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末，上海越剧院到中国人民大学演出《梁山伯与{em=1327}英台》。学校特意请出 80 岁的老校长吴玉章观看演出。演到“哭坟”一场时，工作人员不安起来，他们发现前排正中一直笑容可掬的老校长神情变了，只见他微微低下头，眼睛闪出泪花，进而泣不成声！吴老为什么哭呢？

原来，吴老触景生情，想到了已去世10多年的妻子——自始至终深爱的爱人游丙莲！

1946年，游丙莲重病已久，一再传书带信，盼望正在重庆的吴玉章回家相见。老妻已经70岁高龄，这一病，怕是要不好了。

可是这时中国内战阴云正浓，国共对峙一触即发，办事处工作人员正在安排紧急撤退，减少人员。吴玉章作为公开了身份的四川省委书记，正是需要坐镇指挥、应对一切的时候，又怎么能走得开呢？

为此，他一边命儿子回乡侍母，一面等待转机。

这一等，就等来老妻去世的噩耗。这让吴玉章极其痛苦。

在吴玉章看来，老妻对他恩义深重。

他18岁那年，娶了20岁的寒门女子游丙莲，一个旧式农家女儿，裹过脚，几乎不识字，但是两人却能互敬互爱，婚后3年多，育有一女一子，正合一个“好”字。

可是这样的生活只持续了6年多。为了谋求国家的出路，吴玉章不顾“妻贤子幼”，于1903年东渡日本，从此，他与妻子游丙莲开始了长达44年的分居生活。新媳妇变成了晚辈口中的 “幺婆”（吴玉章排行最小，被称为幺公），少妇变成了老妪。

而吴玉章自己呢，虽说将妻子留在家乡，自己革命在外，但是他的身边始终未有他人，多年来颠沛流离，形同单身。所以他说：“我是对得住我的妻子的。”

吴玉章之所以视游丙莲为婚姻的最后归宿，做到平生不二娶，他曾在《六十自述》中谈及三点理由。

“第一，是因为我既从事革命，不能顾及家庭。我有一儿一女，家里又穷，全仗她为我教养儿女。我在日本留学时，家曾断炊数日，终赖她勤俭得以使儿女长成。古人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何忍负之？！”吴玉章几十年奔走革命，很少能顾及家庭，家中全赖游丙莲含辛茹苦，勤俭度日，免去了后顾之忧。因而，妻子对他，不仅夫妻情重，而且恩义难负。

在四川荣县的旧居里，至今仍然挂着两张游丙莲的照片。第一张全家合影，吴玉章西装革履，风华正茂，而她面对镜头略略侧坐，姿容秀丽，姿态娴雅，是吴玉章从日本归国返乡所照，时间在1911年左右。在第二张照片里两人凭几而坐，她微微佝偻，发式后梳，脸窄而长，两颊内陷，已然年华逝去，与仍旧盛年的吴玉章坐在一起，显得并不般配，是20世纪20年代吴玉章回乡所照。也许在吴玉章的眼中，妻子的衰老正是她为家庭辛苦付出的证明，值得他尊重爱护。

而他的第二点原因是：“乡里贫贱之人一到都市，或稍有地位，则狂嫖滥赌，抛弃妻子，另纳新人，往往使可怜的原配孤苦伶仃或饮恨而死，为世诟病。我为挽救此种恶风气，以免青年人受到家庭的阻碍而不让其远行，故以身作则，以塞顽固者之借口。到了我相信共产主义，并听到以共妻来诬蔑共产党以后，我更以共产党的道德，坚强我的操守，以打破敌人无稽的谰言。”这是多么质朴和真切的理由啊，正说明他的婚姻道德源于自觉的养成。

而第三点原因更令人感佩：“真正要以共产主义打破人压迫人的制度，除了消灭财产私有而外，还有男子压迫女子、欺负女子的问题。这是一个道德问题，这是数千年习惯的问题，不是空言解放女子、男女平等就可以转移风气，必须有一种坚忍不变、人所难能的毅力以移风易俗才会有效。我觉得我生在这新旧过渡时代，以我个人的苦痛来结束旧的道德，过渡到新的道德，使在我以后的人不至再受这种苦痛，就要建立共产主义的婚姻道