站在对立的两端”。“一个成熟的制度应做到两点：教师要为自己的专业行为负责，制度也要为教师撑腰，尊重教师合理的专业判断。”他表示，一个没有安全感的教师很难成为一个勇于担当的教师。澳门教师专业发展协会监事长陈志峰则结合澳门经验指出，面对外部压力，澳门选择由专业团体自发订立教师公约，“与其等人家从外部制定制度限制我们，不如我们自己来做”，这种自下而上的道德约束，反而让教师更愿意遵守。

如果说第一议题聚焦的是“出事之后怎么办”，第二议题则直指“日常如何管理”。近年来，多地出台“教师减负”清单，将教师从非教学任务中剥离出来；同时，有地方明确师德底线负面清单——不体罚、不有偿补课、不敷衍教学、不歧视学生，红线清晰。有教师反映：减负之后，大家反而愿意主动多做一些事。

对此，吴颖民直言，教师职业有着独特特点，“好老师一定不是管出来、约束出来的”。他提醒，若简单用量化方式评价教师，“像计件一样去评价绩效，这支队伍就会趋于僵化”。

郭华同样表示，“一方面要给教师创造条件，把空间留得宽松一些；另一方面，要让教师打心底里觉得这件事值得做。只要是为了学生成长，教师是愿意多做的。”

广东实验中学党委书记蔡骘分享的校本实践印证了这个判断。该校对教师看早读不作硬性规定，“你来了，我给你表扬；没来，我也不批评”。高考成绩不理想，也不追究任何一位教师的责任。“用刚性制度守底线、用良好生态树正气，同时给予教师专业留白的时间和空间。”

“我们要承认教师是专业人士，有其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精神、专业操守，这是一个基本判断。建立了这种认知再去考虑师德建设的措施，红线、底线当然要有，但更重要的是让这支队伍在被信任、被尊重的基础上感到更强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吴颖民最后表示，严管与厚爱并举，约束与信任同行，师德师风建设方能抵达更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